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坡尔一世统治时期，在242年出现了一位新的宗教创始人。这便是摩尼，他抛弃了“无救主的”犹太教与希腊主义，将所有的枚斋宗教结合成为历代最有权威的宗教创造之一，所以玛兹达教的祭司们在276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父亲（他在暮年弃家加入一个曼第安教团）用当代各个方面的知识来武装他，他将迦勒底教徒与波斯教徒的基本概念和使徒约翰的、东方的基督教的基本概念结合为一——这一工作以前在巴蒂撒尼斯的基督教波斯教灵界知识中曾经尝试过，但是却无一点创立新教派的意图。他想到了信徒约翰的逻戈斯的神秘形象（对他而言这等于波斯教的弗胡·玛诺），想到了《阿维斯塔经》传说中的琐罗亚斯德，想到了作为神圣化体的晚期经文中的佛陀，而且宣布他自己是《约翰神音》中的保惠师与波斯人的沙夏安。我们应对吐鲁番的发现表示感谢，它包括了部分的摩尼著作（在此之前已完全失散），我们今天能够得知玛兹达教、摩尼教与聂斯托利派的宗教语言是培利维语，与通行语言毫无关连。
在西方，两个祀拜教会（用希腊文）发展了一种神学，它不但与之同源并且在极大程度上与它相等。在摩尼时代，阿拉米-迦勒底的太阳宗教与阿拉米-迦勒底的密司拉祀拜开始在神学理论上联合成为一个体系，属于这个体系的第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是爱安布立卡斯（大约300年）——他是阿泰纳西乌斯的同时代人，也是那位在295年将密司拉推崇为独拜一神的国教之上帝的戴克里先皇帝的同时代人。不管怎样，其祭司在精神方面与基督教的祭司是别无二致的。蒲罗克鲁在梦幻之中接受了一段关于艰深经文的阐释；在他看来，《蒂迈欧篇》与迦勒底的神谕都是经典，但他却宁可看到全部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全部遭到破坏。
其圣歌，作为一个真正的清修之士的苦恼象征，祈求太阳神与其他救助者保护他反对邪恶的魔鬼。亥罗克利斯为毕达哥拉斯派社团的信徒写了一部启发德性的日课祈祷书，这需要敏锐的目光才能将它和基督教著作区别开来。辛尼西乌斯主教在其变成基督教的高级教士以前曾经是新柏拉图派的一位总教长——这个变化并不包含一个转变的行动；他保持了其神学而仅变更了其名称，这就给新柏拉图派信徒希腊哲学家阿斯克力庇亚第斯提供了写成一部关于各种神学的相似性的巨著的可能性。我们拥有与基督教相似的异教福音及圣徒传。阿波罗尼乌斯撰写毕达哥拉斯传，马里努斯撰写蒲罗克鲁传，达马希乌斯撰写依希多尔传；这些始终是贯穿着祈祷词著作及基督教的殉道者行传之间是没有一丁点的差别的。坡菲立将信仰、爱心、希望与真理描写成为四种神圣的要素。
假如我们从以得撒往南看，我们会看到介于这些东方与西方教会中间的是他勒目法典派教会（犹太人礼拜集会），用阿拉米文作为它书写的语言。在这些坚固而强大的创建面前，犹太—基督教徒（例如伊便尼派与爱尔卡撒派教徒）、曼第安派教徒、同样还有迦勒底派教徒（除非我们将摩尼教视作这一教派的重建），是不能保持其固有的全部的。它们瓦解成为数不清的宗派，或者消失在大教派的阴影里，或者合并在其结构之内，就好像最后的马桑派与孟他奴派合并在摩尼教中一样。300年左右，在异教、基督教、波斯教、犹太教及摩尼教诸教派以外，已不再有重要的枚斋教派存在了。
和成熟的经院哲学一起，自公元200年起，开始了一种目的是让可见的社会——因为其组织已经变得愈发严格——和国家组织相等同的努力，这是作为枚斋人的世界感情的必然结果而出现的，而后它又依次导致统治者向哈里发——作为教社的治理者超过作为领域的君主——的转化；导向一种作为真正公民身份的前提的正统观点；导向迫害伪教的职责（伊斯兰教的“圣战”是和这一文化本身同样古老的，并且在最初的世纪中充满了它）；导向这个国家内部对待异教徒的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异教徒恰好被宽容且被安置在自己的法律与政府之下（由于上帝所颁赐的法律是不适用于异教徒的）——而和它一起到来的却是一种隔离的生活方式。
