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你的眼前正在出现两个中国的形象：一个是发展异常迅速的中国，另一个则是潜在危机渐显的中国。这两个中国，哪一个是真实的？让我告诉你，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像我在其他场合常说的那样，这两个中国正在进行赛跑，而目前我们还真不知谁能跑得过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然而本书前面谈到的所有危机，无论是潜在的经济放缓风险，还是人口红利下降的风险，抑或是创新和经济自由度不足的危机，与下面一个危机相比都是次要的；上面这些危机，要么本身就源自下面这个危机，要么程度上远远不敌下面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人才危机，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危机。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有两个红利危机十分值得重视：一是人口红利危机，是就低端劳动力的数量而言；二是人才红利危机，指的是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正在出现深刻的危机。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一字之差，本质完全不同。如果说未来几年的人口红利危机预示着中国未来将缺乏足够的一般劳动力，那么人才危机则预示着这个正向世界第一冲刺的经济体，在向创新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将严重缺乏高端人才，从而导致后劲不足。
相较于人口红利下降，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危机，而且其负面效应在未来三年将日益得到显现。
一、为什么是未来三年？
为什么说在未来三年，这一负面效应将日益得到显现？这需要从过去三年开始谈起。
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到，2009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从外部特征来看，这一年应该是中国开始走上康庄大道的时期，因为2008年中国刚刚举办了北京奥运，中国的百年奥运之梦得以实现。同时面对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国出台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各种经济指标稳中有升。
2008年年底，我在给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撰写的年终专稿中预言，2008年到2012年秋天中共“十八大”换届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中国内政外交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可能将浮上表层；因此，从2008年年底到2012年年底的这四年，将是中国内政外交的盘整期。
我当时作出这一预言，更多的是出于直觉。但几年后回首，现实的情况表明，我的预言的很大一部分应验了。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内政外交进入了一段相当不平稳的时期：
首先，在外交上，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日益不安宁，南海、东海冲突接踵而至，而缺乏应对经验的中国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其次，在内政上，过去几年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开始持续上升。而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万众期待的改革缺位了，当时的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暂时不作为，但实际上不进则退的道路，因此民间情绪开始悄悄地出现逆转。这一民间情绪的逆转有两个明显的表现：草根阶层中此起彼伏的社会稳定事件，财富和知识精英阶层中的大规模移民现象。
大家一定已经发现，今天很多朋友津津乐道的“移民潮”，其实是从2009年以后才大规模蔓延的，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是财富移民，二是知识移民。
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引用过几个材料，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2011年4月20日，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该调研指出，以1000万个人可投资资产为界限，2011年，内地富人将增至59万，其中60%的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与此同时，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1000人以上。
与财富大量流失同时发生的，是中国人才的大量流失。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透露，截至2008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40万，为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39万；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由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读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未来三年，中国的人才危机将日益显示其负面效应。
前面提到的王辉耀博士，早年留学美国，后在跨国公司工作，活跃于京城政治、经济和学术圈，也是欧美留学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最早结识于每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留学人员交流会”，简称“留交会”。自2002年之后，我就与“留交会”陆续有些往来，2008年被广州市政府聘请为市长顾问，是所有顾问中唯一的人文学科代表。
自此以后，我和王辉耀几乎每年都要在广州见面，我对他的工作及其意义渐渐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种场合说，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人才战略，王辉耀是中国第一人，无人能出其右。王辉耀与我也惺惺相惜，称我的节目是“华文电视政经节目中最好的”，“节目影响力很大，是凤凰卫视最好、最有高层影响的节目”。这当然属过誉之词，让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辉耀在广州“留交会”做的一个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从此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王辉耀的报告让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4000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是外籍华人，其中有2000人还是家属。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这些年虽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人才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王辉耀引述李光耀的一句话是：“中国是在14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在全球70亿人口中选人才。”短短二十几个字，将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体地勾画出来，高低立现。
但我还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国仅仅在14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14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读到这里，你大概和我一样，脑海中会浮现出下面这句话：“这个游戏没法玩了。”不过，作为一个爱国者，我还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这句话更加完整：“这个游戏没法玩了，除非中国未来作出深刻的改变。”
二、中国需百万顶尖人才，目前仅一万
2013年6月，王辉耀专门飞到香港出席我的节目，讨论中国的人才危机和人才战略。与王辉耀一起出席节目的还有香港地区的加拿大学者、“中国通”崔大伟。
小小的摄影棚顿时成了指点风云的舞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面上看其机体正在不断长大，但其体内的血液正在不断流失。这种“失血”现象短时间内可能不为人注意，但等到中国超越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时，或许我们忽然间会发现，多年不断的“失血”已导致“血液”流失殆尽。到那时该怎么办？
