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精制的寄生生活，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因而是与土地无关的、远距离的、“自由的”，精神上也不受乡村伦理和实践的约束；这是一种靠别人的生活来维持的生活。现在，在两者之间有了第三种经济，即技术的加工经济，它在无数的手工业、工业和行业里面发展起来，这种经济创造性地反映了自然，它的荣誉和良知也热衷于取得成就。这种经济的最早行会可以追溯到纯粹的原始时代，它用它的秘密故事、仪式和想法填满了这种原始图景，这就是冶匠的行会。因为这些冶匠看不起农民，又因为对这些冶匠的畏惧而经常使他们受到别人的尊敬，同时又经常受到别人的咒骂，于是他们就像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或“黑犹太人”一样，往往变成了一种拥有自身独立族系的真正的部落。
在生产、加工和分配这三种经济中，跟在属于政治和一般生活的所有其他事物中一样，有领导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整个整个的集团掌握布置、决定、组织、发现；而其他整个的集团的职能则仅限于执行。这种级别可能是严峻的、明确的，也可能是几乎察觉不到的；升级也许毫无可能，也许不受阻碍，职务的相对尊严，在缓慢变迁的漫长阶梯中也许几乎始终相同，也许不同到无法进行比较的地步。传统和法律、才能和财产、人口数目、文化水平以及经济状况，很可能有效地践踏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根本对立——然而，这种对立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作为一种前提而存在着，它是无法改变的。
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并不存在工人阶级；那是一些眼睛专门盯着英国——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工业发达的、无农民的国家——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论家的一种捏造，随后他们又信心十足地把这种捏造的体系扩展到一切文化和一切时代，使政客们得以采用这种体系，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在工场和账房里、在办公室和货舱里、在公路上、矿井中、田野里和草地上，都有几乎数不过来的纯粹的服务性活动。
这种记数、看门、跑腿、锤击、侍候和照料通常缺乏那种因素，它将生活提高到勉强能够维持的水平以上，并使工作具有在官吏和学者的身份中或工程师、经理和商人的个人成功中的尊严和快乐——然而，即使抛开这点不谈，这类事情相互之间也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工作是用头脑或用臂力，是在乡村或在大城市，从事工作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都使农业劳动者、银行职员和成衣匠过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只有，我再重复一次，最晚期的政党政治才用口号去引诱他们参加一个反抗团体，为的是要利用它所集合的群众。相反，古典的奴隶主要是宪法条文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假如就城邦的实体而论，奴隶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在经济上，他有可能是土地劳动者或者是手工工匠，甚至是拥有巨额资本、拥有邸第和乡村别墅以及大批部下——包括自由人——的经理或批发商。此外，在后期罗马时代他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随着青春阶段的到来，每种文化之中都开始了一种形式固定的经济生活。居民的生活全都是农民在田野中的生活。城镇的经验还没有到来。所有从农村、城堡、宫邸、修道院和寺院领地兴起的，并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市场，是一个与农民利益相符合的单纯的集会点，这种集会点随即又获得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不过当然不能说它已经具备了一种它所特有的生活。居民们即使是工匠或商人，仍然怀有农民的情感，甚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像农民一样地工作。
从一种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的是实物，物物交换是所有早期交易的标志，不管这些物品是从远方运来的，还是只在村落中甚至农场内流通的。物品是一种在本质上通过一些不易觉察的途径依附于生产它的生命或使用它的生命的东西。一个农民把“他的”黄牛赶到市场上去，一个妇女把“她的”美丽的服装贮放在衣柜里。我们说，个人拥有这个世界的“物品”；“所有”这个词使我们直接回溯到财产的植物性起源，财产这种特殊的“存在”——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完全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在这样一些时期中，交换是物品从一个生活圈子转到另一个生活圈子的过程。它们是依据一种当时被感知的关系的尺度，就其对于生活的关系来加以估算的。这里既没有价值的概念，也没有构成一般尺度的某一种类或某一定量的物品——因为黄金和硬币也都是物品，它们的稀有性和不可毁灭性使它们备受人们重视。
在这种物物交换的节奏和进程里面，商人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市场上，掠夺性的经济和创造性的经济互相遭遇，不过，即使是在船队或商队卸货的地方，贸易也只是乡村交易的器官。这是经济的“永恒”形式，甚至在今天远离城镇的乡村小商贩的古老形象中，在自然形成的小型物物交换圈的城郊偏僻的街巷里，在学者、官吏以及每个在通常意义上未曾积极参与大城市日常经济生活的人的私人经济里，都还能够看到。
城镇的心灵唤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旦市场变成了城镇，那就不再是跨越纯粹农村的货物之流的中心的问题，而是城墙里面的第二个世界的问题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城外的”单纯的生产生活只是目的和手段，另一种川流又开始从它那里开始回转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是：真正的城里人在原始的土地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生产者。他与土地或经过他手的物品并没有内在联系。他并不跟它们生活在一起，而是从外部去观察它们，结合他本身维持生活的需要去评价它们。
