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中全会：万千宠爱下的弄潮儿
2012年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天，成了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一天；这次会议，也成了全国上下众望所归的一次会议。
其间的原因十分简单：这么多年，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四处挣扎，前后躲藏，千呼万唤“不”出来。但在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的趋势下，改革再也不能瞻前顾后，左右徘徊，而必须如同中共高层所说的，有“啃硬骨头”和“壮士断腕”般的勇气。
但由于多年的拖延，改革已经成了积重难返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各种利益集团导致改革阻力重重。但理性又告诉人们：如果继续拖延改革，那么中国未来几年的问题将更加积重难返。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期待的改革领域很多，也很广：从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到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乃至打破垄断，对这些人们都有很多期望。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尤其是随着官方智库递交的383改革方案的公布，不少精明的朋友纷纷在做着各种准备：
——准备买房的朋友们忽然安静下来，因为三中全会可能在房地产问题上有新的调整思路；
——一些原来不准备购买小产权房的朋友开始“蠢蠢欲动”了，因为无论是383改革方案还是之前的各种坊间消息都显示，随着土地改革的启动，集体土地可能入市交易，小产权房有望“转正”，因此此时入市正好是机会。
似乎谁都把宝压在了三中全会上，甚至将个人的投资机会和其他命运都压在了这一全会上。万千宠爱都洒向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承受得了吗？
然而，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开幕前三天的晚上，来自北京方面却是一片静悄悄，官方媒体一片沉寂，令人感到有些寂寞。
那晚，倒是从广州传来喜讯：恒大俱乐部首次获得亚洲联赛冠军，从而洗刷了中国男足24年来在亚洲杯中未曾夺冠的耻辱。
随后的两天，北京官媒依然是一片静悄悄。直到12日晚上的7点整，大家才从央视《新闻联播》中获得最新的消息。这一切，似乎与我儿童时代，小伙伴们每当重大新闻发生，都等待“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发表时的那份心情，真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在这份万众瞩目却又姗姗来迟的时刻，人们似乎能读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全会期间说的一句话：“三中全会后，改革可能会遇到很多思想观念上的阻力。”
……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温元凯和蔡霞出现在我的节目里。
提起温元凯，现在35岁甚至40岁以下的人可能都觉得非常陌生。但对于今天50岁左右的人来说，这曾经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温元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几大风云人物之一。70年代末，当他还是中国科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教师时，就利用一次与中央领导见面的机会，勇敢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旋即神州大地出现一股“高考热”。“文革”10年中被耽误的优秀人才，都在那一年里找到了希望之门。恢复高考，温元凯为中国最早的改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之后，中国迎来了整整十年的黄金发展期。用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的作者之一周瑞金先生的话来说，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年代”。
想象一下，牧歌般行进，那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和感觉？那是一种虽然贫穷、寂寞，却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氛围。温元凯就是那个如牧歌般行进的年代里的一个“弄潮儿”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将近30年后的今天，从已60多岁的温元凯身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朝气、理想和激情。温元凯的谈话一定不是从微观入手，而是从宏大的叙事着眼。2008年11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曾组织了一个系列的回顾、反思和探讨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江平、温元凯、刘永好、周瑞金，当年中国改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节目中登台亮相。温元凯的那份激情和理想色彩依然不减，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份激情、理想和朝气，从温元凯对三中全会的解读中也依然可以明显感觉到：
三中全会有亮点，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思路。但从5000多字的公报中，我通篇没有找到‘打破垄断’的字眼。
温元凯还是30年前的那个温元凯，讲话一针见血，毫不留情。温元凯继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誓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某种意义上这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深化改革。但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少了一点，就是少了一个像1978年改革开放时南京大学的讲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篇文章，而当时《光明日报》能够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当时睿智而敏锐的胡耀邦能够抓住这篇文章，由此推动了一场全党的大讨论，推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今天来讲，我认为中国如果要全面深化改革，一定需要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此公报提到了一句，但是没有任何说明。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一个对中国执政党转型深有研究的专家，主流媒体中经常可以见到她的各种见解。外表温柔的蔡霞一开口，犀利程度丝毫不亚于温元凯：
我感觉，执政党一方面是想努力往前走，但另一方面我可以预想，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个是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冀盼、阻挠，这个力量我自己感觉不小，所以在某些方面讲到推进改革的时候，有些语言是不那么明确的……我赞成温教授所讲的，全党需要来一个大力度的思想解放，但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因为整个党要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大力的全党思想解放来推开大门。现在是在前面35年改革的基础上再往前走，而且在前面的改革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现在的局面可能相当复杂，所以希望是加强中央控制权威，在中央控制、执政党主导的前提下推进国家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有领导、有步骤地向前迈进。
温元凯继续发出警世之言：
千万不要小看和低估了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已经有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非常顽强地对抗改革，因为改革将触犯他们的利益。而且我认为，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能够察觉到这种影响。……比如，它没有提打破国有垄断，这个垄断是当前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央企、国企正在成为腐败分子和贪官的一个滋生地，这就和垄断非常有关系，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准入，要开放民营资本。那么怎么样务实？比如，民营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炼油厂？民营资本为什么就不能从事进出口石油的贸易？民营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加油站？如果这方面开放，我想我们的汽油价格会比现在低，汽油质量也会比今天好。这种开放就是啃硬骨头，但是我估计可能啃不动，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既得利益集团的“太极神功”是非常厉害的。
蔡霞说：
