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应该是在全域开放中往前走一大步，而且应当带动上海金融、贸易、航运和经济国际中心的建设，同时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金融和产业发展。
在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继续扩大区域、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尝试，还是缩小它的一个新尝试？如果缩小，那么东部沿海地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应当同向西开放和西部开发相结合。
下一步，中国有五个城市群有可能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站到最前沿，这五个城市群包括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和香港为龙头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京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龙头的环渤海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龙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以成都、重庆为龙头的大西南城市群。
其中，哪个城市群在未来30年的改革开放中会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极，哪个城市群中的领袖城市会成为今后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城市？成为这种城市群，必须集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企业，这会使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一个大台阶；而且这种城市群的发展，今后将使中国在全球的价格决定权、规则制定权、责任担当权、逆周期的调整能力等方面发挥全球影响力。
然而这仍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中国究竟如何面对TTP和TTIP？如果说，TTIP是主要处理美欧之间事务的贸易规则，间接涉及中国。而TTP则是处理环太平洋地区事务的贸易规则，与中国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
《第一财经日报》登载的驻日内瓦记者的报道中，有一段这样写道：“中国目前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主要是在自身改革的基础上充分消化了加入既有国际市场规则的结果。如果完全对‘美式标准’系列谈判不闻不问，则很可能被重构的规则排除在外。这不仅将导致中国失去现有优势，甚至已有的国际市场资源也会受到冲击。……但问题是，如果中国选择加入谈判，就不仅涉及如何判断‘美式标准’系列谈判真实进展的问题，还涉及中国到底能在多大限度上迎接这来势汹涌的挑战。”
这是中国未来几年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运用“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2013年作为基期，对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测算。其测算结果显示，假设TPP成员国之间实现零关税，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这些损失看似不是很大，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的收益则很显著：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速将提高0.68个百分点。因此，加入TPP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平衡。
北大研究组的测算还显示，在其他成员国中，美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将从中国加入TPP中获益。与中国不加入TPP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美国的出口增速将提高3.1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2.27个百分点，贸易平衡将得到改善，GDP增速也将提高0.1个百分点。日本和马来西亚的GDP增长率将分别提高0.14和0.21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认为，中国加入TPP对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微弱的负面影响，对越南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越南可能是从TPP受益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不加入，越南的GDP增长率将提高3.36个百分点；但中国加入之后，其只能提高1.9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越南的出口产品和中国的出口产品之间具有替代性，如果中国不加入TPP，许多对美国的出口会转移到越南。
报告认为，加入TPP对中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中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生产和贸易方面的枢纽地位；第二，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三，有利于加快国内改革；第四，美国对中国加入TPP谈判的态度比较暧昧，但并未完全对华关上TPP之门。
北大研究组的报告中，有两段斩钉截铁的表述：
我国不加入TPP将付出高昂的成本。根据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模拟结果，在亚太地区，我国是除越南之外在经济上受TPP影响最大的国家，不加入TPP将对我国的外贸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TPP和TTIP建立之后，将涵盖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我国被排除在两者之外，势必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反过来，加入TPP将给我国带来显著的收益。从前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测算结果来看，加入TPP将提高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同时改善我国的贸易平衡状况。
我国可以在TPP、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多方面齐头并进，无需把它们看作相互替代的东西。现在看来，美国将无法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TPP谈判，此时是我国提出加入TPP谈判的最佳时机，这样既可以显示我国对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诚意，也可以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在外交上获得先机。
面对这种力主中国加入TTP的积极声音，另一种谨慎的声音也在发出。
《第一财经日报》登载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该模型并未考虑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参与其中，中国需要付出的改革成本；目前TPP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时间表带来的基础数据变化；目前谈判各方为达成一致可能接受的例外条款等。
一些业内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担忧，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加入TPP的进展并不顺利，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受到的外部阻力只会比日本更大。贸然加入一个内部分歧较大、情况不明的谈判，中国很可能被一些国家和利益群体指责为阻碍谈判者而成为替罪羊。
抛开这些对于TPP进展的猜测，中国应该重点考虑的实质问题是，TPP是否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如果是，不管目前时机是否合适，都应该继续沿用“渐进式”改革路径来创造未来加入的可能性。
对于上述两种声音，目前还看不出哪种声音更占主导或更具说服力。无论如何，在美国试图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中，在中国面临突如其来的压力时的观望、彷徨中，2013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
