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其中主要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和俄国的民粹主义等。
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不同程度地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并提出了各种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药方。不可否认，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在动员、组织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方面，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们不但不能为无产阶级指明一条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还以不同方式削弱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为此，马克思主义者曾同这些思潮和流派作过不懈的斗争。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一、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批判
蒲鲁东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至60年代流行于罗曼语各国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别。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出身于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深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840年他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尖锐地批判了企图维护私有财产的论调，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接着，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改革纲领。1848年，蒲鲁东在巴黎创办《人民代表报》，从事宣传活动，后被选为议会代表。1849年，他因撰文反对路易？波拿巴，被判三年监禁。蒲鲁东抨击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激进言辞和他受迫害的遭遇，使他赢得了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同情，颇负盛名。
蒲鲁东仇视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赞成消灭私有制，他把建立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太平盛世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各有弊端：资本主义私有制违背“平等”，而共产主义公有制则违反“独立”，两种社会都不合乎“理性”。因而他的任务就在于建立能够把“平等”和“独立”合题的“自由”社会——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个人占有”指的是小私有制；“互助制”即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提信用，互助保证，彼此担保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实际上是要使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手工业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
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互助制”社会，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把建立“交换银行”看作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他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改造成为“平等”、“自由”、“独立”的社会。他竭力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比实行暴力革命要好些。蒲鲁东提出以组织“交换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手段，认为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于交换关系。因此，他主张由劳动人民集股建立“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帮助工人开设合作社、作坊，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盘剥；然后，小生产者用他们的财力逐步购买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废除资本，就可以实现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美妙世界。对此，恩格斯讽刺蒲鲁东说，工人们口袋里连六个铜子都没有，却幻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
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社会，还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公开向一切权威宣战。他主张经济上绝对平等，政治上绝对自由，仇视一切组织、制度、国家和权威。认为“就其原则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力工具的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因此，他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一切人和公民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妄图逆转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已经灭亡或濒临灭亡的小手工生产制。蒲鲁东主义的传播和影响，给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和危害。因此，19世纪40—50年代，围绕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展开了斗争。在他们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第一国际成立后，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成为第一国际前期的主要任务。在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的布鲁赛尔代表大会上，以马克思为首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所有制、国际的领导权等问题上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观点，申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不仅使蒲鲁东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且也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此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步减弱。
二、巴枯宁主义及其危害
巴枯宁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末泛滥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流派。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生于俄国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在欧洲留学期‘间，深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和魏特林派密谋活动的影响。1843年，巴枯宁在巴黎认识马克思，但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他因参加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被萨克森政府逮捕，后来又被引渡回俄国。在监狱里，他多次向沙皇写忏悔书，称自己是“悔改的罪人”，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1857年4月被减刑流放。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辗转到了英国以后，完全隐瞒了自己的变节行为。巴枯宁著有《革命者问答》（1869）、《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第一，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巴枯宁认为，人应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但是，一切权威都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完全否定，因此，他认为，要保证人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反对一切权威。只有“以自由原则为依据”的个人才能组成没有任何统一领导和集中约束的人人平等、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对此，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第二，反对任何国家和权力。巴枯宁从反对一切权威出发，认为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是造成社会不平等、不自由的万恶之源。因此，他公开宣布：“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无论教会君主国、立宪国、共和国和革命专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他鼓吹在24小时之内炸毁一切国家，实现“各阶级的平等”的无政府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反动的国家观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它完全颠倒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根本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第三，反对任何政治活动，鼓吹“社会清算”。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绝对的祸害，进行政治活动就等于延长了国家的寿命。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参加选举、争取民主权的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要用突然的“社会清算”——即以流氓无产者为主要力量，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社会大暴动的方式破坏一切国家和权力。巴枯宁的革命观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要工人放弃日常的任何政治斗争而搞突然袭击，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革命必然失败。
