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对财产观念的感情方面的二重性——作为对权力的占有和对猎物的占有。这两种看法在原始的具有种族性的人类中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比杜因人或北欧海盗同时想得到这两者。海上英雄同时总是一个海盗；每次战争都和占有，尤其是和占有土地有关。武士变成绿林豪杰，冒险家变成征服者和国王，相距仅只一步，俄国的诺曼王罗立克、荷马时代的许多亚该亚海盗和埃特鲁里亚海盗，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英雄诗歌里面，我们发现，跟战争得胜、获得权力和女人的强烈的自然的满足，及与喜悦和忧愁、愤怒和爱情的尽情发泄同在的是，对“占有”的巨大快感。
当奥德修斯乘船回到故乡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他小船上的财宝；冰岛英雄故事中也讲到，当农民希尔玛和奥尔瓦罗德彼此发现对方的船里没有财物时，他们马上就放弃了他们的决斗——为了自尊和荣誉而格斗的人，就他所受的疼痛而言，是一个傻子。在印度的英雄史诗里面，热中于战斗意味着热中于牲畜，公元前十世纪“开拓殖民地的”希腊人本来也是像诺曼人那样的海贼。在公海上，一只外国船天生就是一份很好的奖品。但是，在公元200年时的南阿拉伯和波斯的武士们的争斗中，以及在公元1200年普罗旺斯男爵们的“私人战争”中——这些战争并不比畜牲抢掠高明多少——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出现了真正的战争，出现了以夺取土地和人民为目标的大规模战争。所有这一切，终于把贵族文化推到了“其形式的顶端”，可是僧侣和哲学家对此却很轻视。
当文化上升到它的顶端时，这两种原始的冲突就彻底分道扬镳了，在它们中间滋长了敌视。这种敌对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几乎是一回事。从权力的感情产生征伐、政治和法律；从掠夺的感情产生贸易、经济和货币。法律是有权势者的财产。他们的法律是一切人的法律。金钱是掠得者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凭借它来征服世界。经济喜好并希望有一个软弱而为它驱使的国家。政治则要求经济生活与国家相适应并在国家的范围之内——亚当·斯密和腓特烈·李斯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切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战争贵族和一个商业贵族，然后是一个土地贵族和一个金钱贵族，最后是一种军事的和一种经济的战争谋划以及一种金钱对抗法律的永无休止的斗争。
另一方面，僧侣和学者同样也分离了。两者所追求的都不是现实的、而是真理的事物；两者都属于生活的禁忌方面和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一切宗教的根源，而且也是一切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源，不过，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现在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因果律。“世俗的”是“宗教的”的一个新的相反的概念，后者过去一直只把学问当作一个侍女看待。整个晚期批判，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它的目的，都是尘俗的——甚至晚期的神学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一切文化中的学问仍旧不变地以先前僧侣的形式前进——这就表明了它只是矛盾本身的产物，表明了它在每一细节上是多么依赖原始形象。因此，古典的科学寓于奥菲斯风格的祀拜社团里面，例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的团体、克洛同和寇斯的医学学派、阿提卡的阿卡底米学派、逍遥学派和斯多噶学派。
所有这些学派的首领都是祭司和先知之类的人物，甚至罗马的撒必努所和普洛库路斯两个法律学派也是这样。圣书圣典，从科学方面和从其他方面说来，都是阿拉伯的——托勒密的科学典籍（《天论》）、伊宾·西纳（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托名“亚里斯多德”但很大部分是伪造的哲学全集，法律（多数是未成文的）和引用的方法（作为思想发展形式的注释），作为供给教师和学生居室、食物和衣着的修道院的大学，采取社团形式的学术流派，也都是这样。西方的学术界无疑都具有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在新教地区更是这样。哥特时代的有学问的教团和十九世纪的类似教团的学派——黑格尔学派、康德学派、历史法学派以及不少的英国大学中的学院——之间的桥梁，是由法国的摩里士派和勃兰德派形成的，这两派人从1650年起就掌握了，并大大创造了历史的辅助“科学”。
在一切专门的科学（包括医学和讲坛哲学）中，都有充分发展了的教阶组织，其中有学术上的教皇、等级和显要（作为圣职授任的博士学位）、圣礼和宗教会议。没有入门的人严酷地被视为“俗人”，并且那存在于信徒们自身之中的普遍化的僧侣团体——表现在像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通俗”科学中——也遭到了激烈的攻击。研究学问所用的语言本来是拉丁文，但是今天各种专门的用语已经自行形成，这类用语（例如，在放射学或契约法的领域内），除了那些已经升堂入室的人是谁也不懂的。这里有新教派的创始人，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许多门徒；有对非信徒的传教师，如一无论者。这里有异教徒，如叔本华和尼采，有斥出教门的武器，也有以沉默的形式出现的禁书目录。这里有伦理性的真理（如在法律上把对象区分为人和物），有定理（如关于能和量的定理或遗传学说），那是一种朗诵正统作品的仪式，甚至是一种科学上的宣示福祉的仪式。