随后，物品变为商品，交换变为销售，而且我们还得从考虑物品转而考虑金钱了。
再随后，一种纯属附加的东西、一种规定了限度的形式，从经济中能够看得见的对象中被抽象出来，就跟数学思维从被机械地看待的环境中抽象出某种东西一样。抽象的金钱恰好相当于抽象的数字，（马克和美元不是“金钱”，如同公尺和克不是“力”一样。钱币是实在的价值。）两者都是完全无机的。经济图景降低到只有数量，而“物品”的重要性一直在于它们的质量。对早期的农民来说，“他的”黄牛，首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存在单位，其次才是一种交换对象；不过，从真正的城里人的经济眼光来看，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价值，它无论何时都能够换成钞票，只是当时恰好以一头黄牛的形象出现。即便如此，真正的工程师在一个著名的瀑布中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绝妙无双的自然景色，而是一个没被利用的能力的可以推算的量。
在所有现代货币学说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这就是，它们从价值符号，甚至从作为支付媒介的物质出发，而不是从经济思想的形式出发。事实上，金钱，就像数与法律，是一种思想范畴。人们对于周围的世界存有一种金钱的考虑，就像存有一种法律的、一种数理的或一种技术的考虑一样。从对一幢房子的感官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抽象结论，这得看我们心里是用一个商人、一个法官、还是用一个工程师的眼光来评价它，要看所涉及的是一个贷借清算问题、一个诉讼问题、还是一个有倒塌危险的问题。不管怎样，跟考虑金钱最为接近的是数学。从生意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进行计算。货币价值是一种用计算单位来衡量的数值。这种精确的“价值本身”就像数的本身一样，首先是那些没有根基的城里人想到的；对于农民来说，只有一些暂时感触到的与忽此忽彼的交换对象相关的价值，凡是他不使用或不想占有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价值”。只有在真正的城市居民的经济图景里，才有客观的和各式各样的价值，这些价值，作为一种具有一般化效力的思想因素，存在于他的私人需要之外，尽管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他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种类纷繁的价值，参照这种种指标，他就对市价产生了“便宜”或“昂贵”的感觉。
早期人类是对物品进行比较，并且不只是通过理性来比较，晚期人类则计算商品的价值，并且是用一种死板的、非定性的尺度来计算的。现在，不再是黄金比照黄牛来估算，而是黄牛比照黄金来估算，其结果是用抽象的数字、价格来表示。这种价值尺度能否在一种价值符号内找到象征性的表现以及怎样表现——像书面、口头或表象的数字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字一样——是以某一特定文化的经济形式为转移的，而每种经济形式都产生一种不同的货币，产生这种情况的相同条件是，在经济上存在着用货币来考虑问题的都市人口，而且正是货币的特征解决了价值记号是否也可作为支付媒介的问题；古典的硬币，也许还有巴比伦的银子，其作用就是如此，而埃及的deben（代本，按磅称出的生铜块）则是一种交换的尺度，而不是货币符号，也不是支付媒介。此外，西方的和“同时代的”中国的银行纸币都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一种尺度。事实上，关于贵金属硬币在我们这种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通常习惯于完全彻底地欺骗我们自己；这类硬币不过是按古典风尚制成的商品，因此，它们是比照信用货币的账面价值来衡量的，它们自身就有一种“价格”。
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是，跟生活与土地连在一起的旧式产业让位于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在质量上是不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并不包含在物品之内，而是投放到这些物品里面的。从它自身来考虑，它纯粹是一种货币价值的数量。
作为这种思考的产生地，城市变成了金融市场、价值交换的中心，货币价值之流开始注进物品之流，使它理智化并控制它。因此商人就由经济生活的器官转变成经济生活的主人，不管怎样，考虑金钱总是一种商业性的或生意性的思考。它是以土地的生产性经济为前提的，因此在根本上总是贪婪的，因为并无第三条路可走。“获得”、“获利”、“投机”这一类词，就是指从运往消费者的物品赚取利润——这是一种聪明的掠夺。因此，对早期农民是不适用的。只有使自己完全适应真正城市居民的精神和经济面貌，我们才能领会其含义。他做工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出售，为了“钱”。生意经的观点逐渐渗入每一种活动之中。乡下人跟物物交换有内在的联系，既是卖主同时又是买主，甚至连原始市场的商人几乎也不例外。但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由于货币交易好像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进行一样，因而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即经纪人，这种经纪人的思想是命中注定被生活的生意经所支配的。他迫使生产者来供应，让消费者来打听。他把中介地位提高到一种垄断地位，再提高到经济的首位，他迫使交易的双方为他的利益而变得“具有形式”，按照他的算计来准备商品，并在他的还价压力下降低商品的价格。
掌握这种思想方法的人就是金钱的主人。在所有文化中，演进都经历了这条道路。在他的反对谷物商的演说中告诉我们：拜里厄司（雅典的港口城市）地区的投机商人，为了制造恐慌，经常散布运载谷物的船队遇难或战争爆发的谣言。在希腊化—罗马时代，为了迫使物价上涨，让土地荒芜，或是对进口进行限制，成为广泛使用的手段。在埃及新帝国，美国式的小麦囤积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种完全可以同西方的银行业务相比的票据贴现所导致的。亚历山大大王派驻埃及的行政官克利奥米尼通过记账交易将全部谷物供应集中到自己手里，因而在希腊造成了大规模的饥荒，使自己攫取了数不尽的利益。如果在经济上不这么考虑，就只能成为大城市中货币交易的一个小卒。这类思维不久就控制了整个都市人口的醒觉意识，进而控制了每个在经济史上发生重要作用的人的醒觉意识。“农民”和“市民”不仅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别，而且也代表产业和金钱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