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导致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造成了改良主义滋长的社会基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加剧了，这导致了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战争。战争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中出现薄弱环节，使个别国家有可能通过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帝国主义使世界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促进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面对着世界新的重大变化，原来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在一系列有关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形成了列宁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左、中、右三大派。
第一节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
一、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发展
整个19世纪，在自然科学史上并没有发生像哥白尼和牛顿的发现那样革命性的突破。19世纪主要是实验科学的时代，也是科学转化为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即“在以前时代的大发明中，我们看见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技术家取得进一步的成就，那就是说除了偶然发现所带来的发明之外，需要常在发明之先。但在19世纪，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到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总之，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传递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①（①〔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83—284页。）19世纪是科学技术向人类真正展示它的无穷魔力的时代。
19世纪的主要科学成就是法拉弟对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冶金技术的发展，电磁波的发现以及化学、细菌学与微生物学的进展等等。但是，当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大博览会上展示这些成就的时候，人们还不能充分地意识到它们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发生的影响——电力太弱，不足以用来照明或发动机器，仅能做信号灯；钢材的生产成本极其昂贵，几乎被作为稀有金属；工程和机器制造仍然依赖反复试验法，而不是建筑和工程科学……
突破性的发展发生在19世纪的后50年。在这50年中，欧美各国都掀起了一阵修筑铁路的狂潮，因为贝赛麦和西门子改进冶炼工艺之后，大大降低了优质钢材的成本，从而使之能被应用于铁路和建筑业。铁路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煤炭、钢铁、木材工业的发展，并且还要在以后发挥长远的影响。1870年，美国的铁路总长达176000英里，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与铁路同步发展的是造船业，1850年，世界的货运吨位仅有5%由蒸汽驱动，但到1893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0%。与此同地，造船技术也在改进，钢材代替了铁，螺旋浆代替了明轮。1870年，帆船的载运量为450万吨，轮船仅为5万吨，1881年，两种货运量基本相等，到1885年，轮船的货运量超过了帆船，而到1913年，轮船的货运量为1100万吨，帆船则下降为80万吨。轮船和铁路的发展，把大量价格低廉的欧美商品送到了全世界。
电力与化学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也产生了飞跃的发展。到19世纪末，电力已经成为照明、城郊列车和一些工厂发动机的动力。在化学工业方面根据道尔顿的分子结构理论和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人们不仅发现了不少新的元素，而且还能人工合成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诸多物质。在短短的时间内，各种人工合成的产品（如合金）迅速取代了传统的石头和木材，以及一些单金属物质，如铜、铁、钨、铅等等，人工染料和各种煤焦油产品如阿斯匹林等也都先后研究制成。
19世纪科学技术的最后一项突破是内燃机的发明和完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生产出的汽车。当美国人亨利？福特用生产线生产汽车时，汽车时代就到来了。1897年，德国科学家又发明了柴油机，这种廉价而高效的动力机械很快取代了蒸汽机，被用作各种交通工具和生产机构的动力。蒸汽时代即将宣告结束。
19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的这一巨大的飞跃被人们称为“第二次科技革命”，“因为这一变化在速度、程度和规模上大大增加，完全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18世纪以来的缓慢变化不同。”①（①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14页。）科学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急速扩大，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则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大米、马来西亚的橡胶都与西欧及美国东部的工厂连为一体，这一切促成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70—1900年，世界工业产值增长了2.2倍。下表为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工业增长的情况。
第二次科技革命因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欧美国家都先后实现了经济上的工业化与都市化，这在后来被人们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二、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给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变化远远不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带来了诸多新的现象，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经济领域中垄断现象的出现。垄断即少数大企业联合起来，通过订立各种协议来规定价格，划分市场和分配产量。垄断现象最初产生于1873年波及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开始向垄断过渡。首先出现的是卡特尔这种组织，即能够在国内和国际控制整个工业的大公司。经济中的卡特尔在美国和德国尤为突出，后来影响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卡特尔之后，又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等多种垄断形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大垄断组织，控制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来看，这个变化首先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改良主义滋长的社会基础。垄断现象的产生，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单个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全社会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的产物。在这一矛盾的冲击之下，一些资本家采用了联合起来的办法来协调计划、生产和价格及产品的销售。垄断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更加集中，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而且，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没有消灭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而是与之并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仍然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垄断巨头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左右着政界的力量，影响着国家的政策，为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①（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在垄断时期由于国民财富在总体上的巨额增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比起“饥饿的40年代”有了明显的好转，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利用资本家在世界各地赚取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敌对与冲突。表4—2表明了1850—1913年间英法两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情况。
