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政治的哲学
我们对于作为一种观念的政治想得比应想的多，因为，相对说来，我们对于怎样观察作为一种实在的政治懂得太少了。伟大的政治家们习惯于根据对事实的可靠嗅觉立刻采取行动。对他们来说，这是不辨自明，以致他们的头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考虑他们的行动的一般基本原则——假如真有这类原则的话。在各个时代，他们都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关于这种应该做什么的知识的任何理论则是他们的才能和爱好所不知道的。然而那些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既成事实上的专门思想家，内心上却和这类行为相距甚远，因而他们只为自己织了一个抽象的网——偏好正义、美德、自由等神话的想象——并把这类抽象的东西作为对过去，特别是对未来的历史事故的标准来应用。结果他们忘记了概念只是概念，进而作出结论，认为存在着一种政治科学，我们可以依靠它按照一个理想处方来形成世界的进程。由于这类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政治行动与抽象思想比起来就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他们在著作里就只是在争论到底有没有一种“行动的天才”。
与此相反，在这里，我的意图不是建立一个观念论的体系，而是为在一般历史进程中的确实行过，而不是可能实行过或应该实行过的政治提供一种体相。问题过去是，现在也是，要钻研重大事件的最后意义，要“看透”它们，要体验和改写它们中间最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东西。世界改良者的设计与历史的实际彼此并无任何关系。
当我们把人类的存在之流看作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把它们看作被运动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人民、民族。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维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个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我们现在喜欢称之为生命力的东西，那在我们身中不顾一切地努力向前和向上的“彼物”，那驱向有效与力量并同时保持植物性与种族性的盲目的宇宙动力，与大地，“基”地，是分不开的；方向性，就是实现的需要，在每一高级人类中作为它的政治生活而出现，这种政治生活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在寻求那决定人类将成为一种宿命或将遭受一种宿命的伟大决断。因为它要么生长，要么死亡，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作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性的表现的贵族是真正的政治等级，并且真正的政治教育是训练，不是形成。每一个大政治家都是事变之流中的力量的中心，在他的自我天职和内在本分的情感中都有一些高贵的东西。相反，一切小宇宙的和“智性”的东西都是非政治的，因之在一切计划政治和观念论里都有些教士气的东西。最优秀的外交家是孩子们；在他们的游戏中，或是当他们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一个个别的人所离不开的宇宙的“彼物”立即出现，且具有梦游者的稳定步伐。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不学习这种幼年的艺术，而是忘掉这种艺术，因此，这种艺术在成年的政治家中就非常少见了。
只有在这些高级文化的范围内的存在之流中及其相互之间，才有高级的政策。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数里才有可能。一个民族只在与若干民族发生关系时才真正是一个民族。但是它们之间的天然的，“种族”的关系因此就是一种战争的关系——这是一件没有什么真理能加以改变的事实。战争是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原始的政治，因此战斗和生活在深层是一件事，存在消亡了，战斗意志也就消亡了。（古日耳曼文表示这种意思的字如“orrusta”和“orlog”，是指与滑稽和游戏相对的严肃性和命运——这是一种强度的对比，而不是性质的差别。
）此外，尽管一切高级政治都想成为一种代替刀剑的更加聪明的武器，虽然在一切文化顶峰上的政治家都奢望有能力废除战争，可是外交和战争艺术之间的原始关系依然会存在下去。两者都有战争的性质，都有战术和战略，都要求后方物质力量的支持。目的也仍然是一样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单位（阶级或民族）通过损害他人的成长而成长。每个排除“种族”因素的企图只能使种族因素转移到其他地方；代替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还有政党之间、或是地域之间的冲突，或者（假如成长的意志在那里也已消亡的话）冒险家的仆从们的冲突，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其他居民往往不加抵抗就去适应。
在生活力量之间的每一次战争中，争执的问题总是由谁来统治全体。在事变之流中发挥作用的，总是一种生活，而绝非一种体系、法律或计划。希望自己成为众人的行动中心和有效焦点，希望把自己的个性的内在形式变为整个民族的和时代的内在形式，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指挥官，以便把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旨置于事变的首位——这是每一个负有历史天职的个别人物很少意识到、但又不可抗拒的冲动。世界上只有人的历史，因此也只有人的政治。斗争的不是原则而是人，不是理想而是种族性，因为执政的权力就是一切。甚至连革命也不例外，因为“人民的统治权”这种提法只是表明了一件事实，这就是，统治者已取得了人民领袖的称号而不是国王的称号。统治的方法很少因此而有所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则完全没有改变。甚至连世界和平，在它存在的每一场合下，也只是整个人类在决心掌握政权的少数强有力者所强加的统治之下的一种奴役状态。