第四，主张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认为，人们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不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财产继承权，从而财产继承权就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废除继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不但“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反而势必“使社会革命完蛋”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巴枯宁在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指导下，组织密谋团体，搞阴谋分裂活动，同第一国际分庭抗礼，企图把国际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工具，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危害。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指导第一国际揭露巴枯宁分裂活动的阴谋，驳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巴枯宁主义者篡夺国际领导权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终于在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将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国际的决定，从而结束了国际内部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从1872年至1875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论权威》等著作，从理论上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对从根本上肃清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出身于俄国贵族，由沙皇本人推荐就读于侍从学校。因对1861年改革深感失望，离开宫廷，开始从事科学考察，在当时的俄国地理学界有一定的声望。1872年克鲁泡特金初访西欧，与巴枯宁派接触，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巴枯宁主义的信徒。回国后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1874年被沙皇政府逮捕，1876年，越狱逃亡国外，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重返祖国。流亡期间，克鲁泡特金主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主要著作有《一个反抗者的讲话》（1884）、《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1902）、《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等。
克鲁泡特金承袭和发展了蒲鲁东、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被称为继巴枯宁之后无政府主义的实际领导人。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认为国家是违反人类互助本性的罪恶势力。
首先，克鲁泡特金试图从生物科学和自然科学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建立在人、社会、自然三者复杂的相互关系上。他认为人的定义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动物。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与同类互助合作，因此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互助法则也是自然界的根本法则。这一点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是“整个问题的钥匙”，并进而成为他的社会变革理论的根本观念。他认为，如果人类社会中有人不愿与社会合作，或者社会不允许他进行合作，那么他的生存就受到威胁，也说明社会存在某些毛病，这就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加以纠正。其次，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互助的自然本能与反互助的罪恶势力一直在相互斗争，人类历史就是代表这两种势力的组织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代表互助本能的组织就是自然形成或者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自发组合的自治团体及其联盟；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被称为自由城市、村庄和公社等自治团体。而代表反互助本能的罪恶势力则是以统治和奴役为本质的社会控制的化身——国家、教会和统治阶级。再次，当前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和生产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消灭国家、政府，恢复人类的无政府状态，铲除统治阶级人为制造的法律及法定体系。最后，由于人具有互助本能，因此没有国家、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较之有国家和有权力支配的社会更为完善，更为理想，更富于生命力。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从独特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大发挥。
第二，社会革命要通过民众自发起义来实现。
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革命是一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和废除权威为目的的运动，通过革命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将社会财富分配给所有成员，因此革命将是社会性的、激烈的和自发的。只有整个社会使用武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反对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和个人恐怖主义，认为这对实现社会革命毫无用处，实现社会革命的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他认为民众既不用任何来自上面的指示和权威，也不用任何预先制定的计划，就能在破坏国家的同时建立新制度。克鲁泡特金这种反对在社会革命前后有任何上层人物处于先锋地位、起领导作用的观点与巴枯宁主义有所区别。
第三，无政府共产主义。
克鲁泡特金所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含义，首先是指在革命胜利后把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归全社会、全体人民所有，将所有劳动产品按每个地区的需要分配给全体人民。因为所有产品都是人们凭自己的力量生产出来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它们。他认为这就是以共产主义和平等权为基础的新社会。其次，在这样的新社会中，没有统治集团的权威，任何政府的存在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只要存在统治，就存在着剥削，这就与原有的社会没什么区别，因此必须反对任何统治。再次，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新的“整体教育”制度。要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就必须在教育中将理论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结合起来。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必拘泥于某一种单调的工作。此外，在这种社会中，还将取消工资制度，代之以无报酬的自愿劳动制度。因为无法区分哪种劳动最有价值，所以一切劳动都将被视为对满足整个社会需要所作的贡献。
克鲁泡特金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出发，力图从自然科学中寻找理论根据，来构筑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设想，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反对一切权威，要求革命胜利后立即废除国家和政府，否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根本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设想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索列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它的策源地和中心在法国。①（①法国人把工会叫做“工团”。工团主义的意思就是工会主义。不过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工团主义是“革命的”，和一般只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会主义不同。因此，他们常常在工团主义一词前面加上“革命的”这样一个修饰词。这部分介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是这种“革命的”工团主义。）它反映了当时新加入工人队伍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破落分子对资本主义现实和改良主义的不满。法国社会哲学家索列尔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主要的理论家。
