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弗朗西斯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相信自己的母亲无所不能。她是个活力充沛、朝气蓬勃的女性，打网球，缝制家庭所有的衣服，还为一家报纸撰写专栏。弗朗西斯对她的才艺和美貌崇敬无比。
她爱请客，会花好几小时做饭，摘下花园里的鲜花摆满一屋子，并将家具重新布置，让朋友好好跳舞。然而，最爱跳舞的是母亲自己。
弗朗西斯会入迷地看着她在接待客人前的盛装打扮。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件配有深黑色精细网织罩衣的黑裙子，把她的金黄色头发衬托得熠熠生辉。然后，她会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为在弗朗西斯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可是在她31岁时，她的生活变了，弗朗西斯的生活也变了。
突然之间，她因为生了一个良性脊椎瘤而终至瘫痪，平躺着困在医院病床上，从此以后她便永远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她尽力学习一切有关残疾人士的知识，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残疾社的辅导团体。有天晚上，她带着孩子们到那里去。弗朗西斯从没见过那么多身体上有各种不同残疾的人。她还介绍他们认识一些大脑麻痹患者，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大都和自己同样聪明。她又教他们怎样和弱智的人沟通，指出他们日常都很亲切热情。
由于母亲那么乐观地接受了她的处境，弗朗西斯也很少对此感到悲伤或怨恨。可是有一天，家中举行一个晚会。当弗朗西斯看到微笑着的母亲坐在旁边看她的朋友跳舞时，突然醒悟到她的身体缺陷是多么残酷。他脑海里再度映现当年母亲容光焕发、翩翩起舞的倩影，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记得。弗朗西斯朝她挨近时，看到她虽然面带笑容，却热泪盈眶。弗朗西斯的心情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奔回自己的卧房，哭了起来。
弗朗西斯长大后在州监狱署任职，母亲毛遂自荐到监狱去教授写作。他记得只要她一到，囚犯便围着她，专心聆听她讲的每一个字，就像自己小时候那样。
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时，仍与囚犯通信。有一天，她给了弗朗西斯一封信，叫他寄给一个叫韦蒙的囚犯。弗朗西斯问她信可不可以看，她答允了，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信会给儿子带来巨大的启示。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韦蒙：
自从接到你的信后，我便时常想到你。你提起关在监牢里多么难受，我深为同情。可是你说我不能想象坐牢的滋味，那我觉得非说你错了不可。
监狱是有许多种的，韦蒙。
我31岁时有天醒来，人完全瘫痪了。一想到自己被囚在躯体之内，再也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我便伤心极了。
有好长一阵子，我躺在那里问自己这种生活值不值得过。我所重视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已失去了。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选择自由的权利。看见我的孩子时应该笑还是哭？我应该咒骂上帝还是请他加强我的信心？换句话说，我应该怎样运用仍然属于我的自由意志？
我决定尽可能充实地生活，设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扩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选择为孩子做个好榜样，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体上枯萎死亡。
自由有很多种，韦蒙。我们失去一种，就要寻找另一种。
你可以看着铁槛，也可以穿过铁槛往外看。你可以作为年轻囚友的做人榜样，也可以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你可以爱上帝，设法认识他，你也可以不理他。
就某种程度上说，韦蒙，我们命运相同。
看完信时，弗朗西斯已泪眼模糊。然而，他这时才把母亲看得更加清楚。他再度感觉到一个小男孩对他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崇敬。
拥有一颗平常心
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想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伦敦乘出租车相当昂贵。一天，尼古拉·切尔卡希因为有急事才不得不在大街上叫了辆出租车。司机的相貌很有特点，长着一脸又浓又密的络腮胡。最让尼古拉吃惊的是车上挂着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并镶嵌在精致的铜框里。
尼古拉问道：“您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吗？”他没有回答尼古拉的问题，而是递过一张名片，尼古拉接过来一看：“安东尼·马克思。”
“你们同姓？”尼古拉很好奇，大胡子笑着说：“您不觉得我们长得还很像吗？”尼古拉仔细端详起来，他与无产阶级学说奠基人的相貌的确有相似之处。他淡淡地说：“他是我的高祖。他的女儿是我的曾祖母……”
“您从他那里继承了什么？”尼古拉问，这位司机笑着摸了摸大胡子说：“就继承了这个。”他拿出了一本夹有许多书签的《资本论》，尼古拉边翻边问：“还记得对马克思的一个调查表吗，其中马克思在回答‘您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是‘读书’，大概您也喜欢读书？”
“不太喜欢。我喜欢拾掇园子和汽车，我们俩只有一点一模一样，那就是爱喝啤酒。”
“卡尔·马克思还有多少后人？”
“说不准，有很多……听说过卡塔琳娜·马克思吧？她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她喜欢穿红色的裙子，这是无产阶级旗帜的颜色。我们马上要路过海德公墓，我的高祖埋在那里，想去看看吗？”
“不，我还有急事。”
“几年前凡是从俄罗斯来的人都会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现在大概只有我还带去鲜花……”
尼古拉安慰他说：“在德国，卡尔·马克思的纪念像还都在，即使在柏林也是这样。”
“莫斯科呢？”
“莫斯科也是这样。”
“那就好，砸掉纪念像就是毁掉历史，历史无论怎样都应当保留……”
