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拜占廷的国家形式就这样逐渐缓慢地被掏空；代替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古老传统，出现了偶然产生的天才们的不连贯的和纯属个人的权力——苏丹政权。因为这是阿拉伯特有的形式，它同时出现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并且在800年前后从拿破仑主义开始，稳定地过渡到在1050年左右完成的塞尔柱突厥人的凯撒主义。这种形式完全是枚斋型的，只属于那种文化，如果没有它心灵的最基本的原则，是无法理解的。哈里发政权，作为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宇宙的）节奏和形式的综合，没有被废除——因为作为选民的一致意见所承认的上帝代表的哈里发是神圣的——但是他被剥夺了凯撒主义所需要的一切权力，正如庞培和奥古斯都在事实上、苏拉和凯撒在事实上和名义上把这些权力从罗马旧日的宪法形式中抽取出来一样。最后留给哈里发的权力，大概就像提庇留时期元老院和民会所拥有的那么一点。法律、服饰样式和伦理方面的丰富而高级的形式一度成为象征，现在只不过是遮盖一种无形式的和纯粹功利的制度的装饰物罢了。
因此，我们看到在迈克尔三世（842—867年）旁边有瓦尔达，在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旁边有罗曼——后者在形式上甚至是共主。867年，前侍从官瓦西里，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打倒了瓦尔达，创立了亚美尼亚人的刀剑王朝（到1081年），在这个王朝中不是由皇帝进行统治，而主要是由将军进行统治，他们是一些像罗曼、奈塞福勒斯和瓦尔达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是亚美尼亚人约翰·季米西（969—976年）。在巴格达，突厥人扮演了亚美尼亚人的角色；842年，哈里发瓦忒克首次把苏丹的称号授于突厥人的一位领袖。从862年起，突厥的护卫军监护了统治者；945年，布依德家族的苏丹王朝的创立者阿哈默德正式把阿拔斯哈里发的职权限制在宗教的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两个世界都市中，都开始了有势力的地方家族之间为占有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在基督徒方面，我们的确看到瓦西里二世和其他人反对大领主的斗争，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立法者的社会目的。这是暂时的统治者方面对可能的继承人的自卫行动，因而和苏拉及三雄的公敌宣告是非常相似的。半个小亚细亚属于都卡、弗卡、斯克里尔亲族；总督瓦西里能用他自己的巨额财产支付军饷，早已被人跟克拉苏相比了。但是帝国时代本身只是从塞尔柱突厥才开始的。他们的领袖托格卢尔别克在1043年攻取了伊拉克，在1049年攻取了亚美尼亚，并在1055年强迫哈里发授予他世袭苏丹的职位。他的儿子阿尔普·阿尔斯兰征服了叙利亚，并且因为曼吉克特战役的胜利而占有了小亚细亚东部。此后，拜占廷帝国的残余部分对突厥伊斯兰帝国日后的命运就不再具有重要性或发生影响了。
在埃及，这也是隐藏在“海克索人”名义下的那个时期。第十二王朝与第十八王朝之间约有两个世纪（公元前1785—前1580年），它始于塞索斯特立三世时期臻于极盛的“旧制度”的崩溃，终于新帝国的开端。王朝的计数本身就足以揭示出某种灾难。在国王的名册中，名字是承继的，或是并列的，出身卑微的篡夺者、将军以及拥有各种奇怪头衔的人们通常只能统治很短的时间。塞谟涅的上尼罗河案卷到第十三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时就中断了，卡呼恩的档案则终止于他的继承者。这是莱登纸草所描写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政府垮台，群众胜利，然后是军队的暴动和野心勃勃的军人们的兴起。在埃及，大约从公元前1680年起出现了“海克索人”的名字，新帝国的历史家们不再了解或不再想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用这个名称去掩饰这些年代的耻辱。
毫无疑问，这些海克索人所起的作用与亚美尼亚人在拜占廷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同样在古典世界中，假如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打败了马略和他的由城市群氓组成的军团，他们的命运就会经历同样的道路；他们就会一再充实三雄的军队，并且有可能最终在他们的位置上拥立蛮族首领，因为优古尔塔的例子表明异邦人是敢于深入当时的罗马的。入侵者的起源和成分是无关重要的，他们可能是卫兵、暴动的奴隶、雅各宾党人或纯属外来的部落。重要之处在于，在他们的世纪中他们对于埃及世界来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最后，他们在西三角洲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首都奥里斯。他们的领袖之一，名叫希安，不把自己做为法老，而称做“国家的服膺者和青年人之王”（这些名义像凯撒时代的单独执政官或终身独裁官一样，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大概是一个约翰·季米西类型的人物，他统治了整个埃及，名声远播到克里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然而在他以后，各个地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开始了，作为这场斗争的结果，阿赫莫斯和底比斯王朝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战国时期开始于拿破仑及其横暴的手段。他是我们世界上第一个把军事的、同时也是深入民间的世界统治观念付诸实现的人。这种世界统治是和查理五世的帝国，甚至和拿破仑自己那个时代的不列颠殖民帝国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十九世纪还较为缺少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并在外交上用会议的手段克服其最严重的危机，这恰好是由于连续的和可怕的战争准备，它使得竞争者们，在最后时刻恐惧战争的后果，一再推迟作出明确的决定，并导致了以棋戏代替战争。因为这是巨大的常备军和普遍的征兵制的时代。我们自己距离这个时代太近了，因而不能看到它的这个可怕的方面。在全部世界历史中，它是无与伦比的。自从拿破仑以来，一共有几十万人，后来是几百万人准备进军，每隔十年就要更新一次的强大舰队布满了许多港口。这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战争，一种在装备和军备方面互相竞赛的战争，一种计算、速度和技术的战争，同时外交的周旋不是宫廷对宫廷的，而是统帅部对统帅部的。战事爆发拖延的时间越长，战争工具就越庞大，紧张的程度就越是难以忍受。