国民财富的巨增，加上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使资产阶级政府开始着手解决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群众和进步思想家猛烈抨击的“社会问题”，诸如饥饿、贫困、失业与疾病等等。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俾斯麦政府率先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成为第一个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实行社会立法的西方国家，这些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疾病、伤残、事故和失业实行保险，资金则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分摊。德国的做法很快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到1914年，英、法、澳、意和丹麦及瑞士等国家都已经向有病、受伤和年迈的工人提供一定的福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普选权基本上扩展到了全体男性公民。这导致工人阶级政党斗争形式和策略的改变，它们开始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范围之内，为争取选票和实现进一步的社会改良而斗争。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财富的增加，社会上开始出现一批可以部分介入资产阶级生活圈子的中产阶级以及后来（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既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成为这一制度的拥护者。列宁指出，这些人是“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内部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①（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888页等。）对于一般的工人群众来说，资产阶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改良运动与福利措施使他们产生一时的迷信。譬如在德国，到19世纪末，在工人群众当中已经普遍存在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使工人阶级政党进入议会，然后通过立法的力量就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这种思潮助长了工人运动内部和平主义的倾向，也成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一时期内，虽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资收入有所增加，其社会与政治权利也开始获得了一定的保障，但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现象仍然十分惊人，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仍然落入了少数大垄断资本家的手里。据统计，1911—1913年，英国25岁以上人口的4.93%占有了国民财富总量的60%多，而在1911年的德国，3425人的平均财富量为5321400马克，与此同时，1608050人的人均财富量则只有23295马克。“两个民族”曾是列宁喜欢用来描绘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用语。由于上述情况，在改良主义滋长的同时，无产者的革命斗争不仅不可能平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新的高涨。社会主义运动中两大派的分野明朗化了，对立和斗争加剧了。
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由于各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所受的不同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不均衡发展。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较快地采用了新的技术，从而使自己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与法国。这就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的霸权总是以实力（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为根据的，新的经济地位与旧的国际格局之间的不相符使资本主义各国不可避免地要为重新划分作为其关键性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而展开激烈争夺，这种争夺不断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中出现薄弱环节，使一些国家有可能通过革命的方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则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与改良的分歧和斗争更加激烈了。
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从世界范围来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锐化了。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榨取高额利润，疯狂对外扩张。19世纪末，英、法、德、俄、美、日等国掀起了抢占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到20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世界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通过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资本，在那里开工厂、办矿山、修铁路、设银行、抢夺资源和劳动力，倾销工业品，扼杀其民族工业，造成这些国家的贫穷落后，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同时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其对立物——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破产农民和新式的知识分子，帝国主义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帝国主义的野蛮剥削、压迫，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及其主要理论
在整个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以争取民主、争取社会改革为目标，在工人阶级中盛行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是后者对前者不断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考茨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工人运动的“灌输”过程。列宁曾经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这的确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的真实写照。19世纪末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改良主义自发膨胀的结果。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火车司机家庭。家境的贫困使他中学未毕业就到一家银行当学徒，然后作了职员。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1878年开始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的私人秘书，开始了党的职业活动。1881—1890年，伯恩施坦担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在恩格斯的指导下，这份报纸成了“德国党的旗帜”。1890年以后，伯恩施坦转任《前进报》驻伦敦记者和《新时代》杂志的固定撰稿人。从此之后，他的思想明显地向右转，最终成为改良主义的代言人。
伯恩施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一个迄今为止有权享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声誉的人”（倍倍尔语），但他接受的理论影响十分庞杂。他最初接触的社会民主主义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当时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人是拉萨尔和杜林，后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的代表），在为赫希柏格担任秘书期间，又与后者及施拉姆一起组成“苏黎世三人团”，公开宣传改良主义。1888年伯恩施坦到伦敦以后，又系统地接受了工联主义与费边主义的理论，他尤其醉心于费边社的改良主义与“市政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认为，在英国已经出现了通过和平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90年代，德国经济再次出现了新的繁荣，同时，由于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及其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的明显上升，更进一步使伯恩施坦滋生了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幻想，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
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施坦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要求社会民主党“检查一下我们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明确提出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他公开宣布：“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双方都希望伯恩施坦能够写一本书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伯恩施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898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责难，从而成为伯恩施坦主义的系统表述。在该书前言中，伯恩施坦表示：“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期以来内心斗争的产物”。当然，伯恩施坦自己表示，他绝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对它的若干假设进行了批判性的验证，他只是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同现实取得一致”，以“开扩”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改良主义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因为伯恩施坦主义具有这种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故而又被人们称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本人也就成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表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等方面。在哲学上，伯恩施坦用康德主义来否定辩证的唯物主义，他宣布：“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用康德哲学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决定论”。这种观点延伸到人类历史领域，其含义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人类历史也并没有确定的规律可循，因而伯恩施坦既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也反对所谓的“不可避免的预测”，同时反对社会的革命性发展。伯恩施坦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庸俗的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唯物主义”），他反对谈论历史规律，谈论历史的飞跃。他嘲讽说：“人们不相信奇迹，却要假定有奇迹。他们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伯恩施坦的哲学观点具体到社会实践中就成为一种庸俗的进化论与社会改良主义，同时也是他在其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
