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僭主政治这种反宪法的行为也表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亚尔西巴德和来山得在各自城市的武力中所占有的地位上，这种地位与城邦的基本形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一个失去官职的逃亡者，他违反国内当局的旨意，从公元前411年起实际上指挥着雅典的海军；后者虽然连一个斯巴达人都不是，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支忠于他本人军队的完全独立自主的首领。公元前408年两强争夺爱琴海世界霸权，就是采取这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争夺的形式的。不久以后，叙拉古的狄奥尼苏斯建立了第一支大规模的职业性军队，采用了战争的机器（炮队）——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成了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和罗马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的首脑就成了一种自为的政治力量，并且成为严重问题的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军队的主人，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其工具。从公元前390年—前367年（狄奥尼苏斯逝世，也许这不是巧合），罗马政府全部掌握在一个军事委员会手里这一事实，相当明白地显示了军队是有自己的政策的。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这位第二次僭主政治中的浪漫主义者，日益受到了他的将军们的影响，他们不仅强迫他从印度撤退，而且理所当然地瓜分了他的遗产。
这在本质上是拿破仑主义。那种把个人统治扩展到不由民族或法律的纽带而仅由军事和行政的纽带联结起来的地区的作法，也是这样。但是“扩张”本质上恰好和城邦是不相容的。古典国家是一种不能有任何有机的扩展国家，因此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胜利就把自己分解为两种政治单位的并列，即城邦及其臣服的领土，其结合最初是偶然的，并且永远处于危险中的。这就出现了希腊化——罗马世界的奇异景象，它的真正意义还没有被人认识——一圈边界地域，其中有一堆城市，它们尽管很小，国家本身——共和国还是像过去一样专属于它们的。在这中央（事实上，就每个个人而言，领导权是在一个点上）的是一切真实政治的舞台。“全世界”这一有意义的表述，只是它的一种手段或客体。
罗马人关于“帝国”——指的是城壕外行政上的独裁权力，它在其占有者进入城界以后就自然消失了——和“行省”的概念是与“国家”对立的，这就表明了古典的共同本性只知道城市本身才是国家和政治的主体，“城外”只和主体有关，是它的客体。狄奥尼苏斯把他的叙拉古城变成一个要塞，由“一群小国家”围绕着，他从那里开始扩大权力，通过上意大利和达尔玛提亚海岸，直到北亚得里亚海，在那里，他占有了安科纳和波河口上的哈特立亚。马其顿的腓力则照他的老师菲利的哲孙（公元前370年被刺死）的榜样，采取了相反的计划，把它的重心放在外围（实际上就是放在军队里），从那里对希腊各国施展统治。
这样，马其顿就扩大到了多瑙河，亚历山大死后，塞琉西帝国和托勒密帝国也加入了这个外圈——这两个帝国都从一个城市（安提亚克和亚历山大里亚）通过现成的本地机构的中介，进行统治，那种机构的最低等者与任何古典行政相比较，可以说要好一些。罗马本身在同一时期（约在公元前326年至265年）把它的中意大利的领土建成一个边陲国家，用一系列具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地、同盟国和居留地使它从各个方面得到保障。此后，从公元前237年起，我们发现：哈米卡·巴尔加为迦太基（一座按照古典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古老城市）在西班牙识得一个帝国；西·弗拉米尼乌斯（公元前225年）为罗马征服了波河流域；最后，凯撒建立了他的高卢帝国。这些就是下面种种斗争所赖以进行的基础；首先是亚历山大继承者在东方所进行的拿破仑式的斗争，其次是西庇阿与汉尼拔在西方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两种情况下，城邦都成长得超过了界限），最后是三雄所进行的凯撒式斗争，三雄利用全部边远国家来支持自己，并利用它们的资源，以便成为“罗马第一人”。