执政权的概念隐指生命单位——甚至动物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再被细分为统治的主体和对象二者。这是不辨自明的，所以没有一个群众单位曾经一时一刻感觉不到它本身的这种内部结构，哪怕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如1789年）也是如此。消灭的是在职者，不是官职；如果一个民族在事变的狂潮中实际失去了一切领导，漂流不定，这只能意味着控制权已经转到外人手里，它已经完全成为被统治的对象罢了。
具有天赋政治才能的民族是存在的。那些被认为是这样的民族，其实只是牢固地被少数统治者所控制、从而使自己感觉很得意的一些民族而已。作为一个民族的英吉利，在政治事务上，也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是粗忽、狭隘和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拥有——尽管他们喜好公开辩论——一种信任的传统。不同之点只是英国人是一个具有非常古老的和成功的习惯的政权的统治对象，在这种统治中他默默地服从，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默默服从是有好处的。从表面同意的默从再进一步就是相信这个政府是需要他的意志的，尽管在骨子里，他的想法却是那个政府为了自己的技术上的理由不断打进他的头脑的。
英国的统治阶级已经完全不依赖它的“人民”发展了它的目的和方法，它利用不成文的宪法并在不成文的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这种宪法的精华来自实践，完全没有什么理论，对于外行则是暧昧的、难解的，但是一支军队的勇气要靠它对其统帅的信任，而信任则意味着并非自愿地放弃批评。使懦夫变成勇士，或使勇士变成懦夫的是军官，这种道理对军队、民族、阶级和政党同样适用。一个民族中的政治才能不过是对它的领导者的信任而已。可是那种信任是有待取得的；它只能在它自己的良好时机中成熟，而成功就会把它稳定下来，使它变成一种传统。被统治者缺乏当仁不让之感的现象实际表示了统治阶级中领袖才能的缺乏，这就使那种非本性的和好事的批评得以产生，这类批评的存在就说明一个民族已经处于“不健全的状态”。
如何从事政治呢？天生的政治家首先是一个评价者——一个对人们、局势和事物的评价者。他具有一种毫不犹豫地和不屈不挠地领悟全部可能性的“眼力”。马匹的鉴定者伯乐在一瞥中就能了解一匹马，就知道这匹马在竞赛中能有什么希望。不“认识”一件事情就能正确地做好那件事情，双手不知不觉地能把马衔勒紧或放松——这种才能与理论家的才能是恰恰相反的。一切存在的秘密节奏在他身上和在历史事件中是一样的。天生的政治家和历史事件彼此相感，相互依存。务实的人是不冒实行感情政治或计划政治危险的人。他不相信冠冕堂皇的言词。彼拉多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一时刻挂在他的口边。天生的政治家置身在真伪之外；他不混淆事件的逻辑和体系的逻辑。“真理”或“错误”——在这里是一样的——对他只是一些理智的思潮，只是关于作为方面的。
他测度它们的力量，持续性和方向，并恰当地把它们纳入他对他所支配的权力之命运的计算中。当然，他有他所珍视的信念，但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具有这类信念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曾在行动的时候感到自己要受这类信念的约束。歌德说，“当局者总是没有是非之心；除了旁观者，谁也没有是非之心。”这种说法对苏拉和罗伯斯庇尔与俾斯麦和庇特是同样正确的。伟大的教皇和英国的政党领袖，在他们还必须争取优势时，他们的行动原则与一切时代的胜利者和暴发户是一样的。以几乎使教会统治了全世界的英诺森三世为例，就可以从中得出获得胜利的教义答案；而那是与一切宗教道德极端矛盾的。可是不这样做，世间就不会有任何教会能够存在，更不会有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富豪、获胜的革命、或与此有关的一般国家、政党或民族。无是非之心的是生命，不是个人。
所以，重要之处在于了解一个人为之而诞生的时代。谁没有感到和理解时代最秘密的力量，谁没有感到自己心中具有同样的东西驱使他沿着一条不被概念所限制和规定的道路前进，谁相信当代的表面东西——舆论和冠冕堂皇的词句与理想——谁就没有处理时代事变的才干。他受事变的支配，不是事变受他的支配。不要从过去去寻求计算尺！更不要旁求制度等等。有的时代，例如我们自己的现代和革拉古时代，其中有两种极不相容的理想主义，即反动的理想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主义。一个相信历史可能会倒退，另一个相信历史的目的论。但二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二者都使一个它们有力支配其命运的民族受到失败的连累；不管它们是把那民族当作一种记忆的牺牲品，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观念的牺牲品。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逻辑则表现为个人的性格。
然而真正的政治家还必须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者——不是一种道德或一种学说的代表，而是一种行为的典范。宗教没有改变过生存的风格，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宗教渗透觉醒的意识、有智性的人，它对另一个世界作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忍耐到死的途径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幸福，但对生活的力量，它是没有支配能力的。在生活领域里，只有伟大的人格——跟这种人格分不开的“彼物”、种族、小宇宙的力量——才是有创造性的（不是形成，而是培养和训练），才有效地改变过整个阶级和民族的形式。
不是“真理”或“善良”或“正直”，而是“罗马人”或“清教徒”或“普鲁士人”，才是一件事实。荣誉和义务、纪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一种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被一个活的典范所唤醒的；这就是为什么腓特烈·威廉一世成为一个对所有时代都很伟大的教育者之一的原因，他的种族形成的个人行动在几个世代中都没有消失。真正的政治家不同于那种“纯粹的政客”——为了竞技的乐趣而运动的运动员，历史顶峰上的暴发户，追求财富和地位的人——也不同于具有一种理想的教师，这是由于他敢于要求牺牲，而且得到了牺牲，因为他感到他是时代和民族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为成千上万的人所共有，使成千上万的人获得彻底改造，使他们能够做出要不然他们绝对做不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