乔治？索列尔（1847—1922）出生于法国瑟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受其经历影响，他的思想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在他的思想中，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自由生产者联合组织的观点，有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的“创造进化论”，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这就使得索列尔的思想理论中某些观点前后矛盾。尽管如此，索列尔思想的主要倾向和实质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索列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工团的自主发展，否定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
在索列尔生活的时代，各国工人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他看到了工人阶级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中得到启发，根据自己对工人运动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社会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实现，因为工人阶级是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阶级。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但是，在肯定工人阶级作用的同时，他否定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在于工人团体的自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组织新的政党，而在于引导工人阶级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掌握各种手段，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能够摆脱统治者；在于说服工人阶级决不能效法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坚持绝对革命的观点的话，就决不能同政党纠缠在一起，不论是怎样革命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得不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从事活动……”，由此可见，索列尔由否定一般意义的政党出发，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这势必使工人运动陷入盲目和无政府状态。
第二，无原则地笼统地宣扬暴力论，把暴力看作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反对进行任何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以极端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受其迷惑的人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流派。但它的暴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观有着原则的区别。索列尔的暴力思想是无条件地颂扬暴力本身，把暴力看作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他认为暴力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和伟大品质，是实现道德复兴的手段。同时他认为无产阶级暴力是一种自发的暴乱，其主要形式是罢工、怠工、抵制、示威、破坏机器和产品等。索列尔把这些暴力称之为“总罢工”或“社会战争”，认为总罢工是工人阶级的唯一行动，是用暴力摧毁旧制度的最后一击，是创造奇迹的“神话”。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状态。
第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在索列尔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小私有制并存的制度；在政治上，他继承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革命胜利后立即取消国家和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生活上，他强调精神而忽视物质。他特别重视无产阶级的道德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道德革命”。但在物质方面，他却决心复兴以前的东西，通过剥掉资产阶级文明的聚积层而使人类返老还童，回到原始状态。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批判，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站在极左立场上，缺少科学分析，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他们的批判犹如杯水车薪，不可能克服当时在工人运动中一度占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也不可能将工人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节 工联主义、费边社会主义与英国工人运动
一、工联主义及其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联主义也叫工会主义，是19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改良主义思潮。50年代，工会运动在英国蓬勃发展。1851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混合机器工会。1860年5月，伦敦各行业工人为支援建筑工人大罢工，成立了工联伦敦理事会。工联伦敦理事会不久就成为英国各行业工联的全国性领导机构。工联的产生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个进步，它在保护工人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个工会联合会只吸收熟练工人和高薪工人，以交纳高额会费的手段，限制和排挤广大普通工人参加，使工联成为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工联的领导人全都是领取高额工资、长期任职的工会领袖。更重要的是，工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对工人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工联主义的主要观点有：
鼓吹经济斗争，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工联主义认为，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同工厂主进行斗争，以便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它的信条和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狭隘的经济斗争范围内，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忽视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意义。
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工联主义认为，实现改善工人处境的最根本的手段是合法的和平谈判，通过谈判争取签订劳资协议，颁布劳动立法，以达到劳资两利。因此，工联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极力劝告工人要“公正和克制自己”，以避免“残酷的阶级斗争”。
支持殖民主义政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工联主义者企图“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因此，他们认为要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支持本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总之，工联主义把争取稍微改善工人眼前的经济利益作为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忽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它以阶级调和、和平改良代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使工人运动脱离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它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如奥哲尔、克里默等人是第一国际的发起人。国际成立后，他们又担负了总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们在反对蒲鲁东主义、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运动、反对普法战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立场，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如在工人运动的目的和道路上，把改善目前经济条件看作无产阶级的唯一要求，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劳资矛盾。在1865—1867年英国掀起的第二次选举改革中，工联领袖奥哲尔、克里默等人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托参加了选举改革同盟的领导机构，但他们却拒绝执行国际总委员会的纲领和策略：在改革同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使全体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而是采取妥协政策，把选举改革运动限制在温和的、合法的斗争手段内，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并于1867年接受了保守党政府的新法案，其结果是，只有资产阶级和少数工人上层分子得到选举权，而90%以上（四百多万）的工人仍然被剥夺了选举权。它使工人利益受到损害，并使轰轰烈烈的选举改革运动半途而废。在60年代兴起的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工联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竭力维护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
