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选举是卡塔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事实告诉了他正直的价值。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父亲问卡塔当初奚落他的小男孩现在怎样了，卡塔告诉他那个男孩只要见到自己就低下头，满脸窘相，他本可以狠狠地奚落他一顿，但卡塔并没有那样做，因为那并不是必要的。你看，卡塔没有反击攻击自己的人，没人不愉快。整个班级部在为卡塔高兴，用仁慈和宽容一样可以取得胜利。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让我们用一颗宽容和仁慈的来对待身边的人，这样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
零用钱处理细则
不露痕迹的教育，是最有效果的教育。
——凯西
小约翰·D·洛克菲勒（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父亲巨额财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他把博爱当作毕生的事业，一生中为公共事业捐献了5000多万美元。他曾经出资修缮凡尔赛宫，设立了阿卡迪亚和格兰德泰顿国家公园，捐献地皮给联合国在纽约设立总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在1920年5月1日写给儿子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的一封信。小约翰·D·洛克菲勒当时46岁，在信里他为14岁的儿子列出了“财政”要求。儿子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长大之后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的主席。信的全文如下：
爸爸和约翰的备忘录——零用钱处理细则：
1.从5月1日起约翰的零用钱起始标准每周1美元50美分。
2．每周末核对账目，如果当周约翰的财政记录让父亲满意，下周的零用钱上浮10美分（最高零用钱金额可等于但不超过每周2美元）。
3．每周末核对账目，如果当周约翰的财政记录不合规定或无法让父亲满意，下周的零用钱下调10美分。
4.在任何一周，如果没有可记录的收入或支出，下周的零用钱保持本周水平。
5．每周末核对账目，如果当周约翰的财政记录合规定，但书写或计算不能令爸爸满意，下周的零用钱保持本周水平。
6．爸爸是零用钱水准调节的惟一评判人。
7．双方同意至少20％的零用钱将用于公益事业。
8．双方同意至少20％的零用钱将用于储蓄。
9．双方同意每项支出都必须清楚、确切地被记录。
10．双方同意在未经爸爸、妈妈或斯格尔思小姐（家庭教师）的同意下，约翰不可以购买商品，并向爸爸、妈妈要钱。
11．双方同意如果约翰需要购买零用钱使用范围以外的商品时，约翰必须征得爸爸、妈妈或斯格尔思小姐的同意。后者将给予约翰足够的资金。找回的零钱和标明商品价格、找零的收据必须在商品购买的当天晚上交给资金的给予方。
12．双方同意约翰不向任何家庭教师、爸爸的助手和他人要求垫付资金（车费除外）。
13．对于约翰存进银行账户的零用钱，其超过20％的部分（见细则第八款），爸爸将向约翰的账户补加同等数量的存款。
14.以上零用钱公约细则将长期有效，直到签字双方同时决定修改其内容。
以上协议双方同意并执行。
小约翰·D·洛克菲勒（签名）
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签名）
教育像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虽然记忆和获得总是伴随着遗忘与丢失，然而年年岁岁，在遗忘和丢失之后，剩下的，便是教育的真正效果，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世上最酷的老爸
父亲！对上帝，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比这更神圣的称呼了。
——华兹华斯
安吉耶出生的时候爸爸50岁，早在“家庭主夫”这个词出现之前，爸爸就已经担起这个角色了。安吉耶当时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代替妈妈在家里忙来忙去，但他却是朋友当中惟一一个被爸爸围着转的人。安吉耶自认为很幸运。
爸爸在安吉耶小学阶段对他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爸爸说服校车司机在家门口接安吉耶，而不是在6个街区以外的公共汽车站；他根据不同季节为安吉耶做不同形状的果冻、三明治。安吉耶最喜欢的是圣诞节，那天三明治会被撒上绿色的糖，更妙的是切成树的形状。
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吉耶争取独立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他越来越想远离爸爸那有些“孩子气”的爱。但爸爸并不打算放弃。高中后安吉耶开始从家里带午餐。爸爸为他准备的午饭“外包装”总是别出心裁：餐包的外面爸爸画上山景图（这个已成了爸爸的商标）或者是一颗心，正中写着“爸爸与安吉耶”。餐包的里面会放一摞餐巾纸，纸上画着和外包装相同的心形或者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好多次爸爸还写个笑话或者谜语，来让安吉耶开心。
安吉耶通常一人躲在一个地方吃午餐，以免同学看到他的餐包或是餐巾纸上的文字。但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他的餐巾纸，朋友抓过去就在食堂里传阅开了。安吉耶的脸羞得通红。但没想到，第二天他所有的朋友都在等着看他的餐巾纸。他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一个能以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爸爸吧？安吉耶为爸爸感到自豪。
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当安吉耶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想爸爸这回该歇会儿了吧。但他和朋友们高兴地发现爸爸仍一如既往。
每天上完课后安吉耶都特别想念爸爸，有时就会煲一通电话粥。他的电话费直线上升。其实他们聊什么并不重要，安吉耶只是想听听爸爸的声音。大一期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每次安吉耶对爸爸说再见后，准备挂电话时爸爸总是说：
“安吉耶？”
“什么事，爸爸？”安吉耶答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安吉耶都会收到爸爸的信，久而久之连宿舍的服务台都知道写信人是谁了——寄信人地址写着“大本营”。很多次，信封和信纸上都用蜡笔画满了安吉耶的小猫、小狗与爸爸的素描。如果安吉耶上个周末回过家的话，下个周末爸爸就会画上山景和被一颗心包裹着的“爸爸和安吉耶”字样。
