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对于做人十分重要，古圣先贤认为信用乃为人之本，孔子就说：“无信不立”，这包括个人和政府，没有信用就站不起来。个人没有信用，就没有人相信，不被人相信的人，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干不出什么大事；政府没有信用，人民就不相信，不被人民相信的政府，政令就不能施行，国家就治不好，终将会垮台。
孔子将“无信”形象的比喻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做人而不讲信用，那是不行的，就好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辄，又怎么能走动呢？
当然，讲信用要讲原则，不能违背公利，即不能违背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孟子就强调一个“义”字，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所说的不一定都守信用，办事不一定都落实，只是本着“义”去行事。孟子这么说，并不是与孔子唱反调，否认信用的重要意义，而是要求讲信用要在“义”的基础上，这是符合孔子对事物的是非评判原则的，即将之纳入道德的规范，以道德行为评判事物是非的准则。信也如此，不符合道德也是不足取的。如果社会上的人，也很讲信用，他们守信而做的事都是非道义的，也就不值得颂扬，而且必须予以否定和反对。
古能成大事大业者，大多以信义于天下。信与义相结合，就大得人心，故得人信任、支持和拥护。齐桓公、晋文公能称霸于天下，就是因此。齐桓公得到诸侯的归附，是因能遵守所签订的盟约，且能扶弱救弱；晋文公就以“尊王”相号召，并能以信服人。诸葛亮一生以信义为其做人行事的准则；他治军也如此，因而得军心，为之出力效死，故能以五万兵力抗击魏国三十万大军，使魏主帅司马懿畏蜀如虎。
信用如此重要，故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诺千金”之誉。这典故来自季布，因其重言诺，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尽力去做，那时人称他“一诺”值“千金”，形容其“一诺”之可贵。商鞅能变法成功，明太祖能取得国治，都因言既出一定照办，而得到人民的信任。唐初出现贞观之治，是因其君臣以信为治国之纲，唐太宗主张待人以信，反对行诈，他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浊源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魏征认为要管好国家在于“上下相信”，因“上不信则怃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东汉的范式为人重信义，因而为时人所信赖，认为是可以托生死的人。
个人没有信用，就没有人相信，不被人相信的人，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干不出什么大事；政府没有信用，人民就不相信，不被人民相信的政府，政令就不能施行，国家就治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