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的本质使它根本想不到事物的秩序可以变成一种计划。派系的目标是要在这种秩序里为它自己争得地位、权力或财产——就像一个逐渐成长的世界中的一切成长中的事物一样。在某些集团中，家庭关系、荣誉和忠诚、及本质近乎神秘的约束在发生作用，而抽象的观念则完全除外。荷马时期和哥特时期的派系、梯里马库斯和伊大卡的求婚者、查士丁尼时代的蓝党和绿党、教皇党和皇帝党、兰开斯特家和约克家、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甚至后来的福隆德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动力，都是如此。马基雅弗利的书完全是建立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之上的。
当随着大城市的出现而出现的非等级者、即资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时，变化立即发生了。这时恰好相反，政治的形式变成了争执的对象，变成了问题。此时政治形式成熟了，必须使它发展成形。政治已经觉醒，它不仅已被领悟而且已变成可被领悟的观点。才智和金钱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统和传统。我们看到的不是有机的而是组织起来了的；不是等级，而是政党。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人的汇集，因此它在才智上胜过旧有的等级，而在本能上则不如，它是自然地成熟了的阶级秩序的大敌，阶级秩序的存在是与它的本质不相容的。因此，政党的概念总是与平等的完全消极的、分裂的、在社会方面拉平的概念相联系的。高贵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自由的观念也是如此，它同样是消极的。政党纯粹是一种城市现象。自从城市脱离乡村以后，各地的（不论我们有无确证）等级政治都让位于政党政治了——埃及在中王国末期、中国在战国时代、巴格达和拜占廷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在西方的首都，政党采取议会的形式，在古典的城市国家，它们是公会场上的政党，我们也在玛瓦里和司图提温的狄奥多的僧侣身上看到枚斋型的政党。
不过，反对等级本质的单位总是非等级者，其中少数“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领导者作为一个政党而出现，它有一个纲领，其中包括一些不是感到的而是规定下来的目标，同时摈斥一切不能从理性上领悟的东西。因此，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党，即资产阶级的政党，自由党，它完全意识到它的这种地位。它把它本身看得和“人民”一样广大。它的反对者（尤其是真正的等级——即“地主和牧师”）是“人民”的敌人和叛徒，而它的意见则是“人民的呼声”——这种观点是通过政党政治培育的全部策略，通过公会场上的演说，通过西方的报纸灌输给人民的，直到这些意见真正代表人民的呼声为止。
原始的等级是贵族和教士。原始的政党是金钱和心智的党，即自由党，大城市市民的党。一切文化中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观念的根源就在于此。贵族政治蔑视城市的心理，民主政治轻视乡下人，憎恶乡村。这是等级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阶级意识与政党倾向之间、种族与才智之间、生长与建设之间的区别。在已经完成的文化中的贵族政治，与在初期的世界都市文明中的民主政治，是互不相容的，直到二者都被凯撒主义淹没为止。由于贵族无疑就是等级（第三等级从来没有想使自己变成这类真实的形式），所以贵族无疑不能具有政党的感情，尽管它可以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政党。
事实上贵族没有选择的余地，它只能这样做。一切现代宪法都不承认等级，它们的基础是作为政治的当然基本形式的政党。十九世纪——进而还有与此相当的公元前三世纪——是政党政治的全盛时代。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的性质促成了敌对政党的形成，而以前，直到十八世纪，“第三等级”还在模仿贵族把自己组成一个等级，现在则出现了一个仿效自由党、完全被自由党的形式所支配、资产阶级化了但并非资产阶级、并不得不用自由主义所制定的规章和方法进行斗争的保守党的守势形象。
它要么比它的对手能更好地运用这些手段，要么就灭亡，二者必居其一；但一个等级的本质结构使它无法了解形势，使它向形式而不是向敌人挑战，于是就不免使用极端的方法，这种办法在每一文明的早期阶段里支配着整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并且无可奈何地把它们交到敌人的手里。当处于有教养、有产业的资产阶级之下的剩余部分的人也把自己组成政党时，每一个政党都不得不变成资产阶级的、至少不得不在外表上装成资产阶级的样子，这情形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讽刺。例如，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资产阶级的否定，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它的态度和领导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它的意志必然会超出党派政治的范围，从而超出立宪主义的范围（二者都是自由主义的现象），按理说这只能称之为内战；这种意志与它为了公正地对待自己而不得不保持的外表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要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获得持久的胜利，这类外表也是必不可少的。议会里的贵族政党的伪装情形跟无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只有资产阶级处于它的本来地位。
在罗马，从公元前471年开始设置保民官起，到公元前287年革命时承认保民官的无限立法权为止，贵族和平民主要是作为等级即阶级而战的。但此后这些相互对立的术语，除了家系的意义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了，代之而起的是可以很合理地称之为自由的和保守的政党，即在公会场上占有最高地位的民众，以及在元老院里有其支柱的贵族。元老院（在公元前287年前后）已从一个由旧氏族组成的家族会议变成了一个由执政贵族组成的国家会议。民众的团体站在按财产分级的百人团民会和巨富的骑士团一边，贵族的团体则与管区民会中有影响的农民携手，我们一方面考虑一下革拉古兄弟和马略，另一方面考虑一下盖·弗拉米尼乌斯，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执政官和保民官地位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是第一和第三等级所选出的、其行动路线是被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受委托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政党，而且有时还更换政党。既有像老伽图那种“自由主义的”的执政官，也有像反对提庇留·革拉古的屋大维那种“保守主义的”的保民官。两党都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能够当选——而当金钱不能使其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时，就不得不在当选人身上下工夫，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英国，从十九世纪初期托利党和辉格党就组成为政党，在形式上二者都是资产阶级的，在字面上都采用自由主义的纲领，因而舆论照常完全被说服，没有什么议论。这是一种适时的高明手腕，它防止了一个敌视等级原则的政党的形成，如同1789年在法国所出现的一样。下议院的议员，从前一直是统治阶层的使者，这时变成了民众的代表，但在财力上继续依靠统治阶层。领导权依然掌握在原班人马手中。从1830年起就理所当然地自称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个政党之间的对立，永远是一种加减式的对立，从来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在这些年代里，“少年德意志”的文学自由运动变成了一种政党运动，而在安德鲁·杰克逊任职总统时的美国，民族自由党和民主党也组成为对立的政党，并公开承认选举是一种生意经以及国家的职位自上而下都是“胜利者的战利品”的原则。