伯恩施坦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比在其他领域都更为具体和广泛。他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过是一种“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因而商品的价值也就成为“纯粹的思维的构思”。既然如此，那么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论就“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了。伯恩施坦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换言之，伯恩施坦认为，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家的高级雇员，乃至工厂主、商人和金融资本家都应有份。伯恩施坦因而提出：“劳动价值论特别陷于错误的一点，是把劳动价值常常认为是测量资本家剥削劳动程度的尺度。”伯恩施坦因而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伯恩施坦认为，交通工具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增强，各种垄断组织的出现以及军备的增长等等也可以提高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过去发生的危机不再重演了”。两者加在一起，伯恩施坦想说明的仍然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再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已经具有可能。
伯恩施坦的政治学理论可以说是他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应用。由于他既反对革命性的社会飞跃，又认为已经看到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良的可能性，所以伯恩施坦断言“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了”，“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给我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伯恩施坦之所以对议会道路有如此之强的信心，是因为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理论，认为暴力和专政都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伯恩施坦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以及普选制度的完善，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一种“管理机关”。他特别欣赏麦克唐纳关于国家的一段论述：“国家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国家是各个独立民族组织起来的政治个体，是一个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其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认为国家仅仅是那种由个人创造的东西是错误的，……必须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伯恩施坦认为：“这是在无私的历史裁判面前能够长期站得住脚的一个关于‘国家，的定义。”
伯恩施坦的国家理论显然也是长期以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流行的“人民国家”理论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在实质上就是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范围内实现对社会的改造。伯恩施坦认为，“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它必然促使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垄断，或者消除其资本主义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力量也从“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了“民族的武装屏障”。因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伯恩施坦不再认为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反，“国家的法律或决议必须构成社会的最高法律权威”，当然，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也必须进行改造，而改造的方案也是现成的，那就是通过地方自治而实现的“市政社会主义”，这正是英国费边社理论家悉尼？韦伯的思想。
总之，伯恩施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体系，那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两大阶级最后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通过合法的、渐进的改良而求得的一种社会进步。这个基本的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伯恩施坦主义提出之后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了公开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898年10月即伯恩施坦的6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争论的核心就是“运动和最终目的”的问题。伯恩施坦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给大会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坚持他在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会上，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充分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威？彼乌斯认为：“我讨厌最终目的这整个概念，因为根本不存在最终目的。因为最终目的达到以后，不言而喻还会有一大批新的目的。”沃？海涅也表示：“我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向群众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图画。”“这样的话如果用滥了，听惯了，就使人觉得是空话，而且如果热情的预言家除此之外不知道提供别的什么，那么他给人留下的是牧师的可恶印象。”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1840—1913）在宣读伯恩施坦的声明之后当即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他并且指出：“一个正在进行斗争的党，一个想达到确定目标的党，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蔡特金（1857—1933）也指出：“我一向认为，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一直是一个科学的认识问题，是一个政治信念问题……”卢森堡（1871—1919）则明确表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更实际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考茨基（1854—1938）也认为，如果接受伯恩施坦的一系列理论，“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对伯恩施坦主义者是不利的，不过大会也并未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议，会后，争论仍在进行。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表后，在党内外进一步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因而在同年10月举行的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主义的问题被列为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
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了党的基本准则问题，即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倍倍尔在会上作了关于“对党的基本准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长篇报告，指出：伯恩施坦是“把目标推向遥远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十分荒谬的策略”。李卜克内西（1826—1900）也明确指出：伯恩施坦的书中到处是“与社会主义观点针锋相对的学说和言论”，“如果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结果就会使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政党”。卢森堡也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力求彻底改造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只有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做到，决不能采取在目前社会内部进行社会改良的方式。”
在这次大会上，也有不少人为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辩护，如路？沃尔特曼认为：“死守教条的人已经不能设身处地去体会那些脱离常规的人的思路。”他还认为：“马克思在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前，事实上已经把资本主义的趋势和结局作为一种图式描绘好了，……同样，所谓的崩溃论与其说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推论出来的思想。”另外，爱？大卫以及格？福尔马尔等都在大会上维护伯恩施坦关于改良与渐进的论点。经过4天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以216票赞成，2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指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准测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党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它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