工联主义在英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英国在19世纪中叶就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这使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利用从殖民地榨取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收买本国熟练技术工人和工会官僚，培植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阶层。这是工联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基础。工联主义的出现，给英国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并成为后来英国各种机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长期任务。
二、费边主义及其演变
费边主义也称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或“市政社会主义”。1884年，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名叫“费边社”的组织，它的创始人是乔治？肖伯纳（1856—1950）、悉？韦伯（1857—1947）和其妻比？韦伯（1858—1943）。费边社的成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他们倡导一种温和前进的社会主义概念，所以这个组织以善用缓进待机、避免决战战术的古罗马统帅费边的名字为社名。费边社会主义便是费边社提出并坚持的思想体系。
费边社的思想主要反映在韦伯夫妇写的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著作中，反映在费边派出版的上百种书刊中。其重要思想首先是在1844年肖伯纳撰写的《费边宣言》和1887年通过的《费边社纲领》中反映出来。但费边社会主义，只是在1889年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出版以后，才成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历史进化论。韦伯认为，“历史上并没有突变”，从一个旧社会到一个新社会，不过是一个迂缓曲折的演化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民主主义逐步胜利的结果。韦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提出了对社会进行渐进的、和平的变革的四大原则：（1）民主的；（2）渐进的；（3）和平的；（4）合乎宪政的。因而，他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革命。他反对推翻现状，主张在现存制度下从事改革。他甚至把“民主主义理想的经济方面”看成了“社会主义的本体”。他虽然指出过产业革命后个人主义的流弊，但并没有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他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并由市政机关逐步扩大地方自治机构，如电灯、自来水、电车等的所有权，来“一点一滴地”实行社会主义。韦伯夫妇还把“民主地方政府”看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行政结构的必要基础”。所以，恩格斯把费边社会主义称之为“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或“市政社会主义”。费边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1页。）。
第二，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宣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立法、捐税制度和市政企业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他们欢迎英国从19世纪初陆续制订的工厂条约和法令，认为工厂立法是保护工人利益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合法手段，也是达到工业民主主义的最有效的途径。他们认为，所谓工业民主制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地方政府代表以及消费合作运动者的代表在生产管理方面向全体人民负责。事实上，他们认为国家主要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消费者组织，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不具有阶级性。费社主义者还鼓吹资本主义的捐税制度和市政企业（主要是地方公营公用企业）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议会主义”。从其历史进化论出发，他们反对任何社会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污蔑无产阶级是一群粗鲁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求得解放，应该等待亿万富翁以及多情善感的女士们的恩赐。宣称只要几个社会主义者通过议会选举，制定法律实现他们的纲领，社会主义就能实现。总之，费边主义的根本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4卷第498页。）。
从《费边宣言》到《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表述了费边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费边社的前期思想。之后三十年来，费边主义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费边主义者的认识，费边主义又补充了许多新内容。如重视工会运动，把工会运动当作一种政治力量；提出“市区社会主义”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失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寻找克服失业的预防办法；补充了国际主义的内容，开始关注欧洲大陆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了向见解不同的人“渗透”社会主义思想和计划，开始认识到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性，费边社于1900年以集体成员身份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英国工党的前身）。这些思想和行为中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可以说，从费边社第一次发行《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1889）到第二次发行《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1920），费边主义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及工人运动以极大的影响。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韦伯夫妇的思想和活动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对苏联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特别是1932年韦伯夫妇访问苏联后，他们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转变，开始逐渐抛弃了渐进思想，接受了异常变化的思想，但认为这种异常的变化不适合英国。1935年，他们发表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一书，介绍了苏联人民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两种制度下的民主和平等作了比较，澄清了许多对苏联的错误认识，为费边主义注入了新的内容。该书出版后，遭到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报刊的批判和攻击。但他们并没有停笔，1942年又出版了《苏俄的真相》一书，描写了苏维埃人民的精神状态，这本书受到英国进步人士的欢迎。
以研究和宣传费边社会主义为宗旨的费边社始终是个规模不大的团体，其成员通常只有几百名，最多也只有8000来名。然而费边社对于英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对英国工党却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议会下院的工党议员以及许多工党领导人都是费边社成员；而费边社会主义则早已成为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第三节 拉萨尔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
