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脱离了宇宙、被安置在个别的存在之中孤独（在这个字的最可怕的意义上）而渺小的“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你”来接引，而且是理智越薄弱，这种需要越迫切。在这里，从1215年起，被圣职授任礼及其无法消除的特性提高到其他人类之上的西方教士的基本意义在于：他是一只甚至连最可怜的人也能借以接触到的上帝的手。这个与上帝联系的可见的环节被基督新教摧毁了。坚强的心灵能够并且确实为它们自己赢得了这一点，但对于软弱的心灵来说，它却逐渐地消失了。尽管在伯纳身上灵性的奇迹是有所成就的，但是他却不愿排除他人更为温和的方式，因为他的心灵启发向他指明了无处不在、永远可以接近并且有助于人类的活生生的自然的玛利亚世界。只了解自己而不了解他人的路德，通过树立起假定的英雄主义来代替人类实际的存在弱点。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与魔鬼的决死战斗，他呼吁每个人都投入这场战斗。而每个从事战斗的人都是各自为战。
宗教改革完全废除了哥特式神话令人愉快和使人安慰的方面——对玛利亚的崇拜、对圣徒的崇拜和侍奉、对圣物的礼敬、对圣地的朝拜以及弥撒等，但是有关魔界和魔法的神话仍然存在，因为它是内心痛苦的体现和原因，此刻这种痛苦最终上升为最大的恐怖。对路德来说，洗礼至少是一种除魔术，是一种驱除魔鬼的真正的圣礼。关于魔鬼问题，大量纯粹新教的著作产生了。在哥特文化的丰富色彩中，只有黑色被保留了下来；在它的艺术中，只保留了音乐，尤其是琴乐。
然而在那神话中的光明世界（普通人的信仰对其有所助益的接近始终无法忘怀）原来所处的地方，又从长期隐埋的深处产生了古日耳曼神话的因素。它的到来是如此隐密，以至到今天我们对它的真实意义还无法了解。“民间故事”和“民众习俗”的说法都不恰当：它是一个存在于某种信仰之中的真实神话，在这种信仰中，人们对侏儒、妖魔、水怪、家鬼和一掠而过的亡魂的阴云坚信不移。这种神话是一个在始终敬畏着奉行的仪式、奉献和祈求之中能够见到的真实的祀拜。不管怎样，在德意志，英雄故事不知不觉地代替了玛利亚神话；玛利亚现在被称为荷雷女神，在当初圣徒们站立的地方出现了虔诚的厄克哈。在英国人中间则出现了长期以来被称作“崇圣经派”之类的人物。
路德所缺乏的——这也是德国永恒的不幸——是对事实的观察力和实际的组织能力。他没有使他的学说形成一个清晰的体系，他也没有领导这场伟大的运动并为它确定目标。这些都是由他的伟大继承者加尔文完成的事业。当路德派运动在中欧无人指导地发展着的时候，加尔文把他在日内瓦的统治看成是有系统地征服世界的出发点，这个世界处于一种断然想出以达到其逻辑结果的新教的统治之下，因此他，而且只有他，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权威；所以，自从西班牙无敌舰队以来，正是加尔文精神和罗耀拉精神之间的决定性斗争，支配着巴罗克时期的世界政治和海上霸权的斗争。当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双方在中欧为争取一些小的帝国城市或瑞士一些贫瘠的州而展开斗争时，加拿大、恒河河口、好望角、密西西比等地都成为法兰西和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决战的场所。在这些决战中，这两位西方晚期宗教的创建者始终在场，而且是相互对立的。
晚期的理智创造并非始于宗教改革，而是始于宗教改革之后。它的最典型的创造是自由科学。甚至对于路德来说，学识在实质上还是“神学的侍女”，加尔文还将自由思考的塞尔维特医师处以火刑。青春时期——浮士德的青春时期跟埃及的、吠陀的和奥菲斯的青春时期一样——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批判来证实信仰。如果这种批判失败了，那么批判的方法必然是错误的。知识是被证实了的信仰，而不是被批驳的信仰。