最开始，在阿拉米的图景中心，奥兹尔欧尼在差不多200年采取基督教作为其国教。而后玛兹达教在萨珊帝国取得了同等的地位（226年），同时在奥理略（死于275年），尤其是在戴克里先（295年）统治下，作为一种崇拜先帝、索尔与密司拉的混合物的混溶宗教却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亚美尼亚国王特达特大约于公元821年，乔治亚国王米连在稍后几年，都转向了基督教。在遥远的南方，萨巴在3世纪肯定已经改而信奉基督教，阿克苏姆则在第4世纪；在另外一方面，与此同时，希姆雅尔国改而信奉犹太教，而且还作进一步努力——朱理安的努力——试图把异教教会重新推上最高的地位。
与此不同——在这一文化的一切宗教中都是这样——我们也发现修道生活的散布，通常带有它对于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极其厌恶。由于存在和醒觉存在之间——即政治和宗教之间、历史和自然之间——的所有冲突毕竟无法完全由枚斋教会的形式及它与国家或民族的相等同来控制。在这种精神创造过程中，种族突然进入生命之中，而且超过了神圣的部分，这正好由于后者曾经吸收了世俗部分。可是此外并没有发生像在哥特时代那样的教会和国家的冲突，其结果是民族内部的分裂存在于世俗信徒和苦行者之间。枚斋宗教仅涉及人身中间的神圣火花，也就是圣灵，这是他在那虔信而幸福的众仙灵上无法看见的团体中分享到的。这个人的别的部分则属于邪恶与黑暗。可是在人身中间，必须由神圣部分来统治，战胜、压服、摧毁别的部分。
在这种文化当中，苦行僧不但是真正的僧侣——世俗的僧侣，就如今天在俄罗斯一样，是从没有真正受人尊敬，而且多半允许结婚的——并且比这更多的，他是忠实的信徒。除去修道生活之外，是绝对无法履行宗教的要求的，由于这个原因悔罪团体与男女修道院在极早的时候便据有地位，这种地位，假如是在印度与中国，因形而上学的原因，他们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在西方就更不用说，那里的教团是工作与战斗的（也就是动的）单位。所以，我们决不应将这种划分为“尘世”与“修道院”两部分的枚斋世界的人民看作是两种截然分开的生活方式，并具有相同的履行所有宗教要求的可能性。任何一个虔敬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僧侣。在尘世和修道院之间并无对立而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枚斋教的教派和教团是同性质的社团，其彼此之间只用范围大小相区别。彼得的社团是一个教团，而保罗的却是一个教派，而此时密司拉教对于其中一个名称好像太宽，对另一名称又好像太狭隘。
任何一个枚斋教会自身是一个教团。只是因为人类的弱点，在苦行生活中才有阶段与等级的划分，但是这些也并非有所规定而仅是得到默许的，好像在马桑派和摩尼教徒中那样。实际上，一个枚斋民族无非是一个总的集合，是一切教团的教团，它由更小、更严格的团体组成，最后则以遁世者、托钵僧与柱上隐居者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世俗，其醒觉意识这时仅属于圣灵。对于这些预言式宗教——神示的刺激在其中间并在其之间制造了无数教团式的社团——暂时放置一边不作讨论。西方的两个祀拜教会产生了无数的僧侣、托钵僧与教团，他们相互之间最后只有靠着他们所祷念的神祇的名称来区别彼此。任何人都遵守斋戒、祈祷、独身与清贫。在300年时，这两个教会中谁在其趋向方面更为苦行是非常难断定的。新柏拉图派僧侣萨拉平跑向荒野为了一心一意学习奥菲斯的赞歌。