然而，统治的少数的形式，由等级的形式，通过政党的形式，稳步地向个人追随的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终结及其过渡到凯撒主义的外部征候不是第三等级的政党、即自由党的消灭，而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政党的本身的消灭。各种意见、民众的目标以及成为一切真正政党政治的特征的抽象理想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私人政治，是少数在种族上强有力者的不可抑制的权力欲。等级有本能，政党有纲领，但追随者有头目。这就是从贵族和平民，经过豪门贵族和庶民，直到庞培党徒和凯撒党徒的事变经过。真正的政党政府的时代不到两个世纪，就我们自己而论，世界大战以后，它就正在日趋没落。
被一种共同刺激所驱使的整个选民群应当把有能力料理他们的事情的人们选出来——这是一切宪法中的天真假定——这只有在第一次冲击时才有可能，它的前提是，连一定集团的组织萌芽都不存在。1789年和1848年在法国就是这样。只要一召开会议，各种斗争单位立刻就会从中产生；这些斗争单位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它们要想保持已经获得的优势，它们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其选民的喉舌，反而利用一切鼓动策略，使之能够加强自己的影响，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人民中间已经自动形成的一种倾向，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组织的工具，并且沿着同一途径稳步前进，直到这个组织也成为它的领导人的工具。权力欲比任何理论都更强有力。最初，领导和工具是为了纲领而存在的。后来它们就因在职者想要保持其权力和战利品而被他们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今天到处都是这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依靠政党及其所分配的职位和任务为生。最后，纲领从记忆中消失，组织只是为自己而工作。
就大西庇阿或坤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而言，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朋友们”时，我们仍旧是指战役中的友谊。但小西庇阿更进一步，他的“亲兵”显然是一种有组织的追随的第一个范例，其活动范围伸展到了法庭和选举中。同样，古代庇护主与被保护民之间纯粹族长式的和贵族式的忠义关系，也变成了一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团体，甚至在凯撒以前，就有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间的成文契约，其中载有关于报酬和履行约定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正如在今天的美国，俱乐部和选举委员会组织起来了，这些组织能控制或威胁所辖选区的选民，因此得以同伟大的领袖们、凯撒的先驱们，像一种势力对另一种势力一样做选举生意。但这根本不是民主政治的破产，而是它的本来的意义和必然的结果，不通人情世故的理想主义者哀叹其希望的破灭，只能说明他们对真理和事实的冷酷的二重性以及对才智和金钱的密切联系太过无知。
政治和社会的理论只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的一系列自负的理论，在从柏拉图到芝诺的一系列古典诡辩学者中都有其模型的原物。在中国，这一类学说的特征仍需从孔子和道家的著述中去摘取；这里只要提及社会主义者墨子就够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拜占廷著作和阿拉伯著述中——其中过激主义跟其他各种事物一样，本性上是正统宗教的——这类学说拥有广大的地盘，它们是九世纪时一切危机的动力。在埃及和印度也有这类学说，海克索人时代和佛陀时代的事变精神可以为证。文学的形式对这类学说不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通过口语、通过教派和会社中的说教和宣传，同样能有效地传播，事实上，这是清教徒运动（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英美的基督教）末期所采用的标准方法。
这类学说的“真”、“伪”如何——我们必须反复着重地指出——对政治史来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辩驳是一种学院式的讨论和公开的辩论，在这种辩难时，每一个人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总是错的。至于这类学说是否能发生效力——就是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加以改革的信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政治所必须估计到的一份真实力量，并能支持多久的问题——那是有重大关系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无限地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等一般伟大观念是神圣的。伟大的理论就是福音书。
理论的说服力并不依靠逻辑为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没有批判能力、也没有认真地验证理论的超越眼光，而只是仰仗理论中关键性用语的神秘性质。同时，理论的魔力仅限于大城市的居民，是局限于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宗教”的理性主义时代的。对农民，它不起作用，甚至对城市的群众，它的影响也只能支持一个时期。然而，在那个时期里面，理论却具有一种新的天启的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信奉它，醉心于其中的词句及其宣教者，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舍身；他们所注视的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无味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就好像是卑鄙的、不虔诚的、该死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民约论》和《共产党宣言》一类的文件，在爬到政党生活的顶峰并知道如何去制造和利用那些被支配的群众的信仰的强有力者手中，就变成动力最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