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的焦虑由此开始，它使触觉和嗅觉、视觉和听觉日趋敏锐；它立即引起旨在探索、搜集、追求、诈骗、偷窃的空间活动，这些活动在许多种动物（例如海狸、蚂蚁、蜜蜂、许多肉食鸟兽）身上发展成为一种初步的经济技巧，这种初步的经济技巧是以反映过程并从而是以理解力从感觉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为前提的。人之所以真正成为人，是因为他的理解力已从感觉中解放出来，是因为思想已创造性地参与了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的关系。女人对男人的权术，仍然与动物极为类似，而农民在获取微薄利益方面的机敏也是如此——二者跟狐狸的狡猾并无差别，二者都有在一瞥之中就能看透牺牲品的秘密的能力。在这方面，这时又产生了播种土地、驯养动物、改换、评价和交换物品、千方百计地寻求改善生活以及使依赖环境变成支配环境的方法的经济思想。这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种族利用某种经济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变得十分强大，致使本身离开既定的目标，建立起一些抽象的空中楼阁，最后在乌托邦式的太空中消逝。
一切高级的经济生活都是以农民为基础并在农民身上发展起来的。农民本身并不需要以任何基础为前提，它自身就是基础。可以说，它就是种族本身，是植物性的，无历史的，它完全为了自己而生产和使用，它有一种把一切其他经济存在全部视为偶然的和可蔑视的世界观。不久，就有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来与这种生产性的经济对抗，它把生产经济作为对象——作为营养、贡物或掠夺的来源——加以利用，起初政治和贸易是很难分开的，两者都是主人气派的、个人的、好战的，两者都渴望权力和战利品，这就引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它不是从某个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自上而下地去看世界迷人而混乱的情况，它忠实地体现在用狮和熊、鹰和隼来作徽志上，原始的战争总是掠夺性的战争，原始的贸易也跟掠夺和海盗行为密切相联。冰岛英雄故事讲到北欧海盗如何经常同意与一个城镇的居民和平交易两个星期，然后就拿出武器，开始进行掠夺。
成熟形式的政治和贸易——凭借智力上的优越战胜对手并取得物质成就的艺术——都是其他手段对战争的替代。一切外交都是生意性质的，一切生意都是外交性质的，而且，两者的基础都是对人的透彻判断和机智的相术。腓尼基人、埃特鲁里亚人、诺曼人、威尼斯人和汉萨同盟成员等伟大航海家的冒险精神，弗格尔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等机敏的银行界权威和克拉苏以及当代矿业、托拉斯大企业主等有势力的财政家的精神，如果想在它的作为上取得成就，就必须具有指挥官一样的战略才能。在经济领域内，就像在政治领域内一样，对族系、世袭产业、家族传统的自负，在发展着并得到重视；巨额的财富很像王国一样有其自身的历史，坡力克剌提、梭伦、罗伦索·美第奇和尤根·乌伦威伯远不是商业野心引起政治野心的仅有范例。
然而，真正的王侯和政治家要的是统治，而真正的商人则只想发财致富，因此，掠夺性的经济就分别追求目的和手段去了。一个人可以为了权力而意在掠夺，或者为了掠夺而志在权力。伟大的统治者，秦始皇、提庇留、腓特烈二世——也有致富的愿望，“富有土地和臣民”的愿望，但这一愿望是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的，是处在这种责任感支配之下的。一个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全世界的财务官抓在手里，更不必说那理所当然的情形了，就是他可以过着辉煌灿烂甚至放荡的生活——如果他认为自己（如拿破仑、塞西尔·罗德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元老院）是某项使命的工具的话。当他有这样的感觉时，很难说他有私有财产的观念。
为了纯粹经济利益而外出的人——例如罗马时代的迦太基人，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当代美国人——在纯粹的政治思考上相应地是无能的。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上，他总是受骗，被人当作工具，就像威尔逊的情况所表明的一样——在因缺乏政治家的本能而给道德情操留下空隙时尤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大经济集团（例如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屡次遭到政治上的失败，除非他们确实找到一个真正精明的政客作领袖，而他又利用他们。经济思考和政治思考，尽管在形式上非常协调，但在方向上（因而也就是在所有战术细节上）却有本质的区别。业务上的伟大成就能唤起一种对公共权利的放任之感——人们在“资本”这个词里就能听到这种毫无差误的低音。
然而，只有少数个人才能改变他们愿望的色彩和方向以及他们衡量事物情境的标准。只有当一个人确已不再感到他的企业是“他自己的生意”，不再感到企业的目的仅仅是积累财产时，工业巨头才有可能成为像塞西尔·罗德斯那样的政治家。但是，反过来说，政界人物对于历史任务的意志和思维却有堕落成只顾维持个人生活的危险；那时，一个贵族就能变成一个强盗之党，我们发现，这类人所熟知的王侯和大臣、政治煽动家和革命英雄正在出现，他们的热情在懒惰的舒适生活和积累大量财富之中消磨殆尽——在这一点上，凡尔赛与雅各宾俱乐部、实业巨头与职工协会的领袖、俄国的统治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而在民主政治的成熟时期，那些已“达到目的”的人的政治，不仅跟做生意一模一样，而且跟最肮脏的大城市的投机生意也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所有这一切正是一种高级文化的隐蔽趋势的表现。最初，出现了原始的等级——贵族和僧侣——及其时间和空间的象征。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政治生活和宗教体验一样，有其固定的地位，有它的命定的高手，有分派给它的事实和真理两方面的目标，经济生活则在下面沿着一条安稳的道路不知不觉地前进。此后，存在之流就与城镇的石头结构纠缠在一起，再往后才智和金钱就把它的历史指导权夺走了。具有年轻的象征力量的英雄和圣者越来越少，他们退缩到越来越狭小的范围里面。冷冰冰的资产阶级心情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事实上，制定一种制度和缔结谈成一笔生意要求具有同样的专门知识。