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遗留下来的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许多注入二十世纪各民族血液中的历史的“合宜”和经验，获得了一种无限的力量。对于我们，创造性的虔诚，或用一种更基本的术语来讲，从最初起源传给我们的节奏，仅仅依附于那些比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包括美国宪法在内）更为古老的形式，就是那些自然长成的而外造作出来的形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残余，不管怎样微小，只要在任何一种独立的少数存在中保存了下来，不久就将产生无法估量的价值并将引起至今没人认为可能的历史效果。一种旧君主政治的传统、一种旧贵族政治的传统、一种旧上流社会的传统，当它们仍然健康到足以避开职业政治或教授政治时，当它们保有荣誉、克己、纪律、对伟大使命的真正意识（即种族品质和训练）、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时，就能成为一种中心，把整个民族的存在之流团结在一起，使它比这个时代活得更久，并使它将来有所归宿。“合宜”就是一切。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伟大文化的历史所知道的最困难的时代。保持它的形式的最后种族，最后的充满活力的传统，在其身后以这两者作为依靠的最后一批领袖，将作为胜利者通过并向前进。
我用“凯撒主义”这个词来指一种政府，这种政府不论它可能是有什么样的宪法结构，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向彻底的无形式的倒退。奥古斯都在罗马、始皇帝在中国、阿玛西斯在埃及、阿尔普·阿尔斯兰在巴格达都以古老的形式掩饰他们的地位，这是无关重要的。这些古老形式的精神是死去了的。因此一切组织，不论多么小心地加以保持，从那时以后是失去了一切意义和重要性了。真正的重要性集中在完全个人的权力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是凯撒，或其他任何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使它的人。这是从充满形式的世界回到原始状态，回到宇宙的——无历史的状态。生物学的时代再一次取代了历史时代空出来的位置。
起初，文明正处在臻于极盛的阶段（今天），人类出现了世界都市的奇迹、巨大的化石，这是无形式的一种象征——庞大的、光辉的、傲慢地传播着的。世界都市把这时变得软弱无力的乡村的存在之流吸引到自己的范围里来，把像沙丘一样流动的或像散沙流入石隙一样的人群吸引到自己的范围里面来。金钱和才智在这里庆祝它们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这是显现在人眼的光的世界中的最人为的、最聪明的现象——不可思议的，“完善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几乎已经超出宇宙形成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
然而，无观念的事实随即又重新出现了，它们是赤裸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节奏终于克服了几个世纪的理智伸张。在民主的形式中，金钱获得了胜利。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政治几乎成了它的范围。但当金钱摧毁了文化的各种古老秩序时，混乱立即释放出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渗入进方成的各种成分中的因素，这就是那些凯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在帝国时代，每种文化全都一样，意味着才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结束。血统的权力，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它们往日的统治地位。“种族”出现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战胜，剩余的人则成为他们的战利品。强者支配世界，书籍和问题的领域却僵化了，或从记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前文化时期形式的新命运重新成为可能，并且不受因果关系的掩盖而显现在意识之中。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的生活和加力伊努斯的生活之间、阿拉里克的生活和鄂多瓦的生活之间再也没有内在的差别。拉美西斯、图拉真、汉武帝全都生存在一种同样的兴衰往复的无历史的时代中。
一旦帝国时期到来，政治问题就不再存在了。人们处理现存的情况，对付各种现存的势力。在战国时期，血的洪流染红了所有世界城市的地面，为的是民主政治的伟大真理能够变成现实，也为了获得各种权利，没有它们的生活似乎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现在这些权利得到了，但是甚至用惩罚的手段也不能打动孙子一代去利用它们。再过一百年，就连历史家们也将无法再理解从前的那些争论了。早在凯撒时代，有名望的人们几乎已经停止参加选举。提庇留时代的最能干人物疏远了政治，这使得伟大的提庇留的生活十分痛苦；尼禄甚至用威胁的手段也无法迫使骑士们到罗马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伟大政治的终结。曾作为战争替代物的智慧的冲突，必然要让位于最原始形式的战争本身。
所以，像蒙森那样，对奥古斯都所形成的“两头政治”以及元首和元老院的均分权力进行深入的分析，是对于时代意义的完全误解，这种制度在一个世纪以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它本身就足以使这样的想法不能被当前的有势力人物所考虑。现在，它只不过意味着一个软弱的人物企图用空洞的形式把冷酷无情的事实遮掩起来，去欺骗自己罢了。凯撒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们，他在行使他的统治权时，是用确定的、不动感情的实际考虑为指导的。他在最后几个月的立法完全是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中没有一条是打算成为永久性的。这正是人们往往都忽略了的事情。他是一个过于深入的事物评判者，因而在这个帕提亚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刻，不愿预测发展或确定它的最后形式。但是奥古斯都，像他以前的庞培一样，不是他的部下的主人，却完全依赖他们并以他们对事物的见解为依据。元首政治的形式完全不是他的发现，而是一种陈腐的政党理想的纯理论家的实施，这种陈腐的政党理想是另一弱者西塞罗所设计的。