伯恩施坦同样也没有参加汉诺威代表大会，但他表示在作必要保留的前提下也赞成大会的议决。然而在此之后，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继续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他们的观点，这种情况使得1901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许多地区的党员提出了谴责伯恩施坦的提案，要求大会明确拒绝伯恩施坦的观点。伯恩施坦本人参加了这次大会。面对其他代表的批评，伯恩施坦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批评自由”，他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在它的未来纲领方面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因为它受意志支配，受阶级斗争支配。”对于倍倍尔所提出的“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案”，他认为“这个决议大部分是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所写过的任何东西。……我深信，将来会有一天，社会民主党将为拥有这样一本书而感到骄傲。”
卢卑克大会最后以203票赞成，31票反对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指名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案，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投了弃权票，会后，伯恩施坦虽然表示“尊重和重视”这一决议，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继续公开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所以关于伯恩施坦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另外，由于伯恩施坦等人集中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文章而不再为《新时代》撰稿，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党内的争论。在这一段插曲之后，1903年7月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共获300多万张选票，81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伯恩施坦撰文提出社会民主党应该争取一个副议长的职位，文中对德意志帝国宪法也多有溢美之辞。伯恩施坦的建议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因而在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党在议会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成了一个主要的议程。
倍倍尔在发言中肯定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左派的变化，“但是就国会投票作出决定特别是作出重要决定来说，几乎不能指望会发生任何改变”。倍倍尔明确反对社会民主党员出任副议长，认为否则就将是一种“鼠目寸光”，“委曲求全”的表现，因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不可能想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坐在副议长席上”或者担任内阁部长，如果他们愿意这样，那也不过是“用一些小小的让步”来换取社会民主党对其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考茨基也认为，修正主义企图“寻找一条回避冲突的道路是愚蠢的”，“当统治阶级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受到严重威胁时，那时他们就会改变法律，使任何较广泛的进步都被打断”。
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在这次大会上一方面以维护党内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为名对抗多数代表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坚持合法的“有机发展”，反对“崩溃论”。伯恩施坦公开声称：“我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向你们声明，我是修正主义者，如果你们还嫌不够，那么，我甚至是个伯恩施坦分子！”
德累斯顿大会在激烈辩论之后，以288票对11票通过了倍倍尔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案，指出：“党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企图：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卢森堡在这次大会上甚至提出了把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后一次公开讨论与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会议，由于斗争未能进行到底，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终于造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三、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左、中、右三派的形成
伯恩施坦主义出现之后，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之内。当时，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1856—1924），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0—1918）乃至日本的片山潜（1859—1933）等人都先后明确表示反对伯恩施坦主义。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次代表大会上，各国代表围绕1899年的法国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米勒兰入阁的问题，恩利科？费利与茹尔？盖得和考茨基分别提出了两个决议案。前者提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①（①中共中央编译局编：《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页。）后者则指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做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
巴黎代表大会即围绕这两个决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指出：“不能把策略和原则分开。”“考茨基提案包含着作者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很多危险。这是一个斜坡，只知道从哪里开始滑下去，但不知滑到何处。”费利认为，考茨基的提案是一个“橡皮性的规定”①（①橡皮德文为kautschuk，与考茨基的姓Kautsky谐音。），他并且提出，必须“绝对禁止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除非党取得了多数”。法国工人党领导人茹尔？盖得也认为：米勒兰入阁实际上是搞阶级合作与阶级投降，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他并且认为，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有了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英国的米勒兰，那就不可能有国际了”。瓦扬也明确指出：“我要直率地肯定社会党应该始终是反对党和革命党。任何协议，任何联盟，任何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都要受到谴责。”
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们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王德威尔得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则问题上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涉及到策略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由。”饶勒斯也表示支持考茨基的决议案，认为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观点，他并且认为，米勒兰入阁这样的事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所带来的，并且可能扩展到“具有实际的议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如比利时、瑞士和英国等。法国工人党代表儒安迪甚至宣称：“应该说是米勒兰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是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的岗位！”
巴黎代表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这是左派的一次重大失利，也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巴黎代表大会还决定建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机构，执行局主席就是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领袖王德威尔得（1866—1938），这为伯恩施坦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黎大会通过考茨基的“橡皮决议”之后，关于米勒兰入阁事件上的国际性争论并没有结束，它本身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的具体体现。伯恩施坦从右的方面批判考茨基的决议案，明确谴责它是妥协的产物，他表示：“一个阶级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取得政权，而——不能持久地袭击除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权力。在这一方面工人阶级也不例外”，否则就是放弃进化思想而去接受社会灾变论。他肯定地指出：米勒兰入阁并没有使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影响也没有因此减少，相反，却不时得到了提高”。伯恩施坦的观点得到了爱？大卫以及福尔马尔等人的响应。
