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用我前面的话来说，是所谓的“良性综合征”。就经济问题而言，无论是房地产泡沫、地方债、产能过剩、国进民退，还是“三驾马车”的结构始终调不过来，无疑都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市场化、垄断改革、国有资产改革等，方方面面都是有效的切入口。
然而“良性综合征”的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切入口都是有效的，但都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可能导致不良后遗症的出现。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改革的核心切入口，以此纲举目张，举一反三。
五、未来三年：中国社会风险不容低估
未来三年，中国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大家十分好奇，也十分急迫想知道的问题。
做电视新闻这一行业的，离不开重大或突发新闻这个特殊的新闻类型。什么是重大突发新闻？虽然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以至于今天的大部分精英人士都已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而非电视获取资讯，但只要有突发新闻，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在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
从广义上说，所谓的重大新闻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预知的、突发的，另一种则是可预知的。前者如“911”恐怖袭击，后者如美国总统大选或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因此，要了解未来三年中国到底会发生什么，也无非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不可预知的、突发的事情，另一种则是可预知的。前者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所以一般我们谈的都是后面这个范畴里的东西。
其实，即便是可预知范畴里的东西，也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我们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早就知道2012年下半年要召开中共“十八大”，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共“十九大”将在2017年的下半年召开；另一种是我们大家并不一定清晰知道，但其发展脉络早已深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或根本没有关注的事情。
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提到，2014—2017年是中国社会十分关键的三年，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一些深层问题都将在这三年里从深层浮上表层。
这一结论听上去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这是基于十分客观的分析得出的。2008年年底，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请我写一篇年终专稿。当时的背景是：作为中国百年之梦象征的北京奥运结束了，在未来几年内，似乎没有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未来几年将何去何从成了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我在那一年的年终专稿里写道：2008年之后，中国下一个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将是2012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这未来四年的时间，将是中国内政外交的盘整期。所谓盘整期，就是在没有大事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有闲暇和心情去处理一些原先因大事连连而无暇顾及的深层问题。但也许正是因为不用天天赶集般地处理大事，所以中国内政、外交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将从深层浮上表层。
应该说，我当时的这一预测更多的是基于直觉，而非逻辑的演绎和推断。然而从2009年开始出现的一连串现象显示，我的这一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应验：在外交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开始上升；在内政上，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因此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直接导致腐败日益严重和人民幸福指数下降，各地层出不穷的社会稳定事件，以及富人“用脚投票”的移民浪潮，就是在这几年里发生的。
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的最后我这样写道：“如果历史经常证明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言，那也许将是我作为学者的‘荣幸’，但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的预言全部出错，而我们民族的强盛之路却走得日益稳健。”
我希望我们都能以这样一种心情和态度来看待2014—2017年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这种种风险既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社会乃至政治领域。
先从政治领域说起吧。2017年，在中国的政治领域里，将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开动脑筋，正在努力思考这个重大事件到底是什么；也许你觉得我正在危言耸听。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告诉你，这个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其实十分简单，我一说你就会立刻明白。
这个所谓的大事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2017年秋天，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从最近20年中共的运作情况来看，“十九大”不是换届之年，因此本不值得十分关注；但由于年龄的原因，“十八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将有五人离任，对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委班子而言，五人离任并由新人接替，某种意义上这与换届选举已经非常接近。
更重要的是，2012—2017年是中国发展非常关键的五年；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高度积累；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面临放缓。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此轮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将成为亟待未来一年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十八大”上任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面临的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需要高瞻远瞩的思路，需要对中国问题切中要害的把握，也需要既有胆识又有谋略的政治技巧。现任班子的思路到了2017年将取得何种成效，其又如何与未来继任者的思路无缝衔接？都是2017年中国面临的考验。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无论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要降低社会风险，降低经济下滑风险。然而社会风险能不能掌控得住，这一方面取决于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多年中国政治生活的常识告诉人们，在这一重大衔接事件的前后，中国不能出现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重大不稳定。所有可能产生重大不稳定的因素，都必须在未来三年里得到足够的化解或缓解。