直到201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也没有如前面引述的积极声音那样提出加入TPP谈判的要求。
直到201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似乎仍在观望、观察和评估……
但这不等于说，2014年美国将放慢其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这也不等于说，2014年后中国面临的在贸易规则上被边缘化的压力将有所减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被暂时推迟了而已。
我还是那句话：未来三到五年将是全球贸易规则重新确立的关键时刻。对此，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参与其中，要么被迫适应新规则，甚至被边缘化……
六、中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考验
谈能源，谈贸易，可能谈得有些读者恹恹欲睡，或者让有些读者看得一头雾水。正如前几年南海风云激荡时，我在一些地方演讲，一些年轻听众总是迫不及待地问：“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
确实，除了经济、能源这些更加深层的问题（这些深层问题很可能是表面政治冲突的契机）之外，人们一般关心的似乎更多只是政治、安全问题上的冲突，媒体更热衷报道和追踪的，也是政治和安全层面上的冲突。
过去三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环境遭遇重大险恶，东海、南海冲突似乎像约架似地一个接一个上演。未来三年，这些冲突究竟是向着更为激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可能会有所缓和？中国在周边局势上存在哪些重大隐患？中国在战略思路上应有哪些重大调整？这是本节试图探讨的问题。
首先，未来三年中国在周边局势上的主要矛盾将依然是中日冲突。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中日双方显然都把对方视为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因如此，诸如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才越来越多地成为双方博弈的筹码；而博弈的结果，则使得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更难以下台。
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新领导层适度改变了原先的容忍策略，而改用“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被日本方面解读为“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客观地看，中日双方（无论是政界、民间还是精英阶层）的认知水平都尚未达到欧洲二战后“以融合消弭冲突”的水准。因此，以博弈的手法使得双边关系“置之死地而后生”或“以战促和”“以战促谈”，将依然是未来三年里中日政治关系博弈的主流。对此，2013年年尾，中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作为以及美日韩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问题是：双方在缺乏掌控机制的状况下，如何把握博弈的“度”？亦即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有效地避免擦枪走火？
罗援和吴建民，在中国民间几乎是两个极端标签化的人物，前者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然而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我的两档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发现，罗援远非外界解读的那么“鹰”，吴建民也远非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鸽”。
与罗援的交往至少已有五年多的时间，当时他还是现役少将，出席我们这类被冠以“境外电视台”的节目，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沟通技巧的。
这些年，作为时政节目的主持人，我接触的嘉宾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曾成功地让台湾地区前海军中将和解放军前少将在香港的摄像机前握手，共商两岸护卫南海的大计；也曾让两岸的前情报官员在香港的摄像机前聚首。在新加坡，我曾成功让解放军现任将军与美国前国防部长以及有亲日背景的学者，在摄像机前直接用英语展开对话。我也曾借助于一个朝鲜女商人，与朝鲜有关部门保持沟通渠道，朝鲜在六方会谈期间的一些重大立场，都是由这位女商人率先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透露的。当然，让日本、菲律宾和美国的前任或现任官员来到香港，与中方人士展开面对面的对话，那更是小菜一碟。
过去7年中，历任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从基廷、威拉德到洛克利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我的《震海听风录》。记得2008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接受《震海听风录》独家专访时，美国《防卫新闻》周刊和其他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只能坐在边上旁听。
这些嘉宾中，有的是无法前往中国内地的，甚至开始时就连到香港都有障碍，比如台湾地区的前情报官员；有的是无法前往香港或台湾地区的，比如中国内地的一些曾从事保密工作的前军界人士；邀请有的嘉宾需要旷日持久的审批程序，最后的结果可能依然是“不允许”。为了把这些人拉在一起，需要费尽心机，也需要动用各种关系。
但罗援首次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中，却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现在回想起来只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勇气而已。一个解放军的现役将军，出现在“境外电视台”的节目里，有关部门会怎么看？“试一试吧，看看各方反应如何再说”，这是我当年在电话里对罗援说的一句话。我当时的直觉是：罗援可以搞定这些麻烦。
后来的结果是，罗援果然搞定了，或者他根本就没遇到什么麻烦。于是，罗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节目里。很多年后，当罗援已成了大名人，我们才第一次正式见面（以前都是视像连线），他对我说：“我第一次上‘境外电视台’，还就是在你的节目里。”
但与罗援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其实他在“鹰派”立场的背后，有着相当程度的理性。对此，下面请看我与他2013年年末在《寰宇大战略》节目里，就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对话：
邱震海：从您作为中国军方个人学者的立场来看，希望哪个国家在哪个环节上有所改变？
罗援：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日本原来的三家民航公司曾经提出要向中国批报一些它的相关识别信息，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实施了打压，美国军方提出不承认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国务院又建议其民航向中国报批。这就形成了否定之否定，在此之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过这么一轮博弈，可能在东海上空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这个平衡已不再是以前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平衡。
现在日本也说要进一步扩大它的防空识别区，韩国也要扩大它的防空识别区，现在东海地区又会形成多个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这可能就对联合国形成了倒逼压力，倒逼联合国考虑对此制定新的行为准则。
所以，我想大胆地设想，日本、美国和韩国可能会采取一种双轨制，就是政府层面会承认，至少是默许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军方可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美国正在丧失20世纪50年代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而它有一条规定，即如果它的军用飞机没有意图直接进入设防空识别区国家的领空，它就没有必要向这个国家进行申报。
……
邱震海：如果说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存在，对中国军方来说是可以接受和容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