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批评的精神只是从非等级者的混乱群众中冒出来的两种趋势中的一种。与抽象概念在一起的还有抽象的金钱、即脱离了土地的原始价值的金钱；它们都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两者在本质上是同源的，不可分割的——僧侣与贵族之间的原先具有的对立在资产阶级的气氛和城市的框架中继续存在，并且像以往一样尖锐。两者之中，作为纯粹的事实，金钱更无条件地比理想的真理占有优势，因为就事实世界而论，刚才我已经说过，后者只是作为口号，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如果我们说的“民主政治”是指这样的第三等级希望给予整个公众生活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
事实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在帮助金钱发生效果，他们却绝望地去反对金钱，这是它们的一出悲喜剧。表现为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的对于大多数人的尊重跟舆论自由、尤其出版自由同样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是理想，但在现实中，舆论自由要涉及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费金钱的；出版自由中存在着具备印刷机的问题，那又是一个金钱问题；伴随着选举权而来的是竞争选票，在这里，谁花钱谁就能点戏。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钱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有效地动作。提庇留·革拉古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进行，全靠骑士团这一富有金钱的党派；一旦改革中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那部分胜利地合法化了，他们就立刻退出了，运动就瓦解了。凯撒和克拉苏资助了喀提林运动，从而使它不去反对财产而去反对元老院党派。
在英国，早在1700年时，出色的政治家就认为：“在交易所中，人们买卖公债，也买卖选票，人们知道一张选票的价格就像知道一英亩土地的价格一样。”当滑铁卢战争的消息传到巴黎时，法国政府的公值就涨价——雅各宾党人摧毁了血统的旧有义务，从而解放了金钱；现在金钱出来做了土地的主人。没有一种无产阶级的甚至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不是为了金钱的利益而举行的，不是按金钱所指明的方向而开展的，不是在金钱所许可的时限内进行的；而且它的领导人中间的观念论者也毫不怀疑这一事实。理智在思考，金钱在指挥；当大城市主宰其他一切的时候，一种文化戏剧的最后一幕都是这样的。理智最终是没有理由埋怨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已识得了它的胜利——在它自己的真理领域内，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书本和理想的领域内。它的概念成了初兴文明的神圣对象。但是通过这些概念金钱在它自己的、只属于这个世界的领域内得到了胜利。
在西方世界的国家中，在英国，第三等级的理想的和符合实际的政治两方面都是逐渐变化的。只有在这里，第三等级才能避免走向一个专制的国家，去摧毁它，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因为在这里，第三等级可以成长为第一等级的强大形式，在第一等级那里，它找到了利益政治充分发展起来的形式，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从其方法中借用一种无需改进的传统战术。这里是真正的、十分不易摹仿的议会政治的老家，它以岛国地位而不以国家作出发点，它以第一等级的习惯而不以第三等级的习惯作背景。而且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这就是，这种形式在巴罗克的全盛时期成长起来了，因而在这种形式中有音乐。议会形式和内阁外交的形式是完全相同的；它成功的秘密就在这种反民主的根源中。
然而理性主义的许多口号也都是从英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们跟曼彻斯特学派（英国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派）的原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休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不言而喻，“自由”指的是理智自由和贸易自由。实际政治和热衷于抽象真理之间的对立在乔治三世（英国国王）时的英国之不可能，就像在路易十六时的法国之不可避免是一样的。后来，爱德曼·柏克就能反驳米拉波说，“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不是把它当作人类的权利，而是把它当作英国人的权利”。法国人的革命观念无一例外都来自英国，正如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形式来自西班牙一样。
法国给予这两者以光辉的、不可抗拒的形式，被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作为范例看待，但对两者的实际运用，它并无所知。要想在政治上成功地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统治阶级就得有一副敏锐的眼光。能够看透那企图掌权，但得到权力时又将掌握不住的阶层的心理素质。在英国，利用是成功的。但在英国，金钱也最不迟疑地被用在政治上——不是指西班牙或威尼斯型所习见的对个别上层人物的贿赂，而是指对民主力量本身的“哺育”。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被金钱系统地支配的首先是议会选举，其次是被选的众议员的决议；英国也发现了出版自由的理想，同时又发现：谁占有出版，出版就为谁服务。它不传播“自由”意见——它只是制造它。
这两方面——才智和金钱合起来就构成了广义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免于被土地束缚的生活限制的自由（不管那些限制是特权、形式，还是感情）；才智有进行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有从事各种买卖的自由。但两者也都毫不迟疑地期盼一个阶级的统治、一个不承认国家至上的统治。才智和金钱都是无机的，它们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看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级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一件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所以这些力量和福隆德主义的力量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后者的反应是保卫古老的哥特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方式，反对闯进来的巴罗克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方式；而现在这两者都是取守势的，几乎不能辨别的。