此外，西方的学者之类（这种类型在十九世纪业已达到它的顶点，相当于真正僧侣的底点）已经使书斋变成了一所十分完善的世俗修道的密室，这种修道有其不知不觉的誓愿——誓愿贫困，表现为以光荣的态度蔑视富裕的生活和财富，并毫不掩饰地藐视商业以及一切利用科学成果去图利的行为；誓愿贞洁，从中演化出一种真诚的科学的独身生活，这种生活以康德为典范和顶点；誓愿服从，甚至为了一个学派的观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此外，最后还有，一种与世界的隔离，那是哥特式超越世界之外的思想的世俗反应，结果造成了几乎完全不关心公共的生活和美好的社会形式——“培育”少而“塑造”多，甚至过多。贵族，甚至其晚后的支流——法官、乡绅、军官——对于延续族系、对于财产和荣誉，仍然具有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天生愿望，但是科学家则认为，除了具有一种纯粹科学的良心和继续一种方法或见解，使其不受世间商业主义的损害以外，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的学者已不再远离世界，而是使他的科学服务于（事实上并不少见，而是十分机灵地把它运用到）技术和赚钱这一目的，这表明纯粹类型的学者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而在他身上生动体现出来的智性乐观主义的伟大时代已经消逝了。
总之，我们知道，等级具有一种天然的构造，这种构造在其演进和动作中形成了各种文化的生活历程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不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决定；只有当革命成为演进的形式而不是某些私人意志的产物时，革命才能使它有所改变。从它的最高的宇宙意义来说，它从未进入实践家和思想家的意识，因为它在人类身上藏得太深了，只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已知数。人们只是从表面择取口号和理由，既而立在历史的那一方面为它们而战，历史被从理论上认为是本面的层积，但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互相渗透的一个整体。首先，贵族和僧侣在空旷的背景中出现，并表现出存在和觉醒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纯粹的象征性。然后，一方面在掠夺之下，另一方面在探索之下，出现了低级象征力量的双重类型，它们在城市晚期以经济和科学的形式取得优势。在这两股存在之流中，命运和因果的观念被无情地、反传统地想到了极限。
被势不两立的相互敌视从英雄主义和圣者气概的古老阶级理想分离出来的两股力量产生了——这两股力量就是金钱和才智，它们和那两种理想的关系就像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一样。此后，财产就被称作财富，世界观就被称作知识——一种亵渎神祗的宿命和一种世俗的因果律。可是，科学与贵族也存在矛盾，因为贵族既去不证明也不去研究科学的精神，而只是肯定。“怀凝一切”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贵族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也和僧侣的基本感情矛盾，因为对憎侣说来，评鉴的正当任务是一种侍女的任务。
经济在这里也遇到一个以制欲的道德面貌出现的敌人，它拒绝赚钱，正如真正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藐视赚钱一样。甚至古老的商人贵族也已在许多场合中消亡了（例如，汉萨同盟的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因为它带着它的传统，是无法也不会与大城市的生意情景投合的。并且，经济和科学本身由于这一切也互相敌视；在赚钱和知识、会计室和研究室、商业的自由主义和空想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中，我们再次看到行动和冥想、城堡和大教堂之间的古老而巨大的对立。这种事物的秩序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在每种文化的结构中出现——因此，就有可能在社会方面，如同在历史的其他方面一样采用某种比较形态学。
完全处于真正的等级范畴之外的，是手工业者、公务员、艺人和劳动者的职业性阶级，他们的行会组织（如中国的冶匠行会、埃及的书吏行会及古典世界的歌手行会）从很古时候就存在了，他们由于职业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有时甚至割断了他们跟其他人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部落，例如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和《摩奴法典》里所提到的一些首陀罗种姓阶级。他们的分离纯粹是由于他们在技术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性的容器之故。他们的传统同样只限于他们的技术而与他们自己的习俗伦理或道德无关，而在经济和科学中则经常有这类现象。
法官和军官源于贵族，所以是阶级，而公务员则是一种职业；学者起源于僧侣，所以是一个阶级，而艺人则是一种职业。荣誉感、良心在一种场合下依附于身份，在另一种场合下则依附于成就。在前一方面，每个范畴里面都有某些象征性的东西，尽管象征性的可能很小，而在后一方面，在任何范畴里面都不存在。结果，他们跟奇异、不规则、往往还有不体面是分不开的——例如，想想刽子手、伶人和江湖卖唱者或古典时代对艺人的评价吧。他们的阶级或行会脱离了一般社会，或者向社会中的其他等级（或个别庇护人和米栖斯——罗马外交官之流）寻求保护，但他们却无法使自己投合那个社会，古代城市中的行会战争以及艺术家的天性和举止中的种种怪癖都能证明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此，一种在原则上不顾及职业性阶级的历史的等级，或阶级历史对高等人类中的形而上因素是一种表达，假如这种高等人类在那生活的洪流中、即文化的历史在其中并沿着它走向完成的生活中变成了伟大的象征。
起初，严格划分的农民类型是一种新鲜事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以及在沙皇俄国的“村社”制度下，耕种土地的是自由民和农奴，但没有农民。只有当它觉得自己不同于两种象征性的“生命”时——这使我们想起了伏雷丹克的《实用箴言》——这种生命才变成一种等级，变成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养育性等级，变成伟大的植物文化之根，它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里，悄无声息地、孜孜不倦地把全部汁液吸取过来，输送到较高的部分，那是枝干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光亮中的地方。它不仅用它从土壤中得来的养料去供养伟大的生活，还用从大地得来的其他收获——它自己的血液去供养它们；因为千百年来，血液不断地从村庄流向高处，在那里接受了高级的形式，维持了高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