在罗马，国家在公元前340年前后所实现的强大而巧妙的形式使社会革命能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例如公元前310年的监察官亚庇阿·克劳狄乌斯，他建设了第一个导水管和亚庇阿路，几乎像一个僭主似地统治罗马，但当他设法想用大城市的群众去消灭农民，从而使政治走向一面倒的雅典方向时，他就失败了——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把奴隶的子孙引进元老院，要以金钱而不以土地赋额为基础去改组百人团，要把被解放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分配到乡村部落中去，使他们的票数超过乡下人（他们经常能够作到这一点，因为后者很少有人出席）。然而继任的监察官不失时机地一反其所为，把没有土地的人重新赶回大城市部落中去。无等级者本身是受到少数显赫家族的良好领导的，它知道（如前面所说过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摧毁而在掌握元老院的行政机关。结果，它就打进了一切政府机关（甚至根据公元前300年的欧古尔尼乌斯法，打进了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大祭司和占卜师的僧职），并且在公元前287年的暴动中，它甚至没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就取得了平民表决的法律效力。
这种自由运动的实际结果恰恰和理想家所期待的相反——罗马没有理想家。这种运动的伟大胜利夺去了无等级者的目标，从而剥夺了它的动力，因为实际说来，当它不再“反对”什么时，它就是无力的。在公元前287年以后，国家形式的存在是为了政治上的用途，也用在一个只有罗马、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埃及等伟大边陲国家才真正有价值的世界中。罗马已经没有再成为“民权”活动的对象的危险了。那唯一持续“合乎形式”的民族之所以能够达到显赫宏伟的境界，其基础正是这种保障。
一方面，在无形式的、因为能够大量吸收到自由的人而在种族冲动上久已变得微弱的平民中，它发展了一个以伟大的实际才能、地位、财富而出人头地的上等阶层，这一阶层的力量和贵族社会中的相应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了。因此出现了一小群最富有种族品质、过着高贵生活、具有广阔政治眼界的人们，全部统治经验、将帅经验和交涉经验都集中和留传在他们身上，他们认为指导国家是合乎他们身份的唯一职业，认为自己是行使指导国家的特权的继承者，他们教育子女的只是统治艺术和对于无限自负的传统的坚信。这种贵族的存在没有宪法的依据，它把元老院作为它的宪法机器。元老院本来是代表贵族（也就是“荷马时期的”贵族）利益的一个团体，但是在元老院中，从第四世纪中叶起，卸任的执政官——一些既曾统治，又曾统帅的人——成为终身议员，形成了一个具有卓越才智的人的严密团体，控制了元老院，通过元老院控制了国家。
甚至在公元前279年时，在皮洛士的大使乌涅阿斯看来，元老院就已像一个国王组成的会议，最后，它的核心是一小群拥有“元首”和“显贵”称号的领导人物，是一些在地位、权力、威仪等各个方面都能和亚历山大后继人各帝国的统治者相匹敌的人物。出现了一种任何其他文化中的大城市所不曾有过的政府，出现了一种也许除了在威尼斯和巴罗克时期的罗马教廷以外找不出同类的传统，而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情形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没有成为雅典毁灭原因的理论，没有使斯巴达最后成为可蔑视的地方主义，而只有一种庄严形式的惯例。如果“罗马”是世界历史中一种十分独特、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么这不是由于罗马“人民”的缘故，（罗马“人民”像其他“人民”一样，本身只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原料）而是由于这个阶级的缘故，不管怎样，它使罗马具有了良好状态，保持了良好状态；结果，这种在350年时还只是在意大利中部具有重要性的特定的存在之流逐渐把全部古典历史吸引到了它的地基上，使古典历史的最后的伟大时代变成了一个罗马时代。
这一小批没有任何公民权的人在运用革命所创造的民主形式方面表现出来的是纯熟的政治机智；这些形式在这里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从被运用中得到全部价值。它们当中有一个唯一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就有立刻使两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的危险，可是被处理得很好、很镇静，因而倾向永远是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决定的，可是人们始终相信决定是由自己作出的、是自己所希望的。既要合乎民意，又要取得最高的历史成就——这就是这一政策的密诀，所以，它是这种时期唯一可能的政策，至今在罗马统治中还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一种艺术。
