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醒觉意识中理论思维的发展引起了一种活动，让一种新的冲突——存在（生存）及醒觉存在（醒觉意识）之间的冲突——成为无法避免的。在动物的小宇宙身上，生存与意识结合成生命的不辨自明的统一体，它只知道意识是为生存服务的。动物只是在“生活着”，但它并不能思考生活。可是，因为眼睛的专断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言的，生活被呈现成光亮照耀下的一种能看见的实体的生命；因而，当悟性与言语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悟性马上形成了一种关于思维的概念，且同时形成了一种关于生命的相反的概念，结果，它将实际的生命与可能的生命区别开。我们有的是“思想与行动”这一提法中的对立物，而非率直的、不复杂的生命。动物身上根本无法具有的东西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但变成了可能的，而且变成了事实，最后变成了交替物。成熟了的人类的所有历史及其所有的现象都是它所形成的，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高级，这个对立在它的有意识的存在中的重要时刻便越起着充分的支配作用。
植物性的宇宙，也就是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优势，并且保持着这种优势。它们便是生命。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替生命服务的。可是这些其他东西想要去统治而不愿去服务；并且，它相信它已经在统治了，因为人类精神所提出的最坚决的要求之一便是需要具有控制身体和控制“自然”的力量。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信念岂不就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服务吗？为何我们的思想刚好恰是如此去想呢？也许是宇宙，是“彼物”让它这样去想的吧？当思维将身体称为一种概念，当它确认身体是可怜的并让血的声音归于沉寂时，思维便显示了其力量。但是，事实上，血还在统治，因为血在无言地控制思维活动的启动与终结。言语与生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没有意识，没有知性的生命，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思维只在“思维的领域”中进行着统治。
不管我们说思维是人类所创造的，还是说高级人类是思维所创造的，那都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区别。但是思维执着地将自己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由于它漠视或不关心除了它自己以外还有其他的确定的事物的方式这件事实，它便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考察整体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思维方面的大师——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他们都几乎成了唯一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无需证明的是，冷酷的抽象的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而且，他们还认为一样无需证明的是，他们沿着这条途径所获得的“真理”与他们用来当作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并非像实际的情形一样，只是一种代替无法明了的、秘密的、想象的图景。
虽然人类是以一种思考的形式存在，但并不是说，人类存在就在于进行思考。这种区别是天生的穿凿附会者所无法理解的。思维的目标被称作“真理”，而“真理”是被“建立”的——换言之，它被从光的世界中的活生生的无法知觉的触性中取了出来，变成了概念的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于永久性的地位，这种体系意味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也就是说，它们与生命再无关系了。
但是，对于一个动物说来，真理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事实。这便是实际的悟性与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所在。事实与真理的区别，就和时间和空间、宿命和因果的区别是相同的。事实专心地侍候着整个醒觉意识，为存在服务，而并不侍候醒觉意识中妄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历史，仅知道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仅与事实打交道。有意志、有行动、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天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的威力面前的力量，他将纯粹的真理看得并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仅知道有政治的事实，而不知道有政治的真理。彼拉多的有名的问句就是任何一个重视事实的人的问句。
尼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让科学与真理及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虽然对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这种办法是廉价的，甚至是不敬的。他们认为其整个存在的理由都受到了它的攻击。笛卡儿怀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然并不怀疑其怀疑本身的价值。
然而，提出问题是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植物生活着，但它并不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生活着，但它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人类则被其生活所惊，并环绕着他们的生活提出种种问题。但是，人类也无法为他自己的问题找出解答，他只能相信其解答是正确的，在这个方面，亚里斯多德与最卑贱的野人是毫无差别的。