但这种化解或缓解显然不能靠强力的压制，也不能继续依靠政府的高度介入，而是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用专业的手法而不是政治的手法，在未来三年里实现手到病除，妙手回春。
这实在知易行难，是一门操作难度极高的艺术。
其次再说说中国社会领域未来三年存在的风险。
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中国经济会显现一些深层的问题。深层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势在必然。
经济结构的改革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可是经济结构仍然改不过来。大家一定听说过基尼系数这个概念。未来三年的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基尼系数的发展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1和0之间，在民众收入中，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绝对平等，但这两种情况只在理论上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基尼系数版本，分别出自官方、准官方和民间。
先看官方的版本。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较2009年时的0.49有所下降。这里的背景是：自2009年以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官方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的数据。当时学界的部分解读是，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太高，不方便公布。但学界的这一解读在2013年1月似乎被推翻了——官方不但主动公布了基尼系数，而且其统计还显示，基尼系数较2009年时有所下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官方的这一动作，学者们的另一个解读是：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有可能要出台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方案，国家统计局主动公布虽有缓和但依然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似乎是在为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的方案鸣锣开道，做一个巧妙的铺垫。
然而2013年3月之后，人们失望了，因为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出台。关于这一方案，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也让人们一次一次地失望透顶。
于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基尼系数版本，注定成了一个“跛脚的鸭子”，或者成了一个“虎头蛇尾的工程”……
然而，虽然官方已经对这个数值的公布做了许多温和的修饰，以大幅减低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冲击，但仅就0.47这个数据本身而言，它已经踩到了世界银行关于基尼系数的三条红线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基尼系数只要达到0.4，就已经达到警戒线，亦即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问：世界银行的另外两条红线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危机线和动乱线，分别是基尼系数的0.5和0.6。换言之，对世界银行来说，若一个地方的基尼系数达到0.5，那就是踩到了危机线；而若达到0.6，那就是踩到了动乱线，意味着社会有可能酝酿动乱的种子。
中国除了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标准版本之外（注：即便这一标准版本也已踩到了警戒线），还有另外两个版本分别踩到了危机线和动乱线。这两个版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0.52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0.61。
当然，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和西南财经大学这三个不同机构所采用的调查样本有所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所不同；从最官方的国家统计局到官方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再到具备完全民间色彩的西南财经大学，其统计结果也从温和到激烈一路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机构的调查中，即便是最温和的官方统计数据，也已达到了世界银行的警戒线。至于公众愿意相信哪一个版本，完全是公众自己的意愿，只是人们实在已经找不到低于警戒线以下的基尼系数版本了。
2012年12月，寒冬中的北京却处处洋溢着提前到来的春意。中共“十八大”刚开完，而次年3月的“两会”尚未召开，我当时在我的节目里，将这四个多月的时间称为“中国改革的盘整期”。
2012年的12月直至随后的2013年1月，后来被一些人士称为“小阳春”，原因就在于，那些早来的春意似乎让人们闻到了一丝改革的气息。2012年12月的北京城，各类论坛原本就比较多，由于这股早到的春意，各种探索改革的论坛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那个月的中旬，我在北京主持了一个闭门的内部午餐会。到会的都是京城中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学者吴稼祥、章立凡，也有共和国第一任宣传部长陆定一的长子、经济学家陆德。
在这个特殊的“小阳春”里，每个人的发言都很踊跃，而且尖锐。其他人说些什么，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了，而陆德那天所说的一句话却像一道闪电一般将我点醒了。他说：“未来三年，中国须高度重视基尼系数的缩小。由基尼系数所代表的贫富差距，在今天的中国已到了不容忽视，也不能再拖延的程度。若我们继续忽视这一点，那么到2017年，中国有可能会产生动乱。”
从陆德嘴里说出来的这最后两个字，让作为主持人的我吓了一跳。会议结束后，我和他在洗手间巧遇，就站在洗手间的门口探讨起这个问题。陆德向我详细解释了世界银行关于基尼系数的三个定义。这当然是陆德的一家之言，但这位敢于直言的“红二代”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星期后，我就对陆德发出了到香港参加节目的邀请。又过了两个星期，陆德到达香港出席节目。我们一口气录制了两期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开放、大胆的节目：《2013年：中国改革到底能做到什么？》《未来十年路线图：前五年与后五年》。
我至今也忘不了，70高龄的陆德在节目开始前认真准备的劲头。那是个老烟民，香港到处都禁烟的环境着实有点苦了他。为了他能在准备节目时痛痛快快地吸上几口，我们节目组的人在大冬天的时节里，一直陪他坐在阳台上。于是，他大口吸烟，我的女助手则在冷风里瑟瑟发抖。他不但谈经济，谈2017年的基尼系数风险，更多的是谈当今政治，谈过往历史，谈他的父亲——共和国第一位宣传部长、中共八大中央委员里唯一的正规大学毕业生，一个冒着巨大风险提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第一要义是真实”的知识分子。
而带给我最深印象的，依然是陆德关于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的那个表述。
有些话，别人说可能有问题；但从陆德的嘴里说出来就很安全，也很让人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