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自由的和抽象的思考无以施技了，我们开始看出，说到底，小宇宙是依存于大宇宙的，就像单个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并不是由身体所构成的，而是由身体的外壳所构成的一样。生活能够离开思维而存在，但思维仅是生命的一种方式。思维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尽管非常高，但事实上却是生命利用思维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给思维一个与解决抽象问题很不相同的活的目标。对思维来说，问题的解答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对生活来说，它们分为有价值的或无价值的，假如求知的意志在运动问题上失败了，那或许是因为生活的目标在那一点上达到了。即使这样，也恰好因为这样，运动问题依然是所有高级思维的重心。所有的神话和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起源于人类面对运动的秘密时所产生的惊奇之感。
运动问题立刻直接接触到了生存的秘密，这些秘密对醒觉意识既是陌生的，又是无情地压迫。当我们将运动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时，我们是在证实我们有一种意志，要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要去理解什么时候与为什么、宿命、血以及所有我们的直觉过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生来有视觉，于是我们便想方设法要将它放在光中，放在我们的眼前，为的是在字面上理解它，将它弄明白，就跟弄明白一件能够触知的事物一样。
由于这是一件观察者所未意识到的具有决定性的事实——他倾尽全力寻求的目标，并非生命本身，而是要看到生命，并非死亡，而是要看到死亡。我们试图去理解宇宙，当它出现在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时，当它显现为生与死、产生与消亡之间的光的世界中的实体生活时，并将身体与心灵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将心理上的固有的东西体验成感官上的外来的东西的能力所绝对必然地要引起的结果。
我们不但生活着，而且知道自己是“生活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在光中存在的结果。但是禽兽只知道生活，而不知道死亡。假如我们纯粹只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我们死时便不会意识到死，因为感到死和死是等同的。但是动物听到了死的呻吟声，能看到死的躯体，嗅到了死尸的味道，但却不懂得死这件事情。只有当悟性通过语言，脱离视觉的知晓，而变成纯悟性时，人类才将死看成周围光的世界中的大谜。
那时，也只有在那时，生命才变成生与死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关于生的另一神秘也才在对死的关系之上出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动物对于所有事物的分散的恐惧才变成了人类对于死的明确的恐惧。这种情形让男女之爱、母子之爱、世系、家族、民族——因此最后尚有世界历史的本身成为宿命的无限深刻的事实及问题的现有样式。死是任何一个生在光中的人类的共同归宿，死被人们视作关于罪恶与惩罚的，生存被视作是一种赎罪的观念，有这一光的世界以外的新生活的观念，有结束对死的恐惧的超度的观念。在有关死的知识中产生了我们作为人类而不是兽类的世界观。
人分为天生宿命的人与因果的人。在纯粹生活着的人与那些是因为心理的能力，或者是因为血的特殊性而成为“才智之士”的人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界。这些纯粹生活的人，比如说有农民与战士，政治家与将军，熟知世故的人与事务家，任何一个想获得成功、想执掌政权、想战斗、敢冒险的人，组织家或企业家，铤而走险的人或暴徒或赌棍；后者则是圣徒、僧侣、学者、理想家或理论家。节奏与紧张、存在与醒觉的存在、动因与观念、循环器官与触觉器官——在重要性的人身上，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显然占有支配地位。在所有喜欢批判、好沉思的人身上都无动因及冲动，没有了解人、了解事的明智，没有所有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完全异于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对自己的命星的信仰，没有在决定性时刻仗义直言的血气的声音，没有替一切目标和手段作辩护的坚定的、沉着的信心。哪怕是一个务实的人的脚步声也与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声不同，它更踏实，在思想家身上，纯粹的小宇宙与土地没有坚实的联系。
命运让人成为敏感的、逃避事实的人，或是成为活跃的、轻视思维的人。但是，活跃型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则有一个器官可以在不依靠（甚至违背）身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当这个器官想要控制它自己的世界而同时又要控制现实时，情形便会变得更糟，因为那时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关于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全在不允许辩驳地指出事情应该成为何种样子和如何让其成为那个样子——所有的理论全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这个假定便是，人人都与理论家一样（或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眼高手低。
这类理论即便上场时有一种宗教的全部权威或一个名人的声望作挡箭牌，它们也从未在任何事物中丝毫改变过生活。它们只不过让我们对于生活的想法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罢了。这正是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读得多的时期的劫数，它们用关于生活的思维和关于思维的思维之间的对立，来永远混淆生活和思维之间的对立。所有的世界改良家、僧侣及哲学家都一致认为，生命是缜密的思维最适宜的对象，但是人世的生活则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丝毫不管别人说什么。甚至当一个团体成功地“按照规定”来生活时，其所有成就充其量也只是某一本未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关于它自己的附注罢了——假如除了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之外，还有篇幅谈到的话。