一、“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在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的新形势下，为适应德国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俾斯麦的社会政策的需要，产生了“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它的创始人是德国的拉萨尔，因而又被称为“拉萨尔主义”。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他出生于普鲁士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848年，他参加德国革命，与马克思相识，并为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撰写过稿件，号召和组织民主力量同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革命失败后，他继续坚持斗争，为组织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帮助革命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工人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拉萨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思想和活动往往带有两重性。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派的性质，并宣扬了一套改良主义的纲领和理论。
首先，他捏造了一个“铁的工资规律”作为他的理论基础。他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依据，用人口的自然繁殖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把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说成“自然规律”。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①（①《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4页。）。工资超过了这一平均数额，工人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生育就会增多，结果，又要降低工资；当工资降到这一平均数额以下时，就会减少工人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应，结果又会使工资再度上升到平均数额或超过平均数额，如此循环不已。因此，工人“始终只能得到生活必需品，而企业主则始终能得到除此而外劳动所生产的一切”②（②《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6页。）。从这个错误理论出发，拉萨尔认为，工人革命的目标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而是消灭“铁的工资规律”。
其次，在革命道路和手段上，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工人摆脱贫困状态的唯一道路是由国家出资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以便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为达此目的，无产阶级就要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通过议会斗争，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然后把国家变成“自由国家”。这就是拉萨尔所鼓吹的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道路和手段。
再次，在策略原则上，拉萨尔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反对容克地主及其他封建势力的斗争，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污蔑农民为“反动的一帮”，反对建立工农联盟。
拉萨尔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的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①（①《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71页。）。从这种国家观出发，他认定普鲁士政府首相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在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后，他多次同俾斯麦秘密通信和会谈，谋求俾斯麦政府实施普选权，并以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作为交换条件。可见，拉萨尔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容克贵族反动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潮，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②（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
二、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
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开始兴办大工业，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德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到60年代，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开始复苏，并开始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1862年，莱比锡工人集会选出一个由教育协会和前进工人协会成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筹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但在阐明行将建立的工人组织的任务时，自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们邀请在工人中有一定威望的拉萨尔参加。3月，拉萨尔发表《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简称《公开答复》）。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将《公开答复》作为工人运动的纲领，并由拉萨尔担任主席。联合会对于在德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联合会从成立起就是以拉萨尔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因而被称为拉萨尔派。它的改良主义思想，尤其是领导人宗派主义、个人崇拜、主席独裁制的做法在工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工人联合会中，以白拉克为代表的先进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869年6月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
白拉克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另一支力量的支持。这一支力量就是以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为首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影响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出色的工人活动家和组织者。1867年，倍倍尔当选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他们以第一国际成立宣言的精神改造工人协会联合会，使它很快变成了一个由工人先进分子掌握领导权的独立的工人组织，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与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对派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逐步接近。当白拉克等人宣布退出工人联合会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经过协商，他们于1869年7月17日发表《告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决定召开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69年8月7—9日，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城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62人。大会决定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经过讨论，通过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纲领要求废除一切阶级统治，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奴役的基础，要求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纲领还强调“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声明该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维护它的一切权力”。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规定了反对个人崇拜、发扬民主等内容。但是，纲领也存在一些拉萨尔主义的内容，如提出“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未来社会工人将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等等。大会选举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选出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确保民主的组织原则的贯彻。同时决定将《人民国家报》作为党的机关报。
由于代表大会是在爱森纳赫城召开的，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通过的纲领被称为爱森纳赫纲领。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指导思想上是根本对立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如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对待第一国际、普法战争等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摒弃拉萨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结果。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拉萨尔主义的影响
