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我们设立防空识别区，当然是希望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要遵守我们设立的这些规矩，但是如果形成了二元化，军方战机在这么一个狭窄的空间内频繁出入，很可能会造成擦枪走火事件，一旦出现这种危机情况，就要进行危机管控和处理。怎么进行危机处理？我注意到我们设立防空识别区时韩国的表态，它只是提出了遗憾，而没有直接进行抗议，它只是说在苏岩礁问题上，中韩双方还是有一些可控的措施。比如双方建立热线，启动危机处理机制，我认为这是首要的。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出现危机，但不能事后处理，而是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预先处理和预防危机。
我与吴建民的交往始于2005年。2005年10月“中欧社会论坛”在广东南沙举行中欧对话，刚刚卸任不久的吴建民前往参加，我对他做了第一次专访。
时间过去七年半，转眼到了2013年的上半年。这七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着吴建民。在中日关系风起云涌的时候，吴建民率先出来呼吁理性爱国，反对误国和害国，因而被贴上“中国最大鸽派”的标签。
2013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继续风云激荡。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中方强烈反弹，中方公务船只在钓鱼岛前沿频繁出入维护主权，安倍上任后愈发增加对华敌意。基于这些背景，把吴建民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同时邀请到香港，在《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展开直接对话，一直是我的想法。
从2012年年底起，邀请吴建民和宫本雄二的准备工作就在紧张进行，双方日程一再推迟，最后确定2013年4月27日在香港展开对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临近27日的最后一周，宫本雄二忽然腰部受伤，无法前往香港，但吴建民的机票、行程已定。好在《寰宇大战略》同时还邀请了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高原明生是当今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曾多次与他在东京和香港见面探讨。对话在即，我临时决定由高原明生对话吴建民。
吴建民一上场，态度温文儒雅，在原则问题上却丝毫不含糊。
高原明生：我们要全面看日中关系，日中关系中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强韧性的。经济的交流、社会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都是日中关系中很强韧的部分。我们只看脆弱的部分是不行的，脆弱的方面确实存在，我们不能否定，比如尖阁列岛的问题、历史问题、安全问题。可是这些强韧性的方面也是事实，也是我们日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邱震海：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所谓的短板或者脆弱的部分盖过了强韧的部分，至少在媒体中，在老百姓的眼中是这样的。
吴建民：震海先生，你刚才讲的我不大赞成，你认为好像战略上大家有共同利益，具体层面全是分歧。但你忘掉了一条，你把分歧作为载体，这是偏颇的。你想想，中日之间，两国的贸易额去年达到3000多亿美元，为双方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不是虚无缥缈的。
亚洲在崛起，日本是第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得到日本的帮助，这是虚无缥缈的吗？两国民间交流大发展，两国人民之间有很好的交往，这是虚无缥缈的吗？都不是。
事实是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问题在于分歧和共同利益哪个是主要的。我认为，现在来看，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如果说一门心思老是想分歧，不先解决好分歧就什么事都不干，我想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
邱震海：二位说得很好，中日双方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很大依存，但恰恰是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本来可以走得更快的经济整合进程，东亚的经济整合进程远远落后于北美，落后于欧盟，原因是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强的邻国没有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这来源于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甚至互相拆台。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歧相当程度上已经在影响我们本来可以走得更快也更加顺畅的经济进程。
高原明生：关于中日关系，我丝毫不低估目前形势的严峻性，中日邦交正常化41年以来，人民第一次讲到战争，这在过去从来没提到过，这表明了一种严峻性。
如何看待这种严峻性？我认为必须注意到两个原因。第一是变化，日本从1968年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了日本，此后，日本再赶上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么大的变化过去没有出现过，而变化会带来担心，带来忧虑，带来恐惧。
吴建民：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思潮，就是民族主义泛滥和民粹主义泛滥的思潮。民族主义包括两重含义：第一是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是排斥外界，这个非常糟糕。民族主义在国家国力上升的时候会泛滥，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泛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全球民族主义在泛滥。第二是民粹主义在泛滥，比如政治家都希望夺得选票，都希望夺得掌声。这二者结合起来非常危险……
高原明生：日本的社会很稳定，很成熟，当然尖阁列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努力避开冲突、事故和战争，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非常重要。
邱震海：但是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以及媒体的解读上来看，很多形势的改变恰恰来自日本，如果日本2012年不去购岛，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可能会相对比较稳定。
高原明生：我觉得这种看法比较片面，要换位思考，要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问题。第一次改变现状的行为是从中国开始的——2008年12月，中国的公务船来到尖阁列岛的领海。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以后也有很多中国的公务船来到尖阁列岛的海域，所以日本前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9年提出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之后仍有很多船过来，日本人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吴建民：这一点我不赞成高原明生先生的意见。回顾中日关系这两年的发展，中日关系走向恶化是什么时候？首先是2012年10月16日，石原慎太郎先生在美国宣布要购岛，这一点引起中国人民的很大猜疑。为什么石原要跑到美国宣布？然后中国方面一直在努力，劝日本不要购岛，日本政府想实现所谓国有化。2013年9月初，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去日本，就跟日本的官员谈了这个问题，劝他们不要购岛。第二天，这位官员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没有人跟张志军谈了。9月10日，在海参崴，胡主席对野田首相讲不要买岛，否则会有严重后果，但日本不听。原来钓鱼岛是在私人手里，现在要国有化，中国老百姓当然不干。正是这个事件最先引起了极大不满
中国人过去曾多年受人欺负，对于领土问题我们非常敏感。在中国正崛起的时候，日本要把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属于我们的钓鱼岛国有化，中国人当然会反对。所以，高原明生先生，恕我直言，你刚才讲到的是片面的，但是你应该看看整个事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日本是存在问题的。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地描绘我与罗援和吴建民两人的交往与对话，是为了澄清大家对罗援的“鹰派”和吴建民的“鸽派”标签的误解。罗援在“鹰派”标签的背后，有不失理性的立场和对于国家发展的创造性建言；而吴建民在“鸽派”标签的背后，也不失对原则立场的坚守。
2005年，当中国将领朱成虎在北京发出“美国干预台海局势，中国将不惜核战”的言论后，我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前瞻意义》。至今九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忽然觉得它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似乎还更多了一层现实意义。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选：
