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并非哲学家。根据所有前苏格拉底人士的记述来看，他是一个圣者、先知和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的创立者，这个团体使用一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迫使它周围的人接受它的真理。息巴立斯被克洛吞毁灭——我们确信这起事件之所以能在历史的记忆中被长期保存，恰恰因为它是一场狂暴的宗教战争的高潮罢了——是一种仇恨的爆发，这种仇恨与那种把查理一世及其奢靡浮华的王党身上的教义错误和世俗倾向，都视作必须彻底消灭的东西的仇恨是完全相同的。一种被精炼过的并且在概念上得到增强的神话，连同某些严峻的伦理箴言，使得毕达哥拉斯派信徒深信他们将在所有其他人类前面获得拯救。在邱里和匹得里亚发现的，放在已经死去会众手里的黄金简册上载有神的保证：“快乐而幸福的你已不再是一个亡灵而是一个神了。”《可兰经》也把同样确信授给所有在圣战中与异教徒作战的信徒——先知的一段圣训说：“伊斯兰教的修道生活就是宗教战争，”——克伦威尔的铁军在马斯吞荒地和纳斯卑击溃王室的“非利士人”和“亚马力人”时，胸中也充满了同样的信念。
伊斯兰教作为沙漠的宗教并不比兹温黎信仰作为高山的宗教更特殊。枚斋世界赖以成熟的清教运动始于一个麦加人而不是一个一性论者或犹太人，只不过是出于偶然的因素罢了。因为在阿拉伯北部沙漠中存在着加萨尼人和赖赫迈人的基督教国家，而在萨巴的南部地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战争正在进行着，从阿斯旺到萨珊帝国的世界都卷到里面去了。在马利布王公会议上几乎没有一个异教徒出席，可是会后不久，南部阿拉伯就被归入波斯——也就是玛兹达教徒——政府的统治之下。麦加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世界之中一个古阿拉伯异端的孤岛，是长期受到枚斋宗教重要观念影响的仅存遗址。后来，渗入《可兰经》中的这种极少的异端精神被圣典补遗的注释和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智者辩论和解释得一清二楚。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新的宗教在程度上最多也只不过跟路德教相等而已。事实上，它只是伟大的早期宗教的延续。
同样，它的扩张并不是（甚至像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开始于阿拉伯半岛的一次“民族迁移”，而是一场热诚的信徒的突进，就像雪崩似的，随身携带着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玛兹达教徒，并且立即把他们作为狂热的穆斯林而安排在前线队伍之中。征服西班牙的是来自圣奥古斯丁故乡的柏柏尔人，前进至奥克萨斯河的是来自伊拉克的波斯人。昨日的敌人成了明天前线的战友。717年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阿拉伯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大约在650年前后，拜占廷文学异常突然地消失了，这一事实的深刻意义至今没有受到注意——这恰恰是因为阿拉伯文学捡起了这段故事。枚斋文化的心灵终于在伊斯兰教中间找到了它的真实表现形式，因而变成真正“阿拉伯式”的，从此以后就摆脱了一切假晶现象的束缚。由伊斯兰教所发起，并且由一性论者和犹太人早已准备好的圣像破坏运动一直发展到拜占廷，甚至还越过了拜占廷，叙利亚人利奥三世（717-741年）在那里将这种伊斯兰式的基督教各派的清教运动——650年前后的保罗派和此后的鲍格米勒派——抬举到显赫的地位。
穆罕默德身边的重要人物，如阿布·伯克尔和奥玛尔，是英国革命中皮穆和罕普登（皮穆赫和罕普登皆为英国革命时期国会平民院议员）的近亲，假如我们对哈奈斐派——与先知同时或稍早的阿拉伯清教徒——知道得更多一些，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关系还要更亲近一些。所有这些人都曾从命运中获得保证，承认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英国议会和独立派阵营对《旧约》的推崇——在许多英国家庭中，甚至到十九世纪，还保留着这样的信念：英国人是以色列十个被放逐部落的后裔，是一个注定要统治世界的由圣徒组成的民族——也影响了开始于1620年英国新教徒为逃避教祸而出走的前往美洲的移民。它形成了所谓现代美国宗教，并且培养了直至今日仍是英国人所特有的不关心政治的特征，这是一种确信，其实质是宗教的，其根源则存在于命运之中。毕达哥拉斯派信徒（这在古典世界的宗教史中是闻所未闻的）为了向宗教目标推进，自身也掌握了政治权力，并且设法使他们的清教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另一个城市。在其他各地则是单一的祀拜统治着单个的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在宗教方面的义务是漠不关心的；在这里，而且也只能在这里，我们才找到一个圣徒团体，而他们的实际能力远远超过了古代奥菲斯派的实际能力，就像战斗的独立派超过了宗教改革战争的精神一样。
