我们的考古学家与神学家的心里是没有我们时代最开始几世纪中这个年轻世界的。他们热衷的是晚期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情景，对于中东的情形，他们就只认为它是原始的，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屡屡策骑奔袭罗马军团的帕提亚队伍是玛兹达教所赞美的骑士团；其军队是有十字军精神的。基督教假如没有被假晶现象的力量完全束缚住，它也是可以如此的。精神是有的——泰图良谈论过“基督的民军”，圣礼便是士兵的效忠宣誓。但是直到后来，基督才变成英雄，其臣仆们才为他去攻击异教徒；当时，在罗马疆界之内是不清楚有什么基督教贵族与武士的，他们只知有罗马副将；并不知有城堡，只知有营垒；并不知有比武，只知有处决。虽然这样，严格地说，115年图拉真进军东方时爆发的并非一次帕提亚人的战争，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的十字军，目的是为了报复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塞浦路斯的所有异教居民（“希腊人”）——据说是二十四万人——全都被屠杀了。犹太人防守的尼士比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喜欢战争的阿狄阿俾尼（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平原）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历次帕提亚与波斯反对罗马的战争中，犹太人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上流社会及农民，封建性的征兵，往往是在前线作战。
拜占廷也没能完全逃脱来自阿拉伯封建时代的影响，在晚期的古典行政形式的外壳之下，采邑制度（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内地）出现了。那里有势力的家族，它们的忠顺是让人怀疑的，其野心是想取得皇位。“这种贵族原先是被限制在首都的，无皇帝的同意便不准离开；他们后来搬到地方上的广阔田庄去了。从第4世纪起，这种地方贵族事实上成为一个‘等级’，慢慢地对于皇室的控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
与此同时，东方的“罗马军队”在不到两个世纪中由一支近代型的军队蜕变成为了一支封建性的军队。在公元200年前后，塞弗茹斯时期的改组中，罗马军团消失了。在西方，军队堕落成一群群打家劫舍的游民，而在东方却在第4世纪时出现了一种真正的骑士制度，虽然出现得晚一些——这一事实蒙森早就指出来了，但不明白其意义。年轻的贵族在单骑作战、马术、弓矛的使用诸方面得到良好的教育。公元260年前后，加力伊努斯皇帝——他是柏罗提那的朋友，是特里尔的尼格拉门的建立者，是军人皇帝时期最让人注目与最不幸的一个——用日耳曼人与摩尔人建立了一支新式的骑兵，当作自己的亲兵。有一件事实让这种变化产生了。
有意义的说明便是，在军队的宗教中，旧时的城市神让位给了假借“战神”马尔斯与“大力士”赫丘里兹名义的崇拜个人英雄气概的日耳曼神。戴克里先的御林军并非塞弗茹斯所废除的禁卫军的替代品，却是一支人数少、驯练精良的骑士队伍，至于孔密特、一般性的征兵，却是按“纽莫”或连构成的。它采用所有早期的战术，而让人凭借个人的勇敢而自豪。进攻采取所称作的“野猪头”的日耳曼形式——这种密集队形在技术上称为方阵。我们发现，在查士丁尼统治下，一种正好相当于查理五世的雇佣步兵制的制度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这种制度中，夫伦兹堡型的佣兵队长将专业的武装建立于地域的基础上。纳西斯的远征被普罗科匹阿描写得就像人们对于华伦斯坦的巨大的募兵军事行动所能够描写出的一样。