这是“战国”在其时代的第一个世纪的浮士德式的、动态的形式，但它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就结束了。因为这四年的要求，是普遍兵役制——法国革命的产儿，在这种形式上是彻底革命的——原则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各种战术方法所应付不了的。我们所知道的常备军将逐渐为志愿的，好战的战士组成的职业军队所替代，我们将从几百万军队缩减到几十万军队。但实际上这第二个世纪将成为真正战国的世纪。这些军队不是战争的替代者，它们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它们是需要战争的。在两个世纪之内，它们的意志将压倒一切希望安宁的意愿。在它们争夺整个世界遗产的这些战争中，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掷，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动员起来，新技术与新战术将被互相使用。主要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任意处置较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现在，那些仅属地方和被动目标的一切事物都将结束，对于事物的伟大进展来说它们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在很短几年内，我们自己就学会了不大注意或不去注意那些在大战前会令世界震惊的事件；今天有谁会认真严肃地考虑几百万人在俄罗斯死去呢？
在这些血腥恐怖的灾难中，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一再响起。这只是伟大事变的背景和回声而已，然而它是如此的必要，以致我们必须假定它的存在，纵使在海克索人的埃及、在巴格达和拜占廷没有传说提到过它。我们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真相——这是具有种族品质的人们的标志，只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有了历史。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因为不满地、嫉妒地徘徊在事件旁边的只是文学——写成文字的、思想中的或活的文学——这不过是消失在运动着的、纷杂的事实中的真理而已。历史从来都懒得注意这些主张。在中国世界，向戌（中国春秋后期宋国的执政大夫）早在公元前535年就企图建立一种和平联盟。
在战国时期，帝国主义（连横）受到国际联盟思想（合纵）的反对，在南方地区尤其如此，但这种思想正像步入整体道路中的每一个局部措施一样，它的命运预先就被注定了，甚至在北方取得胜利以前它就已经消灭了。但这两种倾向都摈斥道家的政治风向，这些道家们在那些可怕的年代里却抉择了理智的自我解除武装，因而也就把自己贬低到在伟大的决定中仅仅被他人和为他人用作原料的水平。甚至罗马政治——正像古典精神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是有意不顾将来的——至少也一度企图把整个世界纳入一种由平等的、和谐的势力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应当废除对未来战争的一切需要。这就是，当汉尼拔失败的时候，罗马放弃了吞并东方的机会。但是抵抗是徒劳的；小西庇阿的政党为了结束混乱，转向了公开的帝国主义，虽然它的精明的领袖早就在其中预见到了他的城市的定数，这个城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天然具有古典的无能，无力组织任何一种事物。从亚历山大到凯撒的道路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一切文化的最强有力的民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自愿地或不自愿地，都必须走这条道路。
这些无情的事实是无法逃避的。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世界大战的序曲；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将成为另一些战争的序曲。这种时代的历史不再是才士们关于加减的文雅形式的才智竞赛，从这种竞赛中，双方的任何一方在他愿意的时候都可退出。现在的选择是坚定不屈或者是失败投降——没有中间道路。事物逻辑现在所允许我们的唯一道德是攀登峭壁者的道德——如果在刹那间表现出软弱，那么一切就都完了。今天，一切“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卸职和放任，或是一种借助于神秘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怯懦的希望。在罗马时代，情况是一样的。塔西佗告诉我们，著名的穆孙尼乌斯·儒福斯是如何企图通过鼓吹和平的幸福和战争的罪恶去影响那些在70年站在罗马大门前面的军团，但差点送了性命。军团司令官阿微第乌斯·卡西乌斯把皇帝玛尔摩斯·奥理略称作“精通哲学的老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