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奥古斯都把国家权力交还给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时——这个事实因其真心诚意而显得更无意义——他为自己保留了保民官的职位。事实上，这是政体里面唯一能够在现实中出现的因素。保民官是僭主的合法继承者，早在公元前122年给雅斯·革拉古已经为这个称号注入了一种内涵，这种内涵不再受保民官职位的法律界线的限制，而只受在位者的个人才干限制。从革拉古起，经过马略和凯撒，直到那位力图摧毁他母亲阿格力皮娜的政治目标的年轻的尼禄，都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元首从那时以后只是一种装饰、一种品级——可能是社会中的事实，但绝不是政治中的事实。而这正是西塞罗的学说赋以光辉和魅力的概念，并且已经被他跟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了。相反，元老院和人民的“合作”是一种过了时的仪礼，其中所含有的生活内容大概和祈年团的祭仪（也被奥古斯都恢复了）中所含有的相差无几。
革拉古时代的伟大政党很久以来已变成扈从——凯撒派和庞培派，最后在一方面只剩下了无形式的全能、一目了然的残忍“事实”、凯撒——或任何设法把凯撒置于其影响之下的人，在另一方面就只剩下了一小撮狭隘的理论家，他们把不满情绪掩盖在哲学下面并从那时以后企图用阴谋手段推进他们的理想。这些斯多噶派在罗马，就像孔子的信徒在中国一样；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公元前212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所颁布的“焚书”插曲，通过后来学者对这种巨大破坏行为所做的谴责，就开始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毕竟是这些追求已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斯多噶派狂徒杀死了凯撒：他们以伽图崇拜和布鲁图斯崇拜来对抗凯撒崇拜；元老院（这时只是贵族的一个俱乐部）的哲学家们永不疲倦地悲叹“自由”的没落，永不疲倦地煽动叛乱，就像公元65年派索（罗马贵族）的那一次。
如果尼禄去世时的形势是如此的话，那么它或许就是苏拉时期的形势的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尼禄处死斯多噶派的特拉塞亚·帕图斯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韦斯巴芗（罗马皇帝）处死赫尔维狄乌斯·普立斯库斯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提乌斯·柯杜斯的历史著作（它把布鲁图斯誉为罗马人中的最后一人）的各种抄本被收集在一起并在罗马予以废毁的原因。这些都是国家针对盲目的理想所采取的自卫行动，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那些行动一样；中国的凯撒们对于孔子学派所处的地位正好是与此相同的，这个学派从前曾经苦心制定他们关于国家组织的理想，这时并不懂得忍受现实。这个焚书壮举不外是烧毁了一部分政治哲学著作，并废除了宣传和秘密组织。
这种自卫行动在两个帝国中都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随后甚至政党政治热情的回忆也消失了，于是这两种哲学就变成了成熟的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但是世界现在是悲剧的家族历史的舞台，国家历史溶化在这种家族的历史中；朱理乌斯·喀劳狄乌斯家族破坏了罗马的历史，始皇帝的家族甚至从公元前206年起就破坏了中国的历史，我们从埃及女王哈什普苏和她的兄弟们（公元前1501—前1447年）的命运中也模糊地看到了同样的事情。这是走向结局的最后一步。随着世界和平——高级政策的和平，存在的“刀剑方面”撤退了，“纺锤方面”重新统治；从此以后只有私人的历史、私人的命运、私人的野心，从头到尾，从费拉们的不幸纠纷到凯撒们为私人占有世界而发生的悲剧性的争执。世界和平时代的战争是私人战争，比任何国家战争更加可怕，因为它们是无形式的。
因为世界和平——事实上它始终存在——蕴含着绝大多数方面的私人放弃战争，但与此同时它又蕴含着一种私下的准备，成为那些没有放弃战争的人的战利品。它开始于为了普遍和解的目的而毁灭国家的愿望，终于只要邻居稍一碰到灾难，就没有人援手过问。早在玛尔摩斯·奥理略统治下，各个城市和各个地区就只想到自己，而统治者的活动也只是他的私人事务，正如其他人的活动是他们自己的私人事务一样。远方的各个民族对于他、他的军队和他的目标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那些民族对于日耳曼军队的计划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以这样的精神前提为基础，第二种海盗精神发展起来了。
“合乎形式”的状态从民族转到冒险家的团体和扈从、自封的凯撒们、叛离的将军们、蛮族的国王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在这些人看来，居民最后仅仅变成了景色中的一部分。在迈锡尼原始时代的英雄和罗马的军人皇帝之间、米尼斯和拉美西斯二世之间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在我们日耳曼世界中，阿林里克和提奥德里克的精神将重新出现——在塞西尔·罗德斯身上有这种精神的最初征兆——并且俄罗斯原始时代的外来刽子手，从成吉思汗到托洛茨基以及他们之间的大彼得沙皇政治的插曲），终归跟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大多数有非分之想的人区别不大。这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的私人斗争在很早以前就已结束了富有形式的西班牙巴罗克时代。
连同形成了的国家一起，高级历史也疲倦地躺下来困觉了。人又成为植物，附着在土地上，默默无言，永久不变。无时间的乡村和“永恒的”农民重新出现了，他生儿育女，并把种子埋在大地中。这是一种勤奋的、知足的人群，军人皇帝的狂风暴雨骤然扫过了他们。在乡土中有古老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熄灭了的心灵的空无所有的栈房，缓慢地巢居在其中的是一种无历史的人类。人们的生活仅足以糊口，只有一点点节蓄，一点点财产，但还得忍受下去。
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战利品的征服者的斗争中，群众受到了蹂躏，但是残存下来的人以原始的丰饶填满缝隙，继续受着痛苦。在高处有胜利与失败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们虔诚祷告，用永久克服了一切怀疑的第二信仰的有力虔诚来祷告。在这里，在心灵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灰发僧侣和隐士的天福，变成了现实，但只是在这里。世界和平在忍受痛苦方面唤起了历史人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未知道的那种深度。只有当伟大的历史结束的时候，神圣的、肃静的存在才重新出现。这是一种在无目的方面高尚的戏剧，就像众星的运行、地球的自转、地球表面陆地同海洋的交替和冰同原生林的交替一样是高尚的和无目的的。我们可以对它深感惊异，也可以对它深感惋惜，但无论如何，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