以国际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都须满足两个前提：第一，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至出现对外策略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第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思潮均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渐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是一件好事，既说明中国的崛起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渐多元化和自由化——试想，在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军方将领自由发表观点而又遭到外交官员否定的事情？
然而同时必须看到，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所有鹰鸽两派之争又都满足几个共同的条件，即：第一，双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因此完全不存在“谁更忠诚于国家”的问题，一切试图藉争论作出忠诚度或道德审判之举，不是无知，就是无聊，甚至别有用心；第二，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多为对外策略之争，那么历史上所有崛起之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则大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亦即国家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前者大都会自动向后者转化，只不过前者往往见之于国家机器层面（如政府官员、军人和智囊），而后者则除了国家机器外，还须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从而成为一场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运动。
今天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初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器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争上。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策略之争必然要向国家发展方向之争转移，后者将主要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而且其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很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这方面有过挣扎、蜕变，尤其是早年一些倡导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都成为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
目前的中国，民间情绪和思潮或强硬，或温和，鱼目混珠，混沌未开，十分典型地折射出崛起之国的国民心态，既自信又浮躁。实际上，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对资源和领土争夺的展开，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诸如“是否应放弃韬光养晦”“中国战舰是否应保护有争议领海”“为避免在常规战争中失利，是否应以核战先发制人”等，与其说是策略之争，还不如说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萌芽。而西方国家出于私利，则每每将这些议题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因此，对民间鱼目混珠的各种情绪和思潮作一番逻辑梳理，不但已成为中国执政者的当务之急，也作为历史使命日益迫近了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挣扎和蜕变过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的精神核心就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其背景则是东方世界近500年来长期遭受西方奴役，日本由此产生了发奋图强、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振兴大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等，都是这一阶段日本民族的具体策略和精神支柱。
如果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还是正面成分居多，那么尔后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就十分值得深思了。
由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具有强烈的“东西方情结”和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日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成分，也有后来军国主义的萌芽。一些早年倡导民族精神的思想家在“文明开化”的动力下，开始鼓吹“为了文明的发展，不管和平还是战争，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近邻中国则被视为“固陋的旧时代”，甲午海战被视为“文明与野蛮之战”，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界限就这样开始模糊起来，并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民族精神旗号下的集体疯狂，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的情况当然不能与中国作简单的类比，但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一些情结是相同的，而恰恰是这些情结阻碍了中日两国在今天对双边关系的理性处理。这些情结归纳起来就是，亚洲民族近代以来历经衰败并遭受西方奴役，迫切希望重新站起来并统率亚洲秩序。
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启示人们，在沉重的“东西方情结”之下开启的民族崛起之路，其国民心态在自信和浮躁兼有之外，还多了一层复杂和略带风险的因素；而对这些情绪的理性梳理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知识界和思想界持之以恒的艰苦工作。
当然，作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国民，中国人民理应比“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国民更有理性精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本的经验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更加沉稳。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正渐露端倪的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意义，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健康发展的人密切关注。
未来三年，这些问题将继续拷问我们的心灵，同时也将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2013年，我出版了一本书《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探讨崛起期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成熟问题。未来三年，包括你我在内的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心智能否变得更为淡定、稳健和成熟？这值得我们深思。
撇除这些因素，未来三年，中国周边还可能面临另外一些重大考验：
2016年，台湾地区将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关系虽有大幅改善，但无本质性突破。2016年，民进党有无可能上台？一旦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是否可能大幅逆转？两岸关系一旦大幅逆转，大陆地区是否可能在东海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北京之前曾释放出民间气球，希望2020年以前能解决两岸政治问题。按照这一时间表，2017年前后将是两岸政治互动的关键年份；那么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又该做哪些战略铺排？
2013年年尾，朝鲜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动荡，原“二号人物”张成泽从被捕到被处决，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2012年12月金正日去世时，包括金正恩在内的八人为其扶灵，其中六人已经被解职。这个国家未来将走向何方？它又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最主要的是，未来三年，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虽然2012年6月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加利福尼亚庄园峰会基本确立了“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一关系的内涵如何得到充实？未来三年，中美之间究竟可能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从中美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的事实来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只会越来越复杂，而不会越来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