达马希乌斯被一个梦导引着，退居于一个恶臭的洞穴，为了连续不断地向大母神西比里祈祷。哲学的学派不过是苦行的教团。新毕达哥拉斯派信徒近似于犹太的敬虔派教徒。密司拉祀拜，作为一个真正教团，只准许人们参加其圣餐式和其教友组织。朱理安皇帝有意资助异教的修道院。曼第安教好像是一群严峻程度不同的教派社团，其中包括施洗者约翰的教团。基督教的修道生活并不是从著名的隐修士帕克米乌斯（公元320年）开始，他只是第一个修道院的创建者。这一运动自耶路撒冷当地原来的社团开始。《马太福音》与差不多全部的“使徒行传”证实了严肃的遁世感情。波斯教与聂斯托利派教会进一步发展了修行的思想，最后伊斯兰教对它加以融会贯通，让它臻于完满。一直到今天，东方的崇信还以穆斯林教团与会社最为显著。犹太人遵照了相同的发展路线，从8世纪的凯莱派直到18世纪的波兰哈西底派。
甚至在2世纪时基督教也无非是一个扩展了的教团，而其公开影响与其信徒人数却是十分不相称的。在公元250年左右，基督教突然壮大起来，那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这个时期，古典世界最后的城市祀拜并不是在基督教面前而是在新出现的异教教会面前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了。罗马祈年团的纪录停止在241年，奥林匹亚最后的祀拜铭刻是在265年。与此同时，最复杂的教士的德性在一个人身上的积累已相沿成风，说明这种习俗已经被认为不再特殊，而是作为单独一个宗教的习惯了。这一宗教开始吸引开化异教徒，在希腊—罗马语系的土地上广为传播。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却独自传布在广阔的阿拉伯原野（约当300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内在矛盾这时无法避免地要在这里安置下来。这些矛盾使得基督教分解为几个宗教——并且永久这样，这并非因为这一时期特殊人物的宗教倾向，而是因为特殊图景的精神带来的。
关于基督性质的争论是这次纷争发生的原因而待决定的焦点。争执中的问题恰是那些用同样形式与同样趋势而充满一切别的枚斋神学之中的有关物质的问题。新柏拉图派经院哲学、坡菲立、爱安布立卡斯、尤其是蒲罗克鲁在处理它的时候采用了一种西方的公式，运用了和斐洛甚至和保罗非常近似的思维方法。太一、努斯、逻戈斯、圣父与中保之间的关系是被牵涉到实质方面并加以考虑的。
这其中的过程是分出，还是分割，还是透过的过程呢？是一个包含在另一个中，还是彼此相等，还是彼此排斥呢？这种三体统一是不是同时又是一个单子？在东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结构在《约翰福音》的前言与巴蒂撒派的灵界知识中已得到证明：阿胡拉玛兹达与圣灵的关系与弗胡·玛诺的性质带给《阿维斯塔经》“神学家”大量的工作，恰是在具有决定性的以弗所与卡尔西顿会议的期间，我们看到光阴派用它在神圣的世界进程中的卓越地位（将光阴看作历史的时间）取得了对神圣物质的暂时胜利（438—457年），这标志着教义之争达到顶点。此后，伊斯兰教重新拾起这个问题，而且设法联系到穆罕默德与《可兰经》的性质方面而加以解决。枚斋人类存在以来，这问题便存在于那里——这与我们的物质问题的对立物，也就是特属西方的意志问题在浮士德派思想开始萌芽时的被提出，是极相像的。没有必要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当这种变化开始思考的时候，它们便已经存在于那个地方了，它们是自己的思维的基本形式，不必召请，并且有时恐怕还未曾觉察，它们便已经来到其各种学科面前。
可是被东方、西方与南方这三种图景所事先规定的三种基督教的解释在最开始时已经都出现，在诺斯替派的主要趋向中已非常明显，这种趋向我们能够以巴蒂撒尼斯、巴希利底斯与瓦伦蒂努斯的名义将它指出来。其汇合点是以得撒，此处的街道上随处都能听到聂斯托利派教徒反对以弗所胜利者的杀声与不久以后一性论者要求将伊巴斯主教投给竞技场野兽时的“唯一上帝”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