因为，归根结底，只有活跃的人、具有命运的人，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决策的世界之中的，在那里，概念与体系并不重要，或并不算数。在那里，一次机敏的打击比一个睿智的结论更重要。所有时代的政治家与军人全都看不起那些自以为世界历史是为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卖稿家”或“书呆子”，这是有道理的。让我们明确地说吧：从感觉分离出来的悟性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非其具有决定性的一面。一部西方思想史能不包括拿破仑的姓名，但在一部现实史中，纵然阿基米德有许多科学发明，但却可能还不如侵略叙拉古时杀死他的一个士兵的影响大。
重理论的人的缺陷在于，他们相信他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非在重大事件之中。例如，对于政治诡辩派在雅典或伏尔泰和卢梭在法国所起的作用，他们便完全弄错了。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常常并不“明白”，但那却并不妨碍他满怀信心地沿着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反过来，政治空论家永远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其活动一旦超出了书本的范围，便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因而也就是最无价值的。在动乱的年代里，比如阿提卡的启蒙时期、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时期，这类干预经常出现，那时，舞文弄墨的空论家渴望参加人民的实际历史，不再去忙于建构体系。他误解了自己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原则和计划只属于一种文献的历史，而非一切其他历史所属。真正的历史并非是通过反驳他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而去对他作出裁决的。一个柏拉图或卢梭——较次的才智之士更不用说了——可以建立抽象的政治结构，可是对亚历山大、西庇阿、凯撒、拿破仑以及他们的计划、战争与决策来说，这类抽象结构是毫无意义的。思想家倘若高兴或许也会谈论宿命；但有了这类人物代表的宿命便够了。
在小宇宙存在的多样性中，我们往往遇到一种群众单位的形成（通常是在鼓动下而形成的），这是一种高级的存在，不管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顷刻之间出现的，它都具有个人所有的全部情感及激情，这种感情的本性是无法捉摸的，不是推理所能理解的——虽然行家能够了解、能够好好依靠它们所作出的反应。在此，我们也应将一般动物单位与纯粹的人类结合区别开来；前者是被感觉到的，是完全依照存在和宿命的，像翱翔高空的飞鹰或进攻的军队的行径一样；后者则是依赖悟性的，是在意见相同、知识相同，或者是目标相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
人们无需有获得宇宙节奏相同的愿望便能够得到它；共同立场的相同却是在人们愿意时才获得的。一个人能够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因为这涉及的仅是个人的醒觉意识。可对于一种宇宙性的一致，一个人完全为它所制约，并以其所有存在都受制于它。这一类一致中的群众容易为热情的激动或惊恐所掌握。他们在厄琉息斯（阿提卡的一个城市）或卢耳德是叫嚣忘形的，或如同德摩比利会战的斯巴达勇士们与维苏威战争中的最后的哥特人一样，是英雄般的坚定的。他们将自己组织得就像是进行曲、合唱和舞蹈的音乐，像纯种的人与纯种的动物一样对明亮的色彩、装饰、服装和制服的印象非常敏感。
这类被刺激起来的人群是有生有死的。知识团体只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总和，因加减而发生变化，除非或者说直到（正如时常发生的）意见的完全一致是如此的感人，以致到了纯粹的程度，并且突然从总和中造出了一个存在。在所有政治转折点上，话语能够变成命运，意见能变成激情。一群偶然联合的人在街头上形成群体，他们具有相同意识，相同感觉，相同语言——直至那短命的心灵一闪而灭，各人又各奔东西为止。在1789年的巴黎，这类情形天天都在发生——每当听到“处死他”的喊声时。
这种心灵有其特殊的心理，懂得这种心理对于从事公共活动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单一的心灵是任意真正的等级或阶级的标志，无论它是十字军的武士和军人等级，是罗马的元老院或雅各宾俱乐部，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上流社会或普鲁士的乡“绅”，是农民或行会，是大城市的群众或深山僻谷的人们，是迁徙中的民族与部落或穆罕默德及一般新创立的宗教或教派的信徒，还是大革命时的法国人或解放战争时的德国人。我们知道，这类最强有力的存在便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发生的，从千百年的生存中将所有低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融为一体。
历史上的大事全都是由宇宙级的存在，由民族、军队、阶级、党派来进行的，但才智的历史却是在松弛的会社和学派、团体、各种教育阶段、“倾向”和“主义”中进行的。在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刻，这类人群有无一个领袖，或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偶然出现的领袖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只是一些抬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人物像罗伯斯庇尔或庞培之流——这又是一个命运问题。政治家的特征是，他对于在时代潮流中形成起来又消解下去的这些心灵，对于其力量与持续力，对于其方向与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辟的洞察力。即便这样，究竟他是一个可以控制它们的人还是一个被它们所左右的人，这也是一个偶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