这听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耸听。我承认这一比喻有点言过其实，但看完下面一段我与王辉耀在节目中的对话，你大概又会觉得我上面讲的不无道理：
邱震海：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又缺多少？
王辉耀：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在全国范围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在很多尖端领域都很缺乏人才，比如，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现在是汽车大国，但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更重要的是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美国现在已有20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又能找到多少呢？只有5000个，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肯定很多，世界500强里面美国公司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它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政府的人才储备、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高科技、新发明都来自硅谷，硅谷里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都不是出生在美国。
邱震海：未来25年，中国的人才需求一定是往上涨的。也许十年之后，当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的失血速度，您觉得会是什么状况？
崔大伟：100万，那时中国将需要100万。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四倍，而且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必须靠人才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在不断流失，这个流失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拿留学生来讲，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出去40万人，总计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回来的差不多100万左右，回归率是30%~40%，还有约60%是在海外，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是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然而我们的留学生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尤其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以上都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统计，回国的留学生较多是硕士，其中包括英国一年毕业的硕士，而博士的回归率只有5%。
邱震海：如果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继续往下走，回归率还这么低，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10—20年中，中国可能需要几十万尖端人才，那么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出口，而中国的出口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中国一定要从劳动力出口转向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假如人才流失的情况继续下去，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王辉耀：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这些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了，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国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王辉耀：我们举个例子，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增加到十几家，二十几家，到2013年大概有六七十家。然而虽然进入了500强，真正能在世界上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参与全球化的公司屈指可数，可能只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没有这批人才，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各种价值链的攀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足够的高端人才支撑，特别是创业人才。
过去30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两亿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了繁荣。未来30年要依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要去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出去的人吸引回来，再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由此才能支撑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
三、2025年：中国是否将“失血过多”？
过去若干年的中国，经常都是在一不小心中获得成功的：
1999年，中国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时中国还只是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
从此以后，仅仅过了五年，到2006年，中国就“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991年年初我抵达德国的时候，无论是在德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还是感受的人文气氛，无论是德国人民实际的收入水平还是抽象的思想水平，都远在我的祖国之上。这种感受对年轻的我来说是令人震撼的。而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仅过了15年，我的祖国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德国。
从2006年到2010年，仅仅过了四年，中国又“一不小心”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各种冲突从深层浮上表层，从一般冲突上升为准军事冲突，大都是在2009年之后发生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用某些学者的话来说，这是典型的“擦肩效应”，亦即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赶上日本，双方“擦肩”之时总会发生些许摩擦。
从2010年到现在，又是四年时间过去了，人们已在认真地计算中国的下一个“一不小心”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超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届时的“擦肩效应”定将发生得更为猛烈。
但在计算下一个“一不小心”何时发生的时候，请读者朋友注意，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中国又完成了不为人注意的“一不小心”：根据2013年10月的统计，中国的人民币已超越欧元的地位，成为继美元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和融资货币，欧元和日元则分别处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这一动向反映了什么？它折射了一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尚未完成，但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化水准。而这一水准的拥有，较之理论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
2013年，中国完成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不小心”：中国的全球贸易总量超越美国。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