可是，在图景的另一方面，金钱的解放是革命的最终结果。此后，金钱就成了百人团民会的主人。自称为“人民”的人逐渐变成了金钱巨头的工具，因此统治集团需要所有的战术优势来在平民中保持平衡，来使那在贵族家族领导下的、大城市群众依然被除外的三十一个乡村部落中的农民保持有效的代表权。所以就出现了取消亚庇阿·克劳狄乌斯所作的安排的激烈努力。大财团和群众之间的天然联盟虽则后来在革拉古兄弟和马略时为了摧毁血统的传统实际上实现了，但在好几个世代中都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和农民，金钱和土地占有，保持着一种不同机体间的相互平衡，而由国家观念（贵族是它的体现）使两者结合起来，使其发生效用，直到这种内在形式裂为碎片，两种趋势在敌视中分裂为止。
第一次布匿战争是一次商人的战争，是反对农村利益的，因此执政官亚庇阿·克劳狄乌斯（他是大监察官的一个后裔）在公元前284年把这个问题的决定交给百人团民会去讨论。另一方面，波河平原的征服是符合农民的利益的，所以，它是在管区民会上由保民官盖·弗拉米尼乌斯所通过的——这个保民官是罗马历史中第一个真正凯撒型的人物，是弗拉米尼乌斯大道和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的建立者。但在执行他的政策时，他（公元前220年当监察官的时候）禁止元老院议员经营商业。同时又使平民得以进入古老的贵族百人团，因此实际上他只使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的新金融贵族得到了好处，这样他就完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组成为一个等级的大财团的创造者——骑士团的创造者，他们在一世纪后结束了贵族阶层的伟大时代。此后，当汉尼拔（弗拉米尼乌斯在他面前阵亡）被铲除时，甚至就在那种政府中，金钱已稳稳地变成了完成它的政策——古典世界所知道的最后的真正国家政策——的“最后手段”。
当西庇阿家族及其集团不再是一种统治力量时，剩下的就只有个别人物的私人政策了，他们毫不迟疑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把“全世界”当作劫掠的对象。历史家波里比阿（他是这个集团的一员）把弗拉米尼乌斯看作一个纯粹的蛊惑者，把革拉古时期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动机而论，波里比阿是完全错误的，但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影响而言，他是正确的。老伽图（别名监察官或大加图，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怀着盲目的农民热情因为反对伟大的西庇阿的世界政策而推翻了他，弗拉米尼乌斯就像老伽图一样，成就了他所想成就的反面。金钱进入了血统领导权的领域，金钱不到三个世代就消灭了农民。
如果说罗马成为革命后仅存的、组织上未受损害的唯一城邦是古典民族命运中的难得的幸运，那么，与此相反，在我们西方（具有在延续观念中根深蒂固的谱系形式），激烈的革命毕竟只在巴黎一处发生，这几乎就是一种奇迹了。是法国专制主义的软弱而不是它的强大引进了英国的观念及金钱的力量，以致引起了使“启蒙运动”的口号具有生动形式的爆发，它把德行和恐怖、自由和暴虐结成一体，甚至在1830年和1848年的次要灾变，以及最近社会主义者对于灾变的渴望中还有所反响。在英国本身这方面，当法国的贵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专制地统治时，的确有一小批醉心于革命观念——那些观念都起源于英国——的人围绕在福克思和师立丹周围，而且人们还在谈论普选权和议会改革。但那已足以引导两党在一个辉格党员小庇得的领导下，采取最严峻的办法去击败一切试图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稍稍干预贵族制度的尝试了。英国的贵族挑起了二十年的反法战争，动员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去扑灭革命，而不是扑灭拿破仑——那革命具有朴素的勇气去把英国民间思想家的意见变成实际的政治，从而使第三等级取得它的地位，它的后果在英国的议会走廊中更好地被预见到了，而巴黎的沙龙却忽视了这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