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货币
理解伟大文化的经济史所依据的观点不能在经济领域中寻找。经济的思想和行动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当这个侧面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生活时，就成了一种假像。可靠的观点尤其不能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去求得，这种世界经济在近一百五十年来已经是恣意地、危险地、最后几乎是不要命地上升着的，而且是一种完全西方的、动态的，但决不是人类共同的经济。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一些显然是而且专门是英国式的前提之上的。所有其他文化都无法知晓的机器工业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中心地位，并且完全控制了观念的形成和所谓规律的演绎，而人们却没有觉察到这一事实。信用货币在没有农民的英国的世界贸易和出口工业的关系所赋予的特殊形式之下，成了确定资本、价值、价格、财产之类的词的定义的基础——这些定义以后更毫不费力地传播到了其他文化阶段和生活周期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已决定了一种关于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概念，这种概念支配着一切经济学说。这种经济图景的创始人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后来所有论述他们或攻击他们的作品始终是以他们的体系的精密结构和方法为前提的。卡莱和李斯特是这样，傅立叶和拉萨尔也是这样。至于对亚当·斯密的最大敌人马克思说来，当一个人完全彻底地具有英国资本主义的想象时，不管他怎样大声疾呼地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那是无关宏旨的；这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它的唯一目的是，通过一种新的筹划使客体得到作为主体的好处。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只是对一种特定的发展水平上的单一文化的经济思想作了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物质及其条件、需要和动机，而不是家世、等级和民族的心灵及其创造力。它把人们看作时势的组成部分，对伟大人格和个人的或团体的创造历史的意志，对那认为经济的事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意志一无所知。它把经济生活看作一种凭借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就能彻底说明的东西，看作是一种在结构上十分机械的和完全独立的东西，最后，甚至看作一种与宗教和政治具有某种因果关系的东西；而宗教和政治又被看成个别和独立的领域。由于这种看法是成系统的而不是历史的，它的概念和法则的永恒的和普通的正确性就成了一种信条，它的野心是要制定出应用“这种”管理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因此，它的真理一旦与事实遭遇，它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世界大战的预言和无产阶级理论家总结苏维埃经济所得出的预言，都是这样的。
所以，迄今为至，就生活的经济方面的形态意义，特别是就高级文化生活中的经济方面的形态意义及其合乎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持续期限的经济类型的形成而言，国民经济并不存在。经济没有体系，只有体相。要探寻它的内部形式，它的心灵的秘密，就得具有相术的眼力。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就必须成为它的“鉴定者”，如同一个人是人或马的“鉴定者”一样，其所需要的“知识”甚至比一个马术师需要掌握的动物学知识还少。但这种“鉴定”的才能是可以唤起的，唤起的办法是，以同情心看待历史，从而对于种族本能获得一种敏锐的看法。这类种族本能在经济上和在积极的存在的其他因素中同样起作用，它象征性地造成外部形势的形状——经济的“原料”需要——使与它本身的内在性质相协调。一切经济生活都是一种心灵生活的体现。
这是对经济的一种新的、德国式的看法，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十八世纪的空虚理性的产物，其目的不过是对经济的外表进行一种物质的分析，随后再加以综合而已。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的都只是一种初步的东西。经济思想像法律思想一样，目前已临近它的真正的和合理的发展，这种发展（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对希腊化—罗马时代一样）只有在艺术和哲学已经一去不返的地方，才能到来。
下面我们只是打算对此处用得着的可能性作一种鸟瞰式的考察。
经济和政治是同一存在的活生生的川流的两个方面，不是醒觉意识——即才智的两个方面。它们各自表现出那藏在个体生存的世代相传中的宇宙长河的节奏。可以说，它们不是要有历史，而是要成为历史。支配它们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是“何时”。它们二者都属于种族，而不像宗教和科学一样属于语言及其空间的、因果的张力；它们尊重事实，而不尊重真理。有经济的命运，正如有政治的命运一样，而在科学和宗教的学说里则有超越时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生活有适合历史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它们互相掩盖，互相支持，互相对抗，但政治条件无疑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是保存自己并获得成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获得成功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但在经济方面适合的状况下，存在川流的适合是重视自己，而在政治上适合的状况下，它们的适合则是重视别人。整个生物族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植物到昆虫，以至那在空间上行动最自由的世人都是这样。