然而在清教中已经埋下了理性主义的种子，经过若干个热情而虔诚的世代以后，这颗种子突然到处成长起来，使自己达到崇高的地位。这就是从克伦威尔到休谟的发展历程。不是普通的城市，甚至也不是大城市，而是极少数特殊的城市现在成为理智的历史舞台——例如苏格拉底的雅典、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十八世纪的伦敦和巴黎。“启蒙思潮”成为那个时代的陈词烂调。太阳突然出来了——然而，将批判意识的天空打扫干净进而为太阳开辟道路的又是何物呢？
理性主义只是指对于批判地理解的（也就是“理性”的）资料的相信。在青年时期，人们能够说“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相信”，因为他们深知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这两者都是世界所必需的要素——这个世界就是乔托所描绘的自然，在这里神秘主义者可以沉浸在其中，在这里理性也深入其中，但仅限于神所许可的深入范围。此时从一种隐秘的猜忌中滋生出非理性的观念——它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也是无价值的。它可以被公开地蔑视为迷信，也可以被暗地里蔑视为形而上学。只有通过批判建立起来的理解才具有价值。而秘密只不过是对无知的证明而已。新的无秘密的宗教在其最大限度内被称为智慧，它的教士被称为哲学家，而它的信徒则被称为“有教养的”人。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古代宗教只是对于没教养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他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孔子、乔达摩佛陀、莱辛和伏尔泰的观点。
人们离开文化，“重返自然”，但是这个自然并非生动体验到的东西，而是被证明的东西，是产生于理智并且只有理智才能接近的东西——它是一个对于农民来说根本不存在的自然，是一个毫不使人感到畏惧而只是置身于可感受的环境之中的自然。自然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自然神教——这一切并不是亲身经历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被理解的机械学，孔子称之为“天道”，希腊文化则称之为宿命。从前，哲学是伟大宗教的婢女，但此时出现了感受性，因此哲学必然会成为与认识论、对自然的鉴定和对价值的鉴定同样科学的东西。
毫无疑问，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尽管如此，这种哲学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冲淡了的教条主义而已，因为这种认为纯粹的知识，是可能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信念在里面。各种体系都是由在现象上被承认的开端构成的，但是最终结果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力”，而不是“上帝”，只是“能量不灭”，而不是“永生”。在所有古典理性主义下存在着奥林帕斯，在全部的西方理性主义下也存在着圣礼的教义。因此我们的西方哲学在宗教和技术科学之间来回摇摆，而它的定义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这取决于下定义的人究竟是一个身上仍保持着教士遗风的人，还是一个纯粹的思想方面的专家和技师。
“世界观”是一种开明醒觉意识所特有的体现，这种醒觉意识在批判理解的指导下，在一个无神的光的世界中观察自身的处境，当它发现感官知觉与正确的人类理性不相符合时，就把感觉当作“假玉”看待。从前曾经是神话的东西——现实中最现实的事物——现在必须从属于所谓尤希谟拉斯学说的方法。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博学的尤希谟拉斯曾经对民众“解释”过从前对他们产生很大帮助的古典神祗，这种过程在各个“启蒙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对于一些名词，我们也有自己的尤希谟拉斯式的解释：地狱是负疚的良心、魔鬼是邪恶的欲望、上帝是自然之美。公元前400年前后，当阿提卡墓刻不向雅典娜女神而是向“德谟斯”女神祈祷时（顺便一提，这位德谟斯女神是雅各宾派的理性女神的近亲），当苏格拉底的天才智者和其他哲学家的精神，取代了宙斯的地位时，都表达了同样的倾向。