信总是刚好在午饭前寄到，安吉耶就在去餐厅的路上看信。他发现藏着它们是没用的，因为安吉耶的一位室友是他的高中同学，他知道安吉耶的那些餐巾纸。没多久这就成了周五下午的一个惯例：安吉耶看信，他的同学们则竞相传阅他的信封和图画。
就在这时爸爸因为癌症病倒了。每当星期五没有收到他的信时，安吉耶就知道他病得不能动笔了。他通常凌晨4点起床，为了可以安静地写信。如果他不能在星期五把信发出去，通常会迟一两天安吉耶才能收到。但无论如何信是一定会寄来的。安吉耶的朋友们习惯于称他为“世上最酷的老爸”。一次他们集体签名给爸爸寄一张卡片时用的就是这个称呼。安吉耶知道爸爸已经用行动告诉了他们什么是父爱。如果将来他的朋友们也给自己的孩子那种爱意浓浓的餐巾纸，安吉耶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爸爸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会激励他们去给自己的孩子也留下爱的印象。
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安吉耶一个人在医院里陪着他。他们互相握着手，一起看电视。正当安吉耶准备出去一会时，爸爸喊他：“安吉耶？” “什么事，爸爸？” “我爱你。” “我也爱你，爸爸。”
拥有思想的瞬间，是幸福的；拥有感受的快意，是幸福的；拥有梦想的舞台，是幸福的；而拥有父爱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最严厉的惩罚
父母是孩子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第一所学校。
——巴蒂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父亲禁止他们做的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技重演，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任何慈爱的父母都可以理解克利夫进退两难的心情，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克利夫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象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
“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都忍不住要微笑，我不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很怕疼。这样的事，我可不愿做第二次。不过，孩子们也用不着我做第二次牺牲了。
“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应该让孩子享受在逆境中搏击的畅快，让孩子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地成长和成熟；同时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会爱父母的人，将来才会更好地去爱别人，爱生活，爱这个世界。
失去的父亲
战争是死神的盛宴。
——詹姆士
噩梦也在等待着这一代因战争而受创伤的孩子们。
作为一个在越战中阵亡的士兵的女儿，得知在伊拉克阵亡士兵人数不断增加，凯伦忧心忡忡。她想，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又要增多了。在被战争撕裂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让人担忧。凯伦想象得出这样的情景：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在课间休息时远离同学，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努力回忆爸爸或者妈妈的音容笑貌；一个哭泣的新娘，独自走过教堂的通道，她多希望父亲还活着，能护送她走过每一步；还有那些尚未出生的婴儿，他们对爸爸还没有记忆。
在凯伦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爸爸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野战靴、绿色军装，咧着嘴在笑，笑得那么甜，但看着照片，凯伦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
在凯伦心中，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去度假时，当妈妈在准备午餐用的肉罐头和三明治时，他总是往车里塞钓鱼的渔具。兄弟姐妹和凯伦还没学会系鞋带时，就知道如何把鱼饵挂在鱼钩上了。在佐治亚州查特胡奇河泥泞的岸边，在夏威夷瓦胡岛北部海滨多孔的礁石边，都曾经留下他们垂钓的身影。
除了钓鱼，父亲还喜欢享用浇帕特奶的鲜桃、香蕉布丁和香草薄饼，喝不加奶的咖啡。他还喜欢骑摩托车带着凯伦和妹妹琳达风驰电掣地驶过菠萝地。琳达坐在他的腿上，凯伦则坐在后座上紧抱着他的腰。
“爸爸，再来一次！”每次看到他发动摩托车时，琳达和凯伦就会这样嚷。只要能和他们在一块玩耍，无论他们做什么，爸爸都不会介意。不知为什么，好像他已经知道这样的时光不会长久了。
凯伦能记起爸爸的气味——T恤浸了汗，又被太阳晒干了，混合着汗味和阳光的味道。但是凯伦再也想不起他嗓音的特质和拥抱的温暖了。他对于凯伦而信——实实在在让她感觉到的东西就是这张照片了。
1965年12月他去越南打仗。
“约翰逊总统已经要求我去越南了。”他说。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啊？”凯伦问道。
“协助战胜‘共产主义’。”他答道。凯伦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当时只有9岁，还不知道越南是在地球另一半，她当然更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她甚至不知道爸爸将会有什么危险。她哭只是因为他要走，害怕他再也不回来了，爸爸坐在她的床边为我擦着眼泪，说：“我会回来的，我保证。”
爸爸遵守了诺言，他确实回来了：躺在银色的棺木里，身上覆盖着星条旗。
凯伦的妈妈仍然保留着那面旗帜，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木盒里还放着授予父亲的6枚闪亮的金质勋章。他的名字——大卫·P·斯皮尔斯——刻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东边第九块黑色碑石上。
战争结束了，父亲的阵亡对凯伦一家的影响却没有结束。母亲卖掉了摩托车，扔掉了钓鱼竿。她还把爸爸所有的T恤和军靴都送给了别人。凯伦的哥哥弗兰克当时14岁，他烧掉了爸爸的小橱柜和里面的所有东西。
“妈妈叫我这样做的，”弗兰克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沾满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