营养与获胜——生活的两个方面之间的高贵程度的差别，在它们与死亡的关系上可以识别出来。再也没有像饿死与壮烈牺牲之间的对比更为深刻的了。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命在经济方面受到饥饿——希望被阻遏、境遇窘迫、环境黑暗以及从字面上不亚于饥饿的压迫也包括在内——的威胁、侮辱和贬损。整族整族的人都已经因为他们生活的颠沛流离而丧失了他们的种族的活力。在这里，人们是因为某种事物而死，而不是为了某些事物而死。政治为一种理想而将人们牺牲，人们则为一种理想战斗而死；但经济只是使他们耗损殆尽罢了。战争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创造者，饥饿则是它们的破坏者。在战争中，生活往往被死亡提高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高度，那种力量的存在就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然而，在经济生活中，饥饿却使一个人产生对生活的丑恶的、下流的和绝非抽象的惧怕，那时，一种文化的高级的形式世界就会悲惨地瓦解，人类野兽就会为了生存而开始进行赤裸裸的竞争。
那种体现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全部历史的双重意义，在前面一章中已讨论过了。人世间有一种把“空间中的生活”表现为一个世代相传的生殖延续的私人历史，和一种把私人历史当作一个政治上“符合形式”的东西加以保卫和防护的公共历史——这就是存在的“纺缍方面”和“刀剑方面”。它们在有关家族和国家的观念中表现出来，也在家庭的原始形式中体现出来，在这种家庭里，那些保护人们关系的善良的神祗——每个古代罗马人居所的守护神吉涅乌斯和天后米诺——都受到门神宅纳司的保护。此种经济就属于这种家族的私人历史。一种繁荣生活的持续期限是跟它的精力分不开的；它的生育和怀孕的秘密，在那生殖力旺盛的、在土壤上生根、健壮、多产的农民家族中看得最清楚。并且，就像在肉体的形式中性器官与循环器官有密切的联系一样，在另一意义上家庭的中心是由神圣的炉灶、灶神维斯塔所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经济史的意义与政治史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在政治史上，前景是被伟大的个人命运所占据的，这类个人命运确实在它们的时代具有约束力的形式中得以自行完成，但它们在本质上各自仍是严格的个人的。经济史和家族史所涉及的是形式语言的发展过程；一切偶然发生的和个人的事情都是一种不重要的私人命运，只有那无数场合所共有的某种形式才有关系。即使如此，经济也是一种基础，因为存在才具有深远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民族“状态良好”、营养充足和多产，而是为了什么他或它是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爬得越高，他对内在的象征性和表现力之政治的和宗教的愿望，就越显著地超出这样的经济生活所具有的形式和深度方面的一切事物。只有随着文明的到来，当整个形式世界开始衰落时，单纯的生命保存才开始赤裸裸地、坚持不懈地自行表现出来——这是把“饥饿和爱情”作为生活原动力的陈腐主张不知羞耻的时代；是生活并不意味着从事事业的精力增强，而意味着“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安逸、舒适、“食物和娱乐”的时代；也是我们把经济政策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去代替庄严的政治的时代。
既然经济是属于生活的种族方面，它就跟政治一样，具有一种习惯性的伦理，而不只有一种道德——这又是贵族和僧侣、事实和真理之间的差别。一种职业性阶级，像一个等级一样对好和坏（不是对善和恶）具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就没有荣誉、法律。对从事经济生活的人来说，荣誉也是一种中心标准，它的机智和明敏能够看出什么是“该做的事”——这和那构成关于尘世的宗教冥想之基础的罪恶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不仅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有很明确的职业荣誉感，店主、出口商、银行家、买办，甚至众所周知，当两三个小偷和乞丐互相引为同行时，也同样具有明确的高下之分。还没有一个人陈述过或写出过这类习惯性的伦理，但它们是存在的，而且，同各地的阶级伦理一样，永远只对其成员具有约束力。伴随着存在于每个职业社会中的忠诚和勇敢、豪侠和友谊等高贵美德而出现的是，关于实业、成就和工作的伦理价值之轮廓鲜明的见解，和一种惊人的优越和区别感。这类东西是人所具有的——但是对它不是太了解，因为习惯只有在它被违背时，才变为自觉的——相反，宗教的禁律则是一些超时间的、普遍有效的、但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一个人必须先学会它们才能懂得和遵守它们。
宗教禁欲主义的原理如“忘我”、“纯洁”等，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对于真正的圣者来说，不仅热衷于财富或爱好财富或穷人的嫉妒是罪恶的，经济本身就是罪恶的。关于“原野的百合花”的谚语，对具有浓厚宗教的（和哲学的）天性的人说来，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存在的全部分量是超乎经济和政治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事实之外的。我门在耶稣的时代，在圣伯纳的时代，在今日俄国人的心灵中，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个戴奥金尼和康德的信徒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这个目的，人们自愿选择贫困和漫游，隐居在密室和书斋中。经济活动从未在一种宗教或哲学中出现过，它永远只在一个教会的政治机构或是一个理论团体的社会机构中出现；它永远是一种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并标志着权力意志的存在。
那种可以称之为植物的经济生活的因素正在完成；在经济生活中植物只是自然过程的舞台和无意识的客体。这种要素也存在于人体经济中，它仍然没有改变其植物的和朦胧的性质，它以循环器官的形状追求它的无意志的（在这点上，几乎是外来的）生存。但当我们谈到在空间自由活动的动物身体时，存在就不是孤独的了——它有觉醒的存在、领悟的能力伴随着，因此不得不通过独立思考为保全生活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