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也进一步加强，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涨的趋势。但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长期对峙，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克服其内部的分裂。同时，德国的统一使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基本消除，这为两派的团结和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873年起，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逐渐缓和下来。俾斯麦政府对两派同样推行高压政策，这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谅解。18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又使这两派组织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关心工人的贫困、罢工和工会问题上。这样，形势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客观要求，为两派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1872年9月，爱森纳赫派在美因兹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与拉萨尔派进行原则性合作的建议。在1874年7月召开的科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要统一，不要合并”的口号，作为争取工人运动统一的策略路线。爱森纳赫派多次向拉萨尔派提出联合的建议，均遭到拉萨尔派的拒绝。
然而，由于拉萨尔派推行错误路线，日益孤立，面临瓦解的困境。因此，拉萨尔派领导人不得不改变态度，于1874年10月主动向爱森纳赫派提出合并的要求。消息传出后，两派工人群众十分喜悦，纷纷发表声明拥护合并。
在这种情况下，爱森纳赫派本来可以掌握主动，使统一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可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急于求成，过分热衷于组织的合并，加之李卜克内西理论上的不成熟和低估了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实际意义，因而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1875年2月，双方代表在哥达举行合并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制定了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注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原则上支持爱森纳赫派为促进两派的团结和统一所作的努力，但反对无原则的合并。当他们得知纲领草案的内容后，十分愤慨。3月18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5月初，马克思又抱病写成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批判了否定农民革命性和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坚持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批判了所谓“自由国家观”，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和“公平分配”的谬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马克思对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清算和批判，为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李卜克内西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合并仍按原来的计划进行。
1875年5月22—27日，两派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两派合并后的党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以后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哥达纲领》，确立了民主的组织原则，选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
哥达合并，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通过合并埋葬了拉萨尔的以主席独裁为核心内容的组织原则；加强了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影响；避免了在国际问题上的拉萨尔主义影响；消除了两派党员和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哥达合并对于团结、组织无产阶级，对于促进德国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哥达合并是一次付出了过高代价的合并。它通过的纲领尽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要求，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使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降低了水平。同时由于合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拉萨尔主义没有得到必要的批判，因而拉萨尔主义的阴魂在德国党内游荡不散。此后，德国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拉萨尔主义的影响。而90年代中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更与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
第四节 俄国民粹派与农民社会主义
一、民粹派的产生和演变
民粹派是19世纪中后期在俄国出现的一种具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派别。它反映了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对地主压迫和农奴制残余的不满情绪。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一次极不彻底的改革。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解放，农奴制的残余依然保留着，农民所遭受的压迫有增无已。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在俄国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大批农民走向破产，沦为无产者，遭受封建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冲上俄国的政治斗争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通过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自称“人民的精华”，民粹派的名称即是由此而来。民粹派的政治要求从19世纪40年代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中找到了现成的理论根据，所以他们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
民粹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时期，曾在俄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按照列宁的分析，民粹派可分为两种，即革命的（旧的）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的（新的）民粹派。19世纪60—70年代革命民粹派占统治地位。到80—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占上风。
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民粹主义小组阶段、大规模“到民间去”阶段和恐怖主义活动阶段。最早的民粹主义小组成立于1869年，以后又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组织。它们主要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工作，号召人民起义。1873年冬季，民粹派认为在两三年内，“社会革命”将在俄国成为现实，他们决定“到民间去”动员人民准备起义。1874年春夏，大约两三千名革命青年，穿上农民的服装，模仿人民的语言，学习各种工匠手艺，走乡串镇，从各个城市来到以伏尔加河中游为中心的俄国农村，向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农民的反抗情绪。但是，农民并没有听从他们的鼓动。这些来到民间的民粹派，在几个月之内，就被沙皇政府逮捕了。
“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向革命者提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式问题。大多数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群众目前还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革命者应该提出以实现“目前人民的各种要求和愿望”为目的的纲领。为此，他们提出了“土地和自由”的问题，并于1876年10月成立了民粹派最大的秘密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后来分裂为“宣传派”和“暴动派”，即“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80年代初，“土地平分社”瓦解，由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883年创建劳动解放社。而主张恐怖活动的“民意党”，也在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下，于1884年10月停止活动。至此，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基本结束。