当尼古拉付完车钱准备下车时，安东尼拿出一个铁皮存钱罐，上面写着“资本”两个字。尼古拉问：“这是干什么，是为了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精神吗？”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在英国生活不容易，什么都很贵。”
尼古拉往里放了50便士说：“拿着修车用吧。”
“谢谢。这是给您的。”安东尼递过一张名片，背面印有卡尔·马克思的肖像。
“一天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叫车，随叫随到。”
做好分外之事
经验告诉我们：成功和能力的关系少，和热心的关系大。
——贝克登
一提起微软，人们脑海里出现最多的是那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软件高手们。但实际上，在微软的创业初期，还有一个人让比尔·盖茨和整个微软都永远难以忘记。
她就是露宝，微软公司的一位秘书。
那时候的微软都是年轻人，做软件、搞开发都是能手，但内务却一团糟。微软的第一任秘书是个年轻的女大学生，除了自己分内的事，对任何事情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这时露宝上任了，其时她42岁，是4个孩子的母亲，并一度没有工作，在家中做着家庭主妇，与她竞争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
但事实证明，露宝的确是最棒的。进公司不久，她就发现盖茨常在办公室睡觉，她心疼地劝解他。后来盖茨告诉了她软件工作者的特殊习惯，露宝尽自己所能地给予理解，从此每当她返回办公室，看见盖茨睡在地板上，她就像母亲呵护儿子一样，给他盖好衣服，悄悄掩上门。露宝还关心盖茨的起居饮食，这些都使盖茨感到了一种母性的关怀与温暖，减少了远离家庭而带来的种种不适。
露宝在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盖茨是谈判的高手，不过第一次会见客户时，也会使人产生怀疑。这时露宝总会事先告诉人家：“请您留意，他是一个年纪看上去十六七岁，长一头金发、戴眼镜的男孩子，如果见到的是这样的形象，准没错，自古英雄出少年嘛。”露宝的话成功化解了对方的疑虑。
盖茨经常到外地出差。为了使工作尽可能的满负荷，他经常是在最后时刻才驾车飞奔机场，然后将车放在停车场，让露宝去取回。而每次他都会因超车、闯红灯等收到不少法庭的传票。所以为了盖茨的安全，以后逢盖茨出差，露宝都会亲自督促。
露宝把微软公司看成一个大家庭，她一直自觉以一个成熟女性特有的缜密与周到，考虑着自己应该在“娃娃公司”负起的责任与义务。她真心关爱每一位员工，对工作也有一份很深的感情。很自然，她成了微软的后勤总管，负责发放工资、记账、接订单、采购、打印文件等等，远远超出了一位总裁秘书的职能。盖茨和其他员工对露宝都有很强的依赖心理。当微软决定迁往西雅图而露宝因为家庭原因不能随迁时，盖茨对她依依不舍，留恋不已。盖茨和公司高层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对露宝的工作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临别时盖茨仍握住露宝的手动情地说：“微软留着空位置，随时欢迎你！”
龅牙歌星
当你把自己独有的一面显示给别人，魅力就随之而来。
——索菲娅·罗兰
凯斯·黛莉从小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梦想：她想成为像芭芭拉·史翠珊那样有名的歌手。
黛莉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个梦想。她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放开嗓子歌唱。其实原因很简单：她长着一张难看的阔嘴和一口奇怪的龅牙。
黛莉一直对自己的龅牙耿耿于怀。在高中毕业聚会时，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她便选择了唱歌。她穿着母亲的白色小礼裙，紧张地站在舞台中央。音乐响起，她开始和着唱。她一直很在意自己的牙齿，为了使它不影响自己的魅力，她一直想办法把上唇向下撇，以此来掩饰她突出的门牙。像这样唱歌当然十分别扭，她唱得心不在焉，声音变得扭扭捏捏，甚至连好几段歌词都给忘到了脑后。
同学们看到她奇怪的样子，忍不住哄堂大笑。这是黛莉第一次公开演唱，却得到这种结果。她沮丧万分。
这时，音乐老师史密斯夫人来到她身旁，很诚恳地说：“凯斯，其实你的嗓子很棒，完全可以唱得更好。但你唱歌时，好像在试图掩饰着什么。你不太喜欢自己那口牙齿吧。”
黛莉被说中了心事，羞得满脸通红。
史密斯夫人直率地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龅牙并不是什么罪过，你为什么要拼命地掩饰呢？张开你的嘴巴吧。只要你自己不引以为耻，观众也一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这口牙齿还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呢！”
黛莉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她开始大胆地在各种公共场合演唱。她不再去想自己的龅牙，只是张开嘴，尽情地放声歌唱。几年后，黛莉成了顶尖的歌星，有很多人还想刻意模仿她呢！
城市狂想曲
任何改变刚看上去时都很糟糕。
——彼德
最近，伊恩在城里和一位朋友乘一辆计程车。下车时，朋友对司机说：“谢谢你。你开车开得好极了。”
司机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是在说俏皮话还是什么？”
“不，老兄，我不是开你的玩笑。交通那么拥塞而你却能保持冷静，令人佩服。”
“噢。”司机应了一声便开车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伊恩问。
“我是想使人们恢复爱心，”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个城市。”
“一个人怎能拯救这个城市？”
“不是一个人。我相信我已使那个计程车司机今天整天都心情愉快。假定他今天要载客20次，也将会因为曾经有人待他好而使他待那些客人好。然后，那些客人也会因此而待他们的雇员、店主、侍者或自己的家人更加和颜悦色。而那些人也会因此而待别人更好些。到最后，这好心善意可能传达给至少100人。这样并不坏吧，是不是？”
“你是在依靠那计程车司机把你的善意传给别人？”
“我并不是依靠这个，”朋友说，“我知道这个办法并非万无一失。我今天可能和10个人打交道，如果在10个人中我能使3个人感到快乐，那么最后我便能间接影响3000个人的态度。”
“听来不错，”伊恩承认道，“可是我不能肯定它会生效。”
“即使不生效也没有什么损失。告诉一个人他（她）工作做得好，并不花我什么时间。就算对方置若罔闻，那又有什么关系？明天我可以再尝试使另一个计程车司机开心。”
“你有点神经病。”伊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