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比如现在的大学体制，首先应对正常的进出淘汰机制加以更多的完善；此外，现在大学的办学可能比较单一，今后应注重多元化发展，比如可以建立国际学校，这样人才的运用就会更好。另外就是文化上的因素，现在吸引海归最好的就是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国企央企以及其他事业单位就很差，前些年也进行过国资委全球招聘，央企全球招聘，然而我看过一个报道，招聘了十年下来，只招到120多个海归，聘用人员45%是来自原来的国企，另外45%是来自其他国企，只有10%是真正从全球招聘来的，全球招聘的比例太小。
崔大伟：我刚从土耳其回来，看到土耳其现在最好的三所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都是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排名第一的大学大概有180个老师、教授，其中150人是海归，大部分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他们的大学发展特别快。
邱震海：土耳其的经验是来源于它文化的开放，还是来源于土耳其政府从上到下的一套战略？
崔大伟：不是政府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大学是私立的。
王辉耀：首先应允许办私人大学。
邱震海：其实坦率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无数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很有钱，而且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是“海归”创办的。有没有可能现在资本的力量加上知识的力量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力量？我们能不能更多地利用现有民间资本的力量？
王辉耀：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可能也要来自新的改革开放。回忆改革开放30年前，当时国有企业可能跟现在的很多教育机构一样，体制比较死板，活力不足，邓小平当时非常英明，鼓励中外合作、三资企业、中外合营，于是给国有企业注入了活力，带动了竞争多元化。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系统也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更好的国际上的合作和参与。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国内也有这种例子，比如中国商学院，开始是培养教育不授予学历，但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了，带动了中国管理教育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大学也可以采取多元合作来培养人才。
邱震海：谈来谈去，我认为我们还是在谈如何吸引从中国走出去的那些海归，千方百计把我们自己的黄皮肤人才吸引回来，但是这是不够的，一个真正的大国是要在70亿人口中去选拔人才，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人才会到中国来？过去我们说中国没钱，现在中国不缺钱，为什么依然吸引不过来人才？我们是缺钱还是缺文化？是缺体制还是缺战略？
王辉耀：我觉得可能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想建立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就要按照“十八大”报告去做，要欢迎全球人才来中国，首先我们得有个机构来处理他们的申请。比如台湾地区在四年前就建立了移民局，欢迎全球人才。10年前中国就提出要起草人才移民法和投资移民法，然而至今仍没有出台。另外，在法律层面，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来华等相关条例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构建好大的制度后，再构建软环境，包括回国就业许可，扩大发放绿卡的范围，以及海外侨民证和人才普惠制度。比如，印度发了1100万张海外公民证和侨民证，吸引了大量人才。
崔大伟：你刚才提到了国外的经验，让我想到以色列的例子。在那里，科学家完全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员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没有任何行政责任，不需要开拓、维护很多资源。
邱震海：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在中国过去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官僚化，现在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个官员，大学校长首先以晋升副部级为荣。如果你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你是否愿意进入一个副部级官员管理的大学？
崔大伟：那当然不去，应该追求的是诺贝尔奖，而不是一个副部级的官衔。最重要的是，要在完全没有干扰的学术环境下开展研究。
邱震海：我们的软环境依然是官本位的，依然是以官僚为主导，依然排斥竞争，不鼓励创新。
王辉耀：形式上，你必须是官员，你才能拿到足够的研究资源，但是如果为了拿到研究资源去做行政工作，那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即使拿到了这个资源，你也研究不出来，因为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去拿资源、跑关系上面了，这就陷入了一个困境。
邱震海：很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有大学，还有大楼，没有大师，我要加一句，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学教授，但是真的没有大教授。拿掉几个副部级大学校长，多出几个真正的大教授，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王辉耀：除了需要建立一套跟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制度，包括移民制度、签证、绿卡、侨胞证等制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打破用人体制内外界限的制度。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他们往往进不到体制内，要把这些人才用起来。
邱震海：一个系统是否开放，也体现在政府官员中是否有很多海归。
王辉耀：确实是这样。
邱震海：1000多年前，中国唐朝吸收了很多外国人担任政府官员。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气魄？
王辉耀：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更大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气魄来吸引天下人才为我所用。
五、开放的胸襟和社会：未来三年的迫切挑战
日益发展、富裕的中国居然难以吸引一流的人才，甚至难以留住一流的人才；一个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的中国，目前实际拥有的高尖端人才只有区区一万。这样的数字一一罗列出来，足以让正在做“大国梦”、“强国梦”的国人产生深深的危机感。
更重要的是，产生深深的危机感之余，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过去我们难以吸引一流人才是因为我们落后，但现在我们正走在通往世界强国的路上，为什么依然无法吸引一流人才？过去我们无法留住一流人才往往是因为贫穷，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依然无法留住一流人才？
显然，这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富强，也不在于富裕与否，而在于我们的学术体制和人文体制。一个以副部级为荣的大学是难以吸引世界各地真正的大学者加入其中的；一个首先以官员为荣，而非以校长为荣的大学，也是难以让真正的学者在其中感到心情舒畅并有真正用武之地的；一个只有跻身官僚阶层才能拿到行政和学术资源的社会，更不可能对真正的学术和知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
更重要的是，这个封闭、保守的体系背后是我们心灵的封闭。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写过一段话，我愿在这里再次引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质贫困，心灵开放，90年代开始却正好相反，物质富裕，心灵封闭。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又一个2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物质更加富裕了，但心灵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随着物质的日渐富裕，中国人的日益迷茫是不争的事实。”
