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抽象理想所具有的力量，在时间上几乎没有超过属于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因为被驳倒，而是因为被厌弃——这种厌弃早已把卢梭置于死命，不久也将把马克思置于死命。人们最后不是放弃了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放弃了对任何一种理论的信仰及那种认为不如意的现实能通过概念来加以改良的十八世纪式的感情上的乐观主义。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他们的同时代人阐明并合并各种古典宪法，以便取得一种明智的美好的结果时，举世都在倾听他们，柏拉图本人还试图按照一种观念论的处方去改变叙拉古的面貌——致使这个城市沦为废墟。
我同样明确地认为，中国南部的一些国家之所以处于不健全的状态，以致被秦帝国主义所吞灭，也是由于这类哲学试验的缘故。雅各宾党人狂热地信仰自由与和平，致使法国从执政府时起就一直被陆军和证券交易所控制着，而每一次的社会主义爆发也只是给资本主义指出了新的道路。然而，当西塞罗为庞培写作他的《论共和制》，萨拉斯特为凯撒写作他的两篇咨文时，就再也没有人加以注意了。从提庇留·革拉古身上，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种来自热衷于斯多噶派的布洛修斯的影响，这个布洛修斯在使帕加摩的亚里斯托涅库斯同样归于毁灭之后，他自己也自杀了；但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理论已经变成陈腐的课堂练习，此后，权势，而且只有权势才能说话算数。
对我们来说——请不要有什么误解——理论的时代也正在接近它的尾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几乎都出现于1750年和1850年之间。马克思的体系的唯物史观的本质意味着理性主义已达到了最后的逻辑结论；因此，它是个终结辞。但是，正像对卢梭的人权学说的信仰大约从1848年起就失去了力量，对马克思的信仰也从这次世界大战起失去了力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法国大革命时人们至死不渝地信仰卢梭的观点的情形和1918年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追随者面前及其追随者中间保持一种他们自己已不再具有的信念的态度——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凭借观点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道路的前景，在那里，纲领的残余由于以后纯粹变成了争夺权力的障碍，必然会被抛到一边，信仰纲领是我们的祖先的特征和光荣——在我们孙辈的时代，这种信仰将成为地方观念的一个证明。代替它的有现在就已在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听天由命的虔信的种子，这种子来自被折磨的良心和精神上的饥饿，它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今世，这新的今世探索秘密而不探索钢铁般明亮的概念，并最后将在“第二信仰”的深处找到那些秘密。
以上是那伟大的实际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字面上的部分。现在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方面，即关键性的一面，即种族的一面。假如在它的战士中，没有一些真正具有主宰资质的人，民主政治就只会停留在人们的心理上和纸面上；对这些具有主宰资质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而且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人民只是一个客体，理想只是一种手段。所有的甚至最不负责的煽动方法都是诚实而实际的民主主义者搞出来的，传统的政党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方法；就实质而言，煽动和旧制度下的外交一模一样，但是它设计了一支黄铜的乐队而不是古老的宫廷音乐，对群众而不是对王公和大臣，对激昂的见解和感情以及意志爆发而不是对优秀的心灵去应用。
不过，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有一种特点，就是，那些制定深孚众望的宪法的人对于自己的计划的实际作用从来没有想到过——罗马的“塞尔维优斯的”宪法的制定人没有想到过，巴黎的国民会议的创始人也没有想到过。由于他们的这些形式不像封建制度一样是生长的结果，而是思维的结果（并且也不是以对人对事的深厚知识为基础，而是以正义和公理等抽象观念为依据的），因此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默默形成的实际习惯之间就产生了一道鸿沟，这些习惯要么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要么防止它们干扰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经验曾给过人们这样的教训：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一教训只是在整个发展终结时才被人们融会贯通。选举权越接近普及，选民的权力就越少。
当一种民主政治开始时，阵地是被才智之士所独占的。除了1789年8月4日的夜间会议及网球场宣誓，或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之外，历史再也没有什么更高贵、更纯洁的事情可以表现——当时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们，对普遍真理争论得很久，以致现实的力量可以重整旗鼓，把这些梦想家抛在一边。然而，这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力量也及时地出现了，并以事实提醒人们，就是，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认为选举权大体上应当像理想家所想象的那样去使用的想法，是以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其财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去影响选民为前提的。
一旦这种领导出现，投票除了成为众人对个别组织的一种谴责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最后它对这些个别组织的结构连起码的积极影响都没有。关于西方宪法的理想主题，即群众推选自己的代表这一基本权利，也是如此——这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因为事实上每个发展起来的组织都在进行自我补充。最后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这就是，普选权中根本不存在有效的权利，甚至连选择哪一个政党的权利也没有。因为那些已经在他们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有势力的人物，通过金钱，控制了所有言论和出版的智性机器，并且一方面既能够超越党派随心所欲地指导个人的见解，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他们的任命权、影响和立法权去创立一个由真心诚意的拥护者所组成的坚强团体（“预选会”），这个团体排挤别人，并导致会中对选举投票的厌倦心理，这种厌倦的心理最后甚至在重大危机发生时也无法摆脱。