然而，秘密为何要被揭穿，疑问为何要得到解答呢？这难道不正是因为那种从儿童的眼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感所产生的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人类醒觉意识的可怕的禀赋所致的吗？这种醒觉意识迫使现在已从感觉获得自由且正在孕育着心理的悟性极力寻求着解答，而这种解答就意味着解脱。在知识方面的坚定信念能否让我们从重大问题的梦魇之中获得解放呢？
“懔然敬畏的心情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贵的方面”。被命运剥夺了这种禀赋的人必然要去发现秘密，要去研究、剖析与破坏那令人敬畏的事物，从中得到知识。追求体系的意志是一种想要扼杀活生生的事物、想要让它“建成”、稳定、僵化、想要让它束缚于逻辑秩序中的意志。才智如果完成了僵化的任务，才智便取胜了。
这种通常被视为“理性”与“悟性”之间的区别，实际是先见、眼力与悟性本身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我们的植物性方面的属性，它利用眼及词的语言；后者则是我们的动物性方面的属性，它是由语言演绎而来的。在这种意义下，“理性”是让观念进入生命的东西，“悟性”则是发现真理的东西。真理是无生命的，是能够灌输的观念属于创造它们的人的活生生的自我，是只能同情地被唤起的。悟性实质上是鉴别性的，“理性”实质上是创造性的。后者产生其活动中的对象，前者则是从对象出发的。事实上，悟性鉴别最开始是在日常的感觉中实行与发展起来的——儿童是从感觉与判断中学会理解与区分的。随后，鉴别由这种联系中被抽象出来，从此，它便独自活动，它需要一种替代来代替从前曾作为其对象的感觉活动。这种替代仅有既存的思维方式才能赋予它，现在，鉴别便是依照这种替代来进行的。如此，仅有如此，才是思想——并非随便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东西。
由于很早以前，在原始人类还未开始抽象地进行思考时，他便为自己形成了一幅宗教的世界图景，悟性开始鉴别性地进行工作的对象便是这个图景。科学往往是在一种宗教及其所有精神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的基础之上萌发出来的，其意义只在于对这类教义加以抽象的改良罢了，由于这类教条不够抽象，所以它被认为是错误的。它在所有原则、问题的提法与方法方面总是依据一种宗教的核心。悟性所发现的任何一件真理无非是对已有真理的一种鉴别性判断。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所包含的后果是，在悟性的世界中只有相对正确的东西，也就是，总会有比其他的判断更具说服力的判断。鉴别性知识的基础是，相信今天的理解比昨天的理解好。让我们不得不怀抱这一信念的又是生命。
作为鉴别的鉴别能解决大问题呢，还是只能提出大问题呢？在知识之初，我们相信前者。但当我们所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相信后者。我们只要怀有好奇心，我们便称秘密为问题。
因此，对于有意识的人类来说，有一个双重的问题，那就是醒觉存在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或空间的问题与时间的问题，或作为自然的世界的问题与作为历史的世界的问题，或节奏的问题与紧张的问题。醒觉的意识不仅想理解它自己，而且还想理解与其类似的某些事物。虽然一种内心的呼声可能告诉人们说，在此，获得知识的全部可能性都不存在，但即便如此，恐惧心还是硬要说服——每一个人——并且继续探求下去，甚至宁可假装获得了解答，而不愿自认是徒劳无功。
醒觉意识是由感觉与悟性所组成的，其共同的本质是让自己不断地适应大宇宙。在这个限度之内，无论我们是从鞭毛虫的触觉还是从最高级的人类的思维来考虑，醒觉意识与确定是等同的。醒觉意识在如此感到外界对它自己的接触时，它便第一次碰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认知或认知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这类术语的原始意义与它们后来被制定的意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醒觉与睡眠之间的关系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按照星辰的运行而交替出现，认知与梦也是交替出现的。这二者有何不同呢？
可是，醒觉意识——无论是感觉的还是悟性的——与事物及属性、与认知及被认知的对象、与对象及事件等对立的存在的意义是相同的。这类对立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便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将一对感性的因素称为“原因”与“结果”，或将一对智性的因素称为“前提”与“后果”时，我们便是在它们中间确立着一种力量与等级的关系——有其一便必有其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类关系中，时间是一点也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命运的事实，而是因果性的真理，不是“何时？”而是法定的依存。毫无疑问，这便是悟性的最光明的活动路线。人类最幸福的时刻大概便是这类发现所带来的；因而，他便由这些直接打动他的、近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对立物出发，作出一系列的没有穷尽的结论，直到关于自然的结构的最早的与最终的原因，他称这种自然是上帝与世界的意义。他集中且整理可以检查其体系、其关于规律关系的教条，并在其中找到对于无法预见的事物的避难所。可以论证的人便不再有恐惧。但因果关系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呢？它是在于认识的过程，是在于被认识的事物，还是在于二者的结合呢？
张力的世界本身肯定是僵硬的、死板的，也就是“永恒的真理”，是超越时空的东西，是变成一种状态的东西。可是，醒觉意识的现实世界却是充满变化的。这种情形一点也没有惊动一只动物，但它却让思想家的思想变得一筹莫展，由于静止与运动、持续与改变、已成与方成等对立物表示一种本质上“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从悟性看来必然含有一个错误判断的事物。无法用真理的形式从感觉世界滤出来的东西，难道能算得上一件事实吗？反过来，世界虽然是作为没有时间的东西而被认知的，但是时间因素仍然依附在它的身上——紧张表现为节奏，方向与扩张相联系。因而，悟性意识中的所有存在问题的事物便归结为一个终极的、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运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