但是，此时城市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因此它不再以肯定为满足，而是必须进行试验，那些被人相信为可能的事物，尤其是其中那些被理解力而不是被内心所接受的那一部分，就成为剖析活动的第一个明显的目标，这一点就使得青春时期的经院哲学与巴罗克时期的现实哲学之间有所区别——就好像它跟新柏拉图派思想与伊斯兰教思想、吠陀经思想与婆罗门教思想、奥菲斯派思想与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区别一样。与宗教无关的（假如我们能够这样说）人类生活的因果关系、周围的世界、认识的过程和意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衡量生活的价值；在最大的可能情况下，与之相类似的，是公元前800至500年间的晚期的前孔子哲学。只有托名为管子（公元前645年逝世）所著的那本书为我们带来了某些与这种哲学有关的模糊概念，尽管这些迹象很浅很淡，但它们却表明占据着今天业已失传的一种纯粹中国哲学的中心位置的，是认识论和生物学的问题。
在巴罗克哲学内部，西方的自然科学是独立存在的。在其他文化中没有与之相类似的东西。可以断言，这种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神学的侍女”，而是在技术上追求权力的意志的仆从，无论在数理上或在实验上它都指向那个目标——就其基础而言，是实用的机械学。由于最初它只是一种技术，后来才是理论，所以它必然与浮士德文化的人本身一样古老。因此，早在1000年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惊奇的个人组合能力的工艺作品。早在十三世纪罗伯特·格罗塞泰斯特就曾经将空间看成是光的作用。彼得·彼立格立努斯在1289年写出了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关于磁力的卓越论文，这篇论文早在吉尔柏特——1600年之前就已经问世了。上述二人的学生，罗哲尔·培根，发展起一套关于知识的自然科学理论，作为他从事技术研究的基础。但是在动力学的连锁发现方面的雄心壮志则走得更远了一些。
早在1322年的手稿中哥白尼体系就已经被暗示出来，几十年后又被巴黎奥卡姆派、彪里顿、萨克森的阿尔伯特和奥列兹姆等从数理方面加以发展。关于这些探索的基本动力，我们不要受骗。纯粹的冥想哲学可能永远不需要实验，但是机械的浮士德式象征却不是这样，它驱使人们早在十二世纪就从事于机械制造，并且使“动的永恒”成为西方知识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有效的假设永远是首要的事情——这种思维的结果对于其他文化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将一切能够获得的关于自然关系的知识直接运用到实践之中的观念，除了浮士德式的人（以及那些如今已经处于浮士德文明的知识魔力之下的人们，如日本人、犹太人、俄国人等）以外，对于一切人类来说，都是陌生的。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习惯它。有效假设的真正概念暗含着一个宇宙的动态图样。
理论，现实的冥想幻象，对于那些机智地从事探讨的僧侣来说，只是次要的，而且作为技术热情的成果，它立即不知不觉地把他们引向典型的浮士德式的关于上帝的概念，把上帝看作是机械的伟大主人，能够完成一切他们只能向往但却无能为力的事物。多少个世纪以来，上帝的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像动的永恒。同样，当实验和技术学校对于自然的考察变得越来越敏锐而哥特式神话变得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在伽利略以后僧侣式的有效假设的概念，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近代科学批判式启示的神力，即冲力和力场、引力、光速和“电”，在我们的电力世界图景中，这种“电”把能的其他形式都吸收到自身中来，从而形成一种物理学上的一神教。它们是以公式为其前提的概念，赋予公式以一种就内视力而言是神话式的可见性。数目本身就是技术的因素，而杠杆和螺旋则是无意中听到的世界秘密。古典文化中的自然思想——还有其他文化同样不需要数目，因为它不求寻获取的能力。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纯数学与德谟克利特和亚里斯多德的自然观点之间并无任何联系。
正像古典精神认为普罗米修斯对于神的反抗是“希布利斯”一样，我们的巴罗克精神也把机器看成是魔鬼的产物。地狱中的魔鬼曾经把操纵世界结构的秘密，甚至连同它自己扮演上帝角色的秘密，都泄露给人。因此，所有那些生活在纯粹精神世界里而对“这个世界”无所求的纯教士式的人们——尤其是唯心论哲学家、古典学者、人文学家乃至尼采等——对于技术只有沉默的敌意，而没有其他。