与此针锋相对，卢森堡等左派坚决谴责了米勒兰入阁事件。卢森堡本人于1901年在《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了一组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危机》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负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废除资产阶级统治的使命”，而米勒兰入阁即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事实却“把工人阶级变成共和派资产阶级的附庸”。卢森堡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当中，议会与政府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机构，“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的机关，因此它成为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的最合适的场所，但是政府内部的工人代表从一开始就绝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卢森堡也断然驳斥了无产阶级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说法，指出：“要是以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另一个部门可以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因此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也就是按各个部门把中央政权夺取到工人阶级手里，这是十足的空想计划。”列宁（1870—1924）也明确批判了米勒兰入阁事件，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实践与伯恩施坦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榜样。”①（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页。）当伯恩施坦主义在西欧各国蔓延时，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建党原则和战略策略，使布尔什维克党成为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左派的代表力量。
对于米勒兰的问题的争论加深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左、中、右三派的分歧，这一争论并且持续到1904年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即阿姆斯特丹大会。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这次大会讨论的“是四年前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同一个问题，只是提法稍有不同”。在这次大会上讨论“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时，法兰西社会党（米勒兰事件后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的左派）提出要求把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修正主义和策略问题的决议稍加修改后作为“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案比起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显然更加尖锐和明确，该决议案并且指出：“代表大会期望，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运用由于它的成员增加和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大大增加而得到加强的力量，一如既往地阐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并且按照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利用这一力量，最有力地和最坚决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保证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比以往更为有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并为扩大社会立法和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而努力奋斗。”
针对这一提案，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共同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其主要特点是去掉了前者当中明确谴责修正主义的措辞，并且提出继续遵循巴黎大会上考茨基提出的决议。大会围绕这两个决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右派如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爱？安塞尔甚至公开声称：“即使他们（指资产阶级政府——引者）只给我们一个部长职位，我们也应接受，并且说：‘先生，非常感谢！什么时候再给第二个呀？’”而左派则由卢森堡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对安塞尔的抗议。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最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法兰西社会党提出的经修改的德累斯顿决议案，但大会也充分表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此后，随着欧洲战争局势的日益迫切，三派围绕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又进一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关于原则与策略问题的争论在新的问题上的继续。
第二国际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讨论是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但会上右派与中派已经占据多数。会上针对无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分别提出了4个决议案，但都未能完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列宁联合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提出了对倍倍尔的决议案的修正，这些修正主要是：“（1）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2）指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3）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战争的爆发或尽快结束已经爆发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①（①《列宁全集》第16卷第84页。）这个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但大会中间也暴露出不少社会民主党人具有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列宁因而得出结论：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①（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743页。），“应当毫不顾忌地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②（②《列宁全集》第16卷第180页。）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第二国际1910年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八大）和1912年的巴塞尔大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都对战争问题进行了辩论。虽然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右派与中派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但还是分别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决议。巴塞尔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尤其“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③（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615页。），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如同米勒兰入阁事件一样，在战争问题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已经十分明显了。各国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保卫祖国”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问题上已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痕，因而虽然不少人表面上赞成上述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他们随时也准备抛弃它。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都在“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旗号下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预算，而中派则成为社会和平主义者，即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长达10年的“策略”与“原则”的争论终于以行动上的公开冲突而告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④（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574页。）的口号，同时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①（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72页。）
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②（②《列宁全集》第26卷第2页。）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瑞典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左派（尤其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人）也同各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毅然划清了界限，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实际已经分裂。1915年9月，11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且通过了一项谴责第二国际右派领袖的背叛行为和揭露“保卫祖国”口号的欺骗性的决议。1916年又在瑞士伯尔尼和昆塔尔举行了第二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会上再次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并且挫败了右派恢复第二国际旧领导的企图。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主要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形成，为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成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