心灵的封闭和迷茫，才是今天中国最可怕的东西。都说中国要实现大国之梦，但大国之梦的前提是什么？除了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的强盛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心灵的开放。开放的胸襟是建设成一个大国必要的心理条件之一。
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人们似乎渐渐缺少了过去落后年代的那种胸襟，心灵变得有些狭隘，胸襟变得有些狭小。而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来说，显然是致命的。我的嘉宾们在讨论人才问题时的下面这段对话，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熊浩（战略观察员）：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观念可以澄清，我们说需要海归人才回国，这并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并不是简单地去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是我们相信多元化会产生力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知识，相互之间才可能形成竞争，才可能彼此启发，所以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创造一个更多元，更有生命力的学术环境，或者说人才环境。
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要解决人才战略问题，还需要营造一个更加有活力、更加有魅力、更加开放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是封闭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对异质性的知识和观点有排斥，不能够很好地接纳和吸收外来人才，没有必要的宽容，那么无论在多么具体的措施下，人才回到国内之后也总会感到各种各样的不适。
这首先也是一个社会改造工程，创造一个开放的、宽容的，接纳各种意见的环境，在薪资水平、生存环境，包括环境质量、学术自由方面，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宽容的大环境，我想这对海归人才才是有吸引力的。
王辉耀：其实我们现在不光是吸引海归，而且应该吸引全世界各国的人才。比如，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香港的国际化人口大概占10%的比例，而中国大陆现在是多少呢？比如北京、上海，北京要建世界城市，上海要建国际大都市，但是北京国际化人口即外籍人口的比例不到0.5%，上海可能还低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比例。
邱震海：但是刚才熊浩讲的是这个架构后面的一些深层问题，如果社会改造工程没有完成，社会本身的心态是封闭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思想空间包括网络言论自由都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你怎么要求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
王辉耀：问题的确如此。一方面是环境需要改善，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人才参与这个改善。
邱震海：这一代的海归或者外国的一流人才在中国能不能真正受到信任，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对海归有没有这种信任感，这既涉及我们对先进文明的态度问题，也涉及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心态问题。
王辉耀：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时欢迎外资来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合资，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创新，需要国际的人才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就有很多人才的流动，孔夫子就曾周游列国，所以现代中国也应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全世界人才来中国发展。
崔大伟：在加拿大没有什么内外有别，在美国有一点内外有别。但是在中国，回国人员的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对于没有出国经历的中国人来说，看外国人可能就害怕一些，这也是中国传统意识中的一种现象。
熊浩：我们非常期待能重现盛唐时期的那种人才多元化的盛景，以此构建非常雄伟的国力。但是首先国家要有盛唐的胸襟。如果没有盛唐的胸襟，不可能重现盛唐的风貌。在这点上我很相信儒家的一句话——内圣外王，意思就是你自己的力量如果是健康的，向上的，有力量，有活力的，那么自然会八方来朝，自然会对人才产生非常强的吸引力。
邱震海：如果我们回望过去100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以粗浅划分出中国的四代海归，我们看看这四代海归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代是晚清人士，从容闳到詹天佑等。第二代是民国的留学生，像胡适、竺可桢等。第三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要是留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生。第四代就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200多万自费或者公费前往海外的留学生。怎么看四代海归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崔大伟：第三代很有意思，因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45%的人都是海归，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王辉耀：再往前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比如说第一大的时候12个代表，八个是海归；然后十大里边六个是海归，当时第一届政府56个国务委员中的大部分也是海归。
邱震海：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开放，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并赶超西方，必须要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并吸引具有国际理念的人才。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创始人，包括胡适，包括所有以前的老一代海归，都对中国贡献非常大。
邱震海：过去100年中，如果可以比较，哪一代海归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最大？
王辉耀：我觉得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海归，特别是民国这一代海归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这两代海归对中国的影响作用，概括而言就是拯救中国，主要是引进了很多先进文化和理念。留苏这一代海归在建设中国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当代海归在创业创新方面发挥了很多作用。每代海归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我认为当代海归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邱震海：你说得很委婉。其实你是在说，当代海归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包括这些在国外待过并且有国际经验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发展都需要跟国际接轨，将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比如南海问题、东北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对外公共外交问题、民间外交问题等，尤其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最多，这些人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很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