我同意刚才温教授的看法，打破垄断是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是在整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公报中，我没有看到这一点，这就反映了既得利益的势力是相当顽固的。确实温教授在这点上讲得很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和打破垄断是有关系的，打破垄断直接来看是民间资本能否放开准入、能否平等参与竞争的问题，间接来看涉及全社会利益是否公平的问题。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年来权和钱的勾结大都在垄断领域，垄断行业问题不断。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素市场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个市场体系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法治规范，不能有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格局，那么钱权勾结、党内腐败还会源源不断。”
在蔡霞温柔的外表下潜藏着犀利和敏锐：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实际上是在民间，如果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能够充分施展出来，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可期待的。如果仍然要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比如，对于现在垄断的行业和领域，表面上、文字上说可以放开，那种放开可能就是指民营资本可以有点股份进来，但是起主导和控制作用的还是国有资本，最后就会把这种本来是打破准入的界限变成国有资本变相吸纳民营资本的钱，让民营资本进来了，但是又把民营资本捆住了，变成了国有资本吸纳民营资本来壮大自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待于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
温元凯说：
我们看数据，当前中国经济中非公有经济占GDP贡献的60%以上，占进出口贸易的70%以上，占安置新增就业人口的85%以上。我就不懂了，这为什么叫国有经济为主呢？我认为，党的“十五大”就提出国有资本的配置，所谓国有资本应该配置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要从竞争性的领域里面退出，那么国有资本为什么还要搞房地产开发呢？为什么还要开酒店呢？应该从这些领域都退出来，让市场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更大的活力，否则将来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
对于2020年目标的实现我有一个担忧，就是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没有人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由万里担任省委书记的安徽省推动了全国大包干的改革，他顶着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帽子，有当时四川省的呼应，有任仲夷在广东搞的开放特区改革，有袁庚的蛇口工业区改革，有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改革，由此才出现了当年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要实现2020年的目标，我们需要启用一大批真正愿意改革，而且有大气魄和眼光来推动改革的闯将才行。
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蔡霞说道：
我觉得还有两点要补充。一点就是真要推进这个改革，对于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下步调要一致。地方往往会有地方的利益，我们称之为诸侯利益、诸侯经济，它会对中央的一些措施阳奉阴违，嘴里说的都是贯彻执行，实际上很可能还是照样按自己的思路走。因此，要严肃党内的纪律，中共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严肃党的政治纪律，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点，如果真要推进这个改革，现在很需要努力的就是增强政府和社会间的合作和信任，现在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好像总是担心有一些话会造成大的影响，我感觉这是政府对社会有顾虑，还不够信任。
二、上海自贸区：究竟能走多远？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这本书变得有点沉重了。
在此之前，不妨还是先讲几个故事吧。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这一天，距离李克强总理3月27日视察上海并提出上海自贸区的想法，仅仅过了六个月零两天；距离7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计划仅3个月还不到。
然而上海自贸区到底怎么搞？它最后成型的形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是像中国香港、新加坡那样的自由港，还是像深圳那样的经济改革特区？它究竟只是停留在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层面上，还是将突破“境内关外”的界限，成为引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引擎？
至少在2013年9月29日自贸区挂牌的那一天，这一切并不清楚。但坊间消息显示，筹备上海自贸区的时间里，由于下面一些部门的互相推诿，国务院负责人曾为此大拍桌子，这才使得自贸区最终得以按计划推进。
从外界的观察来看，至少在上海自贸区即将成立前的三四天里，有关自贸区的细则尚未出台，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太正常的事情。
2013年9月27日下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前两天，我在上海浦东人才城一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讲，题目就叫“未来十年中国改革方向和浦东的机遇”。自贸区挂牌前两天，相关细则“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竟折射了什么？这自然是演讲中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演讲进行到一半，我忽然收到一个短信：就在几分钟前，国务院公布了上海自贸区整体实施方案，确定了六个领域的十八项开放措施。
“这些细则其实还只是一个粗线条，而且与之前的整体方案初稿相比，实际上收缩了很多。这种收缩其实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退步或让步。”当晚，一位了解内情的资深经济界人士这样告诉我。
几天后，又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我，有关自贸区的具体实施细则，各部门内部争论得不可开交，几乎到了要“散伙”的地步。
这一切是否属实，只能留待历史检验了。无论如何，我想起了国务院负责人面对造成阻力的各部门人员大拍桌子的“坊间传说”。
那天的饭桌上，浦东新区一位中层干部对我说：“上海自贸区完全靠李总理的高瞻远瞩，大力推动。我们一开始其实对此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2013年10月6日，也是一个星期日，上海自贸区挂牌已经整整七天。时值国庆黄金周，中国大陆街上人声鼎沸，各个办公机构却一片静谧安宁。
而在香港，《寰宇大战略》节目的录制却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节目当晚的主题是：“上海自贸区：中国新一轮改革试验田？”嘉宾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马来西亚总理前政治秘书胡逸山、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三位嘉宾，背景各有不同，角度和见解也各有不同。
丁学良，一个颇有才华、口若悬河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年前因一句“当今中国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五个”而名声大噪，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经济学家。
无所顾忌、口若悬河是丁学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嘉宾。早年“红墙”内的生涯，使他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期待和使命感，而这与他1992年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似乎并无关系。他在由秦晓等人创办的博雅基金会里颇为活跃，据称经常在基金会内部研讨一些与中国未来战略有关的大计，比如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
丁学良好酒，也会品酒。早年有西方同事评价他：“做社会科学研究，是浪费了你的才华。你应该成为一个‘葡萄酒大使’”。一瓶上好的威士忌，能使他在我们的休息室里天马行空地聊开了，天底下似乎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没有他不能涉及的话题，他的思想火花和才情如泄洪般一发而不可收。虽然那只是一瓶威士忌，却让素来自以为酒量不错的我，在下午主持节目时感到头脑似乎慢了半拍，从此下定决心：为了主持事业，永远不沾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