所有晚期哲学都包含了这种反对青春时期非批判性直觉的批判性抗议。但是这种来自知识分子本身并具有优越性的批判也影响到了信仰本身，而且在宗教范围内唤起了一个成为晚期——一切的晚期——特征的伟大创造——这就是清教。
当克伦威尔和他的独立派军队坚如铁石、胯带《圣经》、口唱赞美诗而跃马出征的时候，当毕达哥拉斯的信徒队伍出于对其职责训示的残酷的忠诚，而摧毁了华丽的乌巴立斯城并给该城永远加上道德沦丧的污名的时候，当早期哈里发的军队不仅征服了人的国家而且征服了心灵的时候，清教精神就出现在他们中间。密尔顿的《失乐园》，《可兰经》的许多章节，我们对于毕达哥拉斯派教义的一知半解——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它们是严肃精神的热忱、冷静的激烈、枯燥的神秘、拘谨的狂喜。尽管如此，一种狂热的虔诚在它们中间再度点燃起来。城市在取得对土地的心灵无条件的支配权以后所能产生的卓越灵性全都汇集在这里，并带有一种恐惧以免变成虚假而容易消失，与之相应地这种灵性是不容忍、不怜悯和不宽恕的。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所有文化中，清教缺乏那种照亮每个青春的宗教的笑容，这种青春正是富于生命力的真诚喜悦和富于生活幽默感的时刻。
在《可兰经》中找不到那种在枚斋的青春时代的著作中时常闪烁发光的耶稣童年故事或格列高里·纳兼曾的恬静的欢乐，在密尔顿的著作中也找不到方济格诗歌里那种鲜明的喜悦。超凡的真诚覆盖在王港的冉森派的心智上，覆盖在黑衣服的圆头党人的会议上，莎士比亚的“快乐的英国”——息巴立斯的再现——就是被这些圆头党人在几年之内毁掉的。现在，怀着狠毒而巨大的愤怒的人们都向近在身旁的魔鬼展开第一次战斗。在十七世纪中，有一百万以上的女巫被处以火刑——在信仰基督新教的北方，信仰天主教的南方，甚至在美洲和印度的社会里，情况都是一样。伊斯兰教关于义务的教义连同其艰深的智识都是阴郁而愁苦的，1643年的威斯敏斯特教义问答和冉森派的伦理学（冉森的“奥古斯丁论”，1640年）也都是这样。而在罗耀拉的领域中，由于灵性的需要也出现了一种清教运动。宗教生动地体现为形而上学的，不过像独立派所自称的“神圣的”团体、以及毕达哥拉斯派信徒和穆罕默德的门徒，全都不是用感官去体验它，而是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概念。
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恒河之滨创建“摆脱束缚者”教派的波罗尸婆，就像与他同时的其他清教徒一样教导说：得救并非来自献祭和权利，而只能来自“自性”与“梵”合一的知识。在所有清教徒的诗中，古哥特式的幻象被一种放肆而且枯燥乏味的寓言精神代替了。在这些苦行者的醒觉意识中，概念是唯一真实的力量。巴斯噶努力钻研的是有关概念的问题而不是像厄克哈大师那样钻研有关形状的问题。女巫之所以被判处火刑是因为她们受到证明，而不是因为她们在黑夜露天中被发觉；基督新教法学家之所以采用多米尼加会士的“女巫之槌”是因为它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之上。早期哥特文化的圣母玛利亚像曾经在其祈求者面前显现，然而贝尼尼的圣母像却从来没有人看得见。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受到证实——进而对于这种存在产生了积极的热情。克伦威尔的国务大臣密尔顿使概念披上了形状的外衣，而本扬则将一整套的概念意义上的鬼神论带进了伦理寓言的活动之中。从这里到康德只不过一步之遥，在康德的概念伦理学中，魔鬼采取了他的最后形状——极端之恶。
在我们能够知道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和克伦威尔在三种文化中体现了同一运动以前，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历史的表象里释放出来——尤其要抛开那堵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将它环绕在其中的人工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