可是在这最初几世纪中也产生了一种枚斋型的、包容于阿拉米语地域有名学派中的光辉的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这些学派是忒息丰、累西那、贡的萨坡拉等地的波斯学派，素拉、尼赫底、肯奈斯林的犹太学派。它们是天文学、哲学、化学、医学的辉煌的根据地。可是向西走，这类壮丽的景观也被假晶现象给歪曲了。这类知识中的具有枚斋特点的因素在亚历山大里亚采取了希腊哲学的形式，在贝鲁特采取了罗马法学的形式；其被写为古典文字，被塞入异族的早就僵化了的文学形式之中，被一种结构完全不一样的文明的古老逻辑所歪曲。阿拉伯科学始于这个时代，并非在伊斯兰教的时代。可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学者所发掘出来的仅是亚历山大里亚与安提亚克两地穿上了晚期古典外衣的东西，他们毫不明白阿拉伯早期的巨大财富，也不明白阿拉伯研究工作与观点的关键所在，所以出现了一种荒唐的想法，认为阿拉伯人是古典人的精神上的后裔。其实，语言学家的疆界的“那边”——自以得撒的眼光看来——所产生的所有事物，在西方人看来虽然像是“晚期古典”，精神的流风余韵，实则仅反映了早期阿拉伯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便要探讨假晶现象对阿拉伯宗教有何影响了。
古典宗教是大量实行分别祀拜的，对阿波罗型的人而言这种形式是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而对一切异邦人而言，却在本质上是无法接受的。这种形式的祀拜一发生，我们便有了古典文化；在罗马后期，其本质起了变化，于是古典文化的精神也便完结了。在古典的景观之外，它们从不曾是真实而有生气的。神总是被限制在一个地域并被一个地域所限制，这是与静的、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情感相合乎的。与这相对应，人与神的关系便采取了一种地方祀拜的样式，它的意义在于仪式的形式，而非仪式后面的教理。当时的人口在地理上是分布成无数点的，因此在精神上，其宗教便被细分成这种细小的祀拜，相互完全独立。能够增加的仅是数目，并非范围。在古典宗教中，增殖是生长的唯一形式，所有传教活动都是被摒弃了，由于人们可以实行这类祀拜而不必归属于它们。并无同信仰者所组成的团体。雅典的后期思想虽然有了关于上帝和它的礼拜的较为普通的看法，但其成就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它仅迎合少数思想家的心意，对于民族——也就是城邦——的感情一点影响也没产生。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枚斋宗教的现世形式——教会、信徒的结社，它不知道有家存在，不知道有尘世的疆界，它相信耶稣所说的，“只要有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我便在他们中间。”不言自明，这种信徒必须相信仅有一个善良的、真正的上帝，其他的神都是邪恶的、虚假的。这种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基础并非表达与表白，而是许多象征性行为的秘密力量、魔力，假如要其发生效力，那便必须确切地明白其形式与意义，并加以实行。明白这种意义的是教会——事实上，教会本身便是一个受过教导的人的团体。因此，任一枚斋宗教的重心不在祀拜，而在一种教义，在教理。
当古典世界在精神上强大有力时，所有东方教会向西方形式蜕化的假晶现象便在继续进行。这是混溶教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波斯宗教采取了祀拜密司拉神的样式，迦勒底与叙利亚的因素成了对星神与多个巴力神（朱匹忒·多立溪努斯、萨拜齐乌斯、无敌的索尔、阿泰佳提斯）的祀拜，犹太宗教采取耶和华祀拜的形式（对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团体并无其他名称可用），原始的早期基督教也一样——正像保罗书信与罗马的陵寝所清楚地表明的——实际上是一种耶稣祀拜。
各色各样的宗教（大约从哈德良皇帝时起，它们便将真正古代的古典神神祇彻底赶到后台去了）虽然大声疾呼，认为自己是唯一真信的显示——爱西斯自称是代表所有男神女神的唯一真神——事实上，它们全都带有古典分离主义的标记，也就是说，其数目在无限地增多；任何一个团体都坚持自己的主张，都是地方性的；所有寺庙、陵寝、密司拉祠、家庭礼拜堂全是神圣的地点（虽然不是正式这样表示，但有这种感情），都是神据之地。不过，就在这种虔信中，枚斋感情也照样存在的。古典的祀拜在于实行，一个人爱祀拜多少便能够祀拜多少，可在这些新式的祀拜中，一个人仅归属其中的一种，且仅限于一种。在旧式的祀拜中，宣传是无法理解的；在新式的祀拜中，宣传是理所当然的，宗教行为更加走向教义方面。