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宗教的和科学的体验，互相接近，互相推挤，互相混杂，现在用任何象征力量的尺度几乎都无法区别开了。在城市的摩擦中，存在之流丧失了它的严格而丰富的形式。等级的经济因素表面化了，它们和那些充满形式的政治的残余相互作用，正如权威的科学同时把宗教列入它的对象之内一样。政治上的自满把一种明敏有益的世界情操散布在经济生活上。然后，代替衰微的等级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的、富有真正的政治或宗教力量的个人生活历程都是从它之中涌现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要开始辨认一下经济史的形态学了。首先，有一种“人”的原始经济，这种经济和动植物的经济一样，在它的形式发展上遵循一个生物学的时间尺度。这种经济完全支配着原始时代，并在高级文化之下和高级文化之间，无限缓慢地和混乱地继续前进。通过驯服和饲养、选种和播种，它把动植物纳入自己的范围并使之发生变化；火和金属被利用了，无机的自然界财富经过技术加工对于经营生活就变得有用了。这一切都充满政治的和宗教的伦理和意义，尽管它不能明确地区别图腾和禁忌、饥饿、心灵恐惧、性爱、艺术、战争、祭礼、信仰和经验。
在观念上和演化上与此截然不同、在发展速度和持续期限上也明显不同的是那些各有其自己的经济形式的高级文化的经济史。属于封建制度的是无城镇的农村经济。伴随着由城市放射式地统治的国家，出现了城市的货币经济；伴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城市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同时，它发展成为金钱的唯一霸主。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式世界。阿波罗式的实体货币（即模制的硬币）同浮士德式的动态的关系货币（即信用单位的登账），就像城邦同查理五世的国家一样是相反的。但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好一样，是呈金字塔式地自己形成的。在乡村的地下，一种完全原始的状态几乎没有受到文化的影响。晚期城市经济已成为一些坚定的少数人的活动，它始终蔑视那继续存在于其周围的原始土地经济，而后者也对那在城内盛行的才智化形式甚感愤怒。
最后，世界都市带来了一种文明化的世界经济，这种经济从少数中心里的极小核心向外放射，使其他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经济从属于自己，而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完全原始的（“家长式的”）风俗通常仍然盛行。随着城市的成长，生活方式变得日益虚伪、狡猾和复杂。凯撒时代的罗马、诃伦·阿尔·拉西德时代的巴格达以及今天的柏林等大城市的工人感到自然十分需要的东西，却被乡间最富裕的自耕农视为愚蠢的奢侈品，但是这个当然的标准是难以达到而且难以保持的。在每种文化里面，工作量都越来越大，直到在每种文明开始时，我们都见到一种经济生活的强度，其紧张状态甚至是过度的和危险的，而且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最后就达到了一种严峻而固定的程度，那是精巧的、才智的因素和粗糙的、原始的因素的一种奇异杂烩，如同希腊人在埃及所发现的和我们在现代印度和中国所发现的一样——当然，除非像戴克里先当政时的古典文化那样，这外壳在一种年轻文化的压力下，从下面被瓦解。
与这种经济运动相应的是，人们作为一个经济的阶级，在经济上是“符合形式”的，正像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等级在世界史中符合形式一样。在经济的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济的位置，正如他在社会里面有某种级别一样。现在，这两种依附关系立即向感情、思想、关系等提出要求。生活坚持要成为某种事物，坚持要具有某种意义，而我们在观点上的混乱则被这样一个事实弄得越发混乱，这就是，今天就像希腊化时代一样，一些政治党派在其改善某些经济集团的生活水准的愿望中，已经把这些集团提高到一个政治等级的崇高地位，例如马克思就提高了工厂工人阶级的地位。
处于混乱状态——是因为第一个真正的等级是贵族。官吏和法官以及与政府和行政有关的一切最高职务都是这个等级的直接产物。它们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等级式的构造物。因此，学者和科学家的团体也是属于僧侣阶层的，具有一种十分明确的阶级的排他性。但这些等级的巨大象征性却跟城堡和大教堂一起失去了时效。第三等级已经是“无等级者”，是余数，是一种杂乱的、多样的堆集，这种堆集，除了在政治性抗议时之外，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第三等级为它本身所创造的价值乃是一种政党的价值。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资产者，但因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而是一件伟大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不是他代表了这件伟大事物，而是因为确信依附了它。由于它的社会“形式”具有这种弱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在它的职业、行会和组合中就相对显得更加显著了。不管怎样在城市里，一个人的称呼主要是按其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在经济上，第一种（在古代，差不多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农民（包括牧民、渔夫和猎人）的生活方式，这是纯粹的生产，因而是所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前提。在古代，就连原始的等级也把它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狩猎、畜牧和对农业土地的占有的基础之上，甚至到了晚期，土地依然被贵族和僧侣看成是唯一真正体面的财产。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反的是贸易，是贪得无厌的经纪人或中间人的生活方式，它的势力强大得跟它的人数根本不相称，甚至在很早的情况下，就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