80—90年代，以米哈伊洛夫斯基、龙沙柯夫、丹尼尔逊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占了上风，丧失了旧民粹派的革命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同流合污，主张同沙皇妥协，成为富农利益的代表者。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由主义民粹派也销声匿迹了。
二、民粹主义的内容和实质
民粹主义是民粹派所主张的观点的概括，其基本理论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民粹派走得比他们更远。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反映了俄国农民群众反对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希求完全摆脱地主、官僚的奴役和争取土地、自由、权利平等的愿望，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民粹主义的客观内容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但是，民粹派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肯定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肯定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肯定农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可能性。他们把农民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完全理想化了，把农民民主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他们无视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事实，认定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具备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一种衰落、倒退和祸害，因此发出要“遏止”资本主义的呼声；他们把落后的、正在瓦解的农民村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萌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大加美化和赞扬；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是历史的“不幸”，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应当是农民；他们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与众不同的、勇猛战斗的人物”，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依靠那些能够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或者说“群氓”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人。
总之，民粹派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对当时俄国的现状作了错误的认识和评价，并提出一套改造俄国社会的错误主张和方案。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的批评
民粹主义的泛滥，引起了俄国正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在俄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派观点的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1883年普列汉诺夫成立劳动解放社，开始抛弃民粹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1883年9月，他所著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问世。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本著作。书中揭露了民粹主义忽视政治斗争的理论缺陷，指出俄国革命必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批判了民粹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同的观点，指出只有当革命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工人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1885年，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探讨了1861年改革后俄国的各种社会关系。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的资本主义观。认为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离开这条道路。因此，革命家的任务并不是阻止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强大革命力量，即依靠工人阶级，发掘其阶级意识，帮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政党。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俄国革命中起先进作用的力量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因为工人阶级虽然现在人数尚少，但它与大生产相联系，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革命性，因而是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而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它与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相联系，正日益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农民村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错误观点，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村社遭到解体。农民村社是掩盖富农剥削的一种方便形式，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萌芽或基础。
1895年6月，普列汉诺夫又发表了他的哲学名著《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在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民粹派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指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而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更，是各个阶级之间为着自己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斗争的关系的变更。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结束了民粹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但他过高地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忽略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因而，彻底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1894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本著作中，列宁对民粹派的世界观、经济观、政治纲领和策略作了全面的批判。他批判了民粹派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出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能独立思考的”个人，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杰出人物只有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够起巨大的作用。
列宁指出，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是在农村刚开始分化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他们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情绪。90年代的民粹派则是在农村已经分化的情况下活动的，他们放弃了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事实上是代表富农利益的。因此，90年代的民粹派已经不是人民之友，而是人民之敌。真正的人民之友，是愿意消灭地主资本家剥削，愿意消灭沙皇专制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中，列宁还初次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的观点。
1899年，列宁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他用大量实际材料证明，俄国正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着。资本主义在广大的范围内破坏着农奴制残余，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形成，农民的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城市和农村都日益增多，它反对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压迫的斗争愈来愈频繁，它将是革命的领导者，并将领导着其他被压迫阶级与它一道前进。
列宁在这本书里，以科学的论据，正确地指出了俄国经济发展所要走的道路，并为制定革命的工人政党的纲领和策略提供了依据。这本书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