自公元2世纪起，阿波罗精神慢慢衰微，枚斋精神越来越昌盛，关系颠倒过来了。假晶现象的后果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是西方的祀拜，慢慢变成一种东方式的新教会了——这便是说，从分散祀拜的总体中涌现了一个信仰这个神与教仪的团体——所以就像早期的波斯与犹太民族所经历过的一样，产生了一种枚斋式的希腊民族。从严格规定的祭祀与密仪的细节的形式中产生了一种关于这些动作的内在意义的教义。祀拜现在能够相互代替了，人们不再按古老的方式去进行了，他们无非成了其“信徒”罢了。地方的小神变为——改变的重要性谁也未注意到——真正在当地的大神。
近年来，混溶主义受到了人们仔细的考查，可是其发展线索——由东方的教会变为西方的祀拜，随后相反地又由西方的祀拜变成东方的教会——却被迷失了。但是没有这把钥匙便很难理解早期基督教的教史。在罗马所发生的战斗是作为祀拜神祇的基督与密司拉神之间的战斗，它在安提亚克以东却表现为波斯教会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可是基督教在受到假晶现象的影响、开始在精神发展方面面向西方之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战斗并非要反对真正的古典神祇。对它们，它从未面对面的冲突，因为公众的城市祀拜早就内在地死去了，对人们的心灵已经无一点控制力量了。不可轻侮的敌人是异教或希腊主义，那是用一个强大有力的新兴教会之身份而出现的，生来具有基督教本身相同的精神。结果，罗马帝国往东不但有一个祀拜教会，并且有两个，假如说，其中一个将基督的信徒囊括无余了，那么，组成另一个的那些团体虽然贴上成千上万样不同的标签，但却都有意识地在崇拜同一个神祇。
关于古典的宽容精神已经写得非常多了。一种宗教的性质可以从他的宽容限度看得最明白，古典宗教也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有这种限度的。当然，这些宗教的一种本质特征是它们数目非常多，另一本质特征是，它们是一些纯粹讲究仪式的宗教；因此对它们而言，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宽容问题是不存在的。但却主张、要求对上述祀拜仪式尊重，很多在言语上或在行动上违背了这一规定的哲学家，甚至无意识违背规定的异方人是能懂得古典的宽容限度的。枚斋教会的彼此迫害与这不同；拜一神教徒为了自己的信仰有责任阻止他去承认错误的教义。古典祀拜能够宽容耶稣祀拜，承认它是自己的一支。但是祀拜教会却必定会攻击耶稣教会。基督教徒所遇的所有大迫害（正好相当于后来异教所遭的迫害）并非来自“罗马”国家，而是来自这种祀拜教会，仅因祀拜教会既是民族，又是祖国，所以迫害才是政治性的。
要知道，凯撒崇拜的面具之下有两种宗教的惯例。在西方的古典城市中，特别是在罗马，一种特殊的对于先帝亡灵的祀拜是作为那种欧几里得式的感情的最终表现而出现的，便是要求实体单位的人与实体单位的神应有合法的并且是圣仪的交往。另外一方面，在东方，结果便出现了一种视凯撒为救主、为神人、为所有混溶派信徒的弥赛亚的教义，它被这个教会用最高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供奉皇帝是教会的最重要的圣礼——正好相当于基督徒的洗礼——这便让我们容易理解在迫害的日子里，对于这些行动的命令与违抗的象征意义了。全部这些教会都有其圣礼：波斯人的荷麻饮、犹太人的逾越节祭品、基督教徒的圣晚餐之类的圣餐；对阿狄斯神和密司拉神的类似仪式；曼第安教徒、基督教徒、埃西神与西比里神的崇拜者的洗礼等。实话说，异教教会的个别祀拜几乎是能够看成教派与教团的——这种看法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相互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