孔子不讲“上帝”而讲“天”，这说明他只相信自然的规律。孔门弟子对中国经书的“汇集”和“整理”是尤希谟拉斯学说式的重大行动，在这一行动中，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代宗教著作都被删除净尽，其余部分也都受到理性主义者辨伪工作的甄别。假如有可能的话，我们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无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哥特时期的遗产。孔子完全属于中国的“十八世纪”。老子（他轻视孔子）站在道教运动里面，这种道教运动依次显示出基督新教、清教和虔诚教的特征。两者最后都传播了一种以纯属机械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性的世界音调。在相应时代的中国的晚期，“道”字的基本内容在机械论的方向下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方向是跟从赫拉克利特到波希多尼乌斯的古典思想史中的“逻戈斯”一词，以及从伽利略到今天这段时期里“力”字所经历的变化是完全相同的。
从前曾被塑造成为华美的神话和祀拜的东西，在这种“有教养的人的宗教”里被称为自然和德行——但这种自然是一部能够被我们理解的机械学，而这种德行则是知识。孔子和佛陀、苏格拉底和卢梭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孔子不容许对死后生命进行祈祷或沉思，更不许可任何天启默示。一个人如果过分忙碌地从事献祭和仪节，这就表明他缺乏教养和理性。乔达摩佛陀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耆那教的创立者大雄——他们两人均来自恒河下游的政治世界，古婆罗门教文化区域的东部——众所周知，他们既不承认上帝的观念，也不承认神话和祀拜。对于佛陀的真正教训，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查，因为它完全是在以他的名义命名后来的费拉宗教的色彩中出现的；但是无庸置疑，一个关于“有条件发生”的观念则是从来自于无知——即对于“四圣谛”的无知——的痛苦中产生的。这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对他们来说，涅槃是一种纯粹理智的解脱，这恰恰与斯多噶学派的“自足自给”和“幸福”相似。它就是理解和醒觉意识的条件，对它们来说存在已经不再存在。
在这样的时代里，有教养人的崇高理想是做贤人。贤人回到自然——回到斐尔内或厄尔姆诺维尔，回到阿提卡的花园或印度的丛林——这是作为大城市市民最理智的方式。贤人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他的苦行存在于一种有利于沉思的对尘世的合理蔑视。启蒙思潮的智慧与安慰跟它是从不抵触的，如果道德以伟大的神话为背景，就会始终是一种献祭、一种祀拜，甚至会走向禁欲主义的极端，直至走向死亡，但是如果德行以智慧为背景，那么它就是一种秘密的享受、一种至上的理智自我主义。因此，置身于真正宗教之外的伦理传播者就变成了实利主义者。佛陀、孔子、卢梭都是最重要的实利主义者，因为他们井井有条的所有观念的高尚，和苏格拉底式的对生活智慧的炫耀一样，都是无法超越的。
伴随着这种（假如我们能这样称呼它）健全理性的经院哲学，由于精神的需要必然会产生一种属于有教养者的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西方的启蒙思潮起源于英国却诞生于清教。大陆的理性主义则完全来自洛克。与之相对立的是，在德国出现了虔信派（1700年的赫尔恩胡特、斯宾诺莎与弗兰克，以及符腾堡的欧廷格尔），在英国出现了美以美派（1738年受到赫尔恩胡特“启发”的卫斯理）。这是路德和加尔文的重演——英国人为了一个世界运动而将自己立刻组织起未，德国人则献身于中欧的秘密宗教集会。伊斯兰教的虔信派是苏菲派，这一教派不是起源于“波斯”而是起源于一般的阿拉米地区，并在八世纪期间在整个的阿拉伯世界流传。
印度的世俗传道师也可以算作是虔信派或美以美派教徒，他们在佛陀以前不久曾宣扬，人们只要专心致志于自性与梵的统一，就可以从生命的轮回中解脱出来。但是老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尽管有理性主义的成分——犬儒学派的行乞僧、巡回传教师、斯多噶派导师、家庭教堂牧师、早期希腊化文化的忏悔者，也都可以算作是虔信派或美以美派教徒。虔信派甚至可以登上理性主义者想象力的高峰，在这方面斯威登堡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这种想象力为斯多噶派和苏菲派创造了整个幻想世界，并为佛教重建为大乘（摩诃衍那）准备了条件。佛教和道教在其初始意义上扩张与美以美派在美洲的扩张非常相似，因此它们两者在那曾经培育了各自文化的地区（恒河下游和扬子江以南）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