应该一再强调的是，只有在英国，福隆德党才不仅在公开的战斗中解除了国家的武装，而且以其内在优势解除了第三等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一种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不是计划出来的，也不是摹仿得来的，它是自然成熟的，是一个古老的种族和一种未被破坏的、可靠的机智（它能适应时间变迁带给它的每一种新手段）的表现。所以，在参与专制国家的王位继承战争时，英国的国会把它们当作具有商业目的的经济战争来处理。实质上无形式的非等级者对于高级形式是极不信任的，以致它随时随地都准备用一种独裁的手段来挽救它的自由——免于一切形式的自由；独裁是不承认什么规矩的，因此它敌视一切成长起来的东西，而且由于它的机械化倾向，它是合乎才智和金钱两方面的口味的——可以回想一下诸如由罗伯斯庇尔开始、由拿破仑完成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结构的例子。为了一种阶级理想的利益而实行的独裁是符合卢梭、圣西门、洛柏图斯和拉萨尔的心意的，正如它会合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古典思想家——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的色诺芬和在《尼可克利斯》（伊索格拉底的一篇演讲）中的伊索格拉底——的心意一样。
然而罗伯斯庇尔的名言“革命政府是自由对专制的专政”的意思还不仅限于此。它展现了那种震撼所有群众的深刻恐怖，他们在严重关头感到自己“不符合形式”。一支在纪律方面受到震动的联队会为当时的偶然领袖欣然让出权力，其范围与性质是合法的指挥所无法获得的，如果是合法的，那就将是难以忍受的。但在较大的范围内，每一刚开始的文明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能比无形式的力量的兴起更能有效地显示政治形式的没落，从其最显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拿破仑主义。
黎塞留和瓦楞斯泰因的存在是何等完全地包含在他们时代的不可震撼的根源中啊！英国革命是多么富有形式，虽然其外表是完全没有形式的！这里恰恰相反；福隆德党进行追求形式的斗争，专制国家符合形式，但是资产阶级却在反对形式。仅仅废除一种过时的秩序是不足为奇的，克伦威尔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领袖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可见的废墟后面不再有一种不可见的形式的本体；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没有在他们自己周围或在他们自己之中找到任何新创造所必需的不言而喻的基础；他们别无选择，只好用一种偶然的制度来代替一个具有高度传统和经验的政府，这种偶然制度的未来不再牢固地建立在一个缓慢地、彻底地受过训练的少数人的品质上，而是完全依赖突然出现的适当继承者的机会——这些就是这种时代转变的特征，因而使那些长久保持一种传统的国家世世代代享受到极大的优越感。
第一次僭主政治通过非贵族的帮助，完成了城邦；现在非贵族却借第二次僭主政治的帮助摧毁了它。作为一种观念，城邦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消灭了，尽管如此，它仍作为暂时性权力的一种安排、或一种习惯、或一种工具而存在下来。事实上古典人在政治方面从未停止按照城邦的形式去思维与生活。但是它在大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可尊敬的象征了，就像自从拿破仑几乎成功地把他自己的王朝变成“欧洲最古的”王朝以来，神圣的王权已不再在西方受到尊敬是一样的。
而且，在这类革命中也像在古典历史中常见的情形一样，只有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解决——没有像法国革命从巴士底狱到滑铁卢之战那种光辉的、无往不利的胜利——而且其中的场面更加残暴，因为这种文化的感情基本上是欧几里得式的，它的冲突似乎只有党派对党派的肉搏方式，失败的唯一结局不是西方一样在作用上归并到胜利者的体系中去，而是全部地毁灭掉。
在科赛拉（古希腊的一个岛屿，地处希腊与意大利之间）之战（公元前427年）和雅备斯（古希腊的城邦）之战（公元前370年）中，有产阶级被大批屠杀；在里昂提尼（古希腊城市）之战（公元前422年）中，他们被下等阶级逐出城外，那些下等阶级和奴隶经营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怕他们回来报复，就全部撤离，迁移到叙拉古去了。从百十次这类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人充塞了城市，补充了第二次僭主政治的雇佣兵，侵扰了海陆交通。重新收容这种逃亡分子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所提出的和平条款的一贯特点，后来罗马人也这样提出。但是第二次僭主政治本身用这种行动取得了自己的地位。狄奥尼苏斯一世（公元前407—前367年）取得了对叙拉古的统治权——希腊的最成熟的文化集中在叙拉古和雅典的上层社会中，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三部曲就是公元前470年在叙拉古城写的——方法是大批屠杀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随后他将人口完全改组，在上层把大量的财富给予他的随从，在下层是将奴隶提升为市民，并把受难者的妻女分配给他们（这也是常见的）。
这类革命跟具有特征的古典方式一样，永远增加数目而不扩大范围。许多这样的革命发生了，但是每一革命都是纯粹为了自己而进行的，只在自己所处的一点上来进行，只有它们彼此同时存在这一事实才使它们具备了一种集体现象的性质，这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特征。拿破仑主义也一样；在这里，一种无形式的统治第一次把自己放在国家结构之上，但又还不能从本质上脱离国家。它依靠军队的支持，这种军队面对着失去了“形式”的民族，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份独立的力量。这就是从罗伯斯庇尔到波那帕（这里指拿破仑的弟弟Bonaparte）的简单经过——雅各宾党人失败以后，重心就从行政方面转移到野心的将军们身上了。这种新趋势在西方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厚，我们可以从伯纳陀特和惠灵顿（英国将领）的例子中看出来，更可以从1813年腓特烈·威帝三世《告吾民书》的故事中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不坚决跟拿破仑决裂，王朝就会遭到军人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