表面上，西方的议会式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文明中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区别，后面那些国家对普选权的观念是完全陌生的。但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群众是一个“符合形式”的选民群，在意义上正好像一直是一个“符合形式”的服从的集体，即主体的客体，如同它在巴格达作为教派，在拜占廷作为僧侣，在其他地方作为一支最有势力的军队或一个秘密社团或一个“国中之国”是“符合形式”的一样，自由始终是纯粹的否定。
自由在于抛弃传统、王朝和哈里发政权；但是执政权立即毫无损失地从这些制度转到了新兴势力的手中；这些新兴势力就是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预言家及其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民众仍然是无条件的被动的客体。“民众自决”是一个客气的用词——事实上，在一种普遍的无机的选举权中，选举很快就会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政治上对等级和职业的成熟旧秩序排除得越激烈，选民群越无形式并且越发软弱，它就更加会完全落到新势力，即政党领袖们的手中；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想方设法，决一雌雄，结果，民众既不能觉察那些方法，也不能了解那些方法；他们仅仅把舆论看成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互相攻击的武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却被看成一种促使每一民主政治走向自杀之路的无法阻挡的趋势。
古典民众的基本权利伸展到了最高的国务和司法职位的占有上。为了运用这些权利，民众在公会场上是“合乎形式”的，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作为点的群众从形体上集合起来了，在那里成为一种古典式地施展影响的对象，即用那些形体的，近在眼前的和感官的手段——用那对每个耳和目都起作用的修辞去影响；用那许多会使我们讨厌、会使我们几乎难以容忍的手法，如同预演时的啜泣效果和撕破衣裳等动作去影响；用那对观众的无耻阿谀，对于敌方的荒唐谎言去影响；用辉煌的辞句和颂扬的词句去影响（在这种地方和为了这种目的，有的是这种东西）；用竞技和礼品去影响；用恐吓和打击去影响；尤其是用金钱去影响。我们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看到了这种发端，在凯撒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则见到它的骇人听闻的顶点。
跟各处一样，选举已从提名阶级代表变成了政党候选人的决战场，变成了金钱干涉的竞技场，从撒马战役以后更成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干预的比武场。“能够集中在个别人物手中的财富愈多，则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也就愈益发展成为一个金钱问题”，关于这一点无需再去多说。但是，从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称之为贿赂将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问题，这是民主精神本身成熟时注定了必然要采取的形式。监察官亚庇阿·克劳狄乌斯无疑地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主义者和罗兰夫人集团一类的立宪政治理想家，在他的改革（公元前310年）中，毫无疑问是名实相符的选举权改革的，这种改革完全不是一种为自己的党派谋利的诡计——但其结果却只为那类诡计开辟了道路。这种制度里面并没有种族性，可是刚一实行就出现了种族性，并且种族性很快就强行夺取了完全的优势。总之，在金钱的独霸中，把使用金钱描写成为堕落的表现是不很公平的。
在罗马，做官从一系列的选举形式进行时就要求有很大的资本，以致每个政治家都成了其全体伙伴的债务人。做营造官尤其如此，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须在他公开竞技的排场上超过他的前任，以便将来能够得到那些观众的选票。（苏拉在他第一次谋求行政长官的职务时失败，正因他以前没有做过营造官。）此外，为了博得游手好闲者的欢心，还要每天带着一批喧赫的随从在公会场上露面。有一项法律禁止豢养受酬的门客，然而，上层社会用贷给人们金钱、举荐人们充任公职和商业职务以及为人们支付诉讼费用等等方法作为争取人们一起前往公会场，每天都参加招待会的代价，所费反而更多。庞培是半个世界的庇护主。
从皮西诺姆的农民直到东方的国王，统统由他代表，归他保护，这就是他能用以与克拉苏的无息贷款和高卢的征服者使每个野心家“成为富豪”相抗衡的政治资本。为整个选区的选民准备筵宴，或是免费招待他们观看角斗士的表演，甚至（像米洛，即罗马政治家，贵族党的支持者那样）把现款送到家里——西塞罗说，这是由于尊重传统道德的缘故。竞选资本达到美国那样大的数字，有时达到上亿个塞斯退斯（罗马货币单位）；罗马城内的可用的现金储备虽很雄厚，公元前54年的选举却把这份现款的很大一部分固定住了，以致利率由百分之四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凯撒做营造官时的开销很大，以致克拉苏不得不在债主们许可凯撒前往他的行省之前，在他的两千万债券上签名作保；并且凯撒在候补大祭司职位时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信用，以致失败就会使他毁灭，因而他的对手卡塔鲁斯可以认真地打算收买他。
但是，对高卢的征服和开发——这也是一件基于财政动机的事业——使他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说句实在话，法舍鲁斯战役（公元前48年凯撒与庞培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凯撒出奇制胜）就是这样事先打胜了的。因为凯撒之所以聚集亿兆钱就像塞西尔·罗德斯一样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像韦瑞斯甚至克拉苏那样喜好财富；韦瑞斯或克拉苏首先是一个理财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凯撒懂得一件事实，就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没有金钱及与其有关的事物，宪法上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当庞培仍然梦想他一跺脚就能唤来若干军团的时候，凯撒早已用他的金钱把梦想化为现实了。不过，必须明确认识到，这些方法并不是凯撒首次采用的，凯撒不是发现了它们已经存在，他使自己变成了它们的主人，但是他从没有把自己和它们等同起来。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以原则为基础的政党已在转变成以个人为基础的私人追随，那些人追求私人的政治目的、善于运用当时的政治武器。
在这类手段中，除了金钱外，就是对法庭的影响。因为古典的集会只投票而不时论，所以在公共讲坛前举行的审讯是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政治劝导的学校中的学校。年轻的政治家借助控告，如有可能还可以通过消灭一些大人物来开创自己的事业，例如十九岁的克拉苏就消灭了革拉古兄弟的朋友、后来向豪门贵族投降的大名鼎鼎的帕庇里乌斯·卡尔伯。这就是伽图被审讯不下四十四次的原因，尽管每一次都被无罪释放了。在这些事件中，问题的法律方面都是从属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的党派因素、辩护师的人数以及支持者的多少——证人的数目实际上只用来炫耀，为的是使原告在财力上和政治上的威力受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