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取得别人的支持，决定于能否取信于他人，而关键在于是否重言诺。你的信誉是靠兑现诺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对于诺言，我们只有兑现，而不能讲条件。
商鞅，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称卫鞅，后秦封于商，故称商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后入秦进说秦孝公实行变法。在实行变法的过程中，经过艰苦的说服和斗争，而令出必行是其取得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记有商鞅本传，记其变法甚详。在公布变法令前夕，商鞅先取信于人，使人们相信他令出必行。他置一根三丈长的木于国都市南门，下令说有谁能将此木搬到北门，赏给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人想得五十赏金，就不顾一切把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如数赏他五十金，以说明他是令出必行，说话算数的。于是公布变法令。
推行变法一周年，在旧法中获既得利益的说变法不好的计有千数，尤其是秦国贵族更强烈反对，太子还起带头作用，他明知故犯，阻挠新法的推行。如何对待太子犯法，是变法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如果是因太子犯法而不敢处理，反对变法的势力就将更猖狂，变法令就难以推行，变法将遭到失败。商鞅为使变法令出必行，以推行新法，断然地处理此事：因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施刑，但他犯法是由于其师傅教育不好，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此，没人有再敢犯法。新法实行十年，秦国人民得到好处，新法也取得成功：“道不拾遗，出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我国古代众多名帝中，朱元璋和李世民是两个非常讲信义的明君。朱元璋一向以令出不改著称，而李世民则以信为治国之纲。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濠州钟离太平乡（今安徽凤阳东）人。家穷，无以为活，去当小和尚，后趁元末大乱，投入起义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打下天下，从一个小和尚成为明朝的开国君主。他在总结其能统一天下的经验时，说是因他“布信义，守勤俭”。他能“布信义”，也是因他令出必行，说话算数。如他当和州总官时，就召集父老谕之说：“元失其政，干戈烽起，我来为民除乱，其各安堵如故，贤士我礼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无贪暴害我民。”尔后，他打天下都是照此行事的。因而其军到处，民乐归附，地方安定。及其得天下后，仍然是以“布信义，守勤俭”为其治国的准则。他尤其关心民生，答应了的事就不容更改。《明太祖训·却贡献》记载他不同意再征已下令减免的租税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公元1368年十一月间，山西汾州官上奏：“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明太祖对侍臣说：“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说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既遇旱，后虽有收，仅是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盖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欲，仁者不为。”于是，对山西汾州官所奏，严予拒绝。
朝廷已免租，是否再征，这关系到是否有信义的大问题。山西汾州官考虑的不是信义，而是如何多征赋税的问题。本来朝廷已免征赋税，就不能再征，如再征就将失信于民，将使人民不再信任，国家则何以治民。所以，明太祖提高到信义的高度来认识，严词拒绝，批评山西汾州官员“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是“聚敛之臣”。“聚敛之臣”表面上似是为国家增加收入，而对民不利，也实是对国不利，因农民夏收遇旱，生活极其困苦，秋收虽有所得，应该让他们有余力投入生产，发展生产，以改善生活，这样民足国亦足；如果再征，不只失信而且使民处于穷困，民困国何能富，因为人民和国家的富都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
“民无信不立”，贞观君臣以孔子这句名言作为治国之纲，君臣之间论及治国时必然提及这个问题，《贞观政要》有《诚信》一章以记载之。
唐太宗很重视以信治国，反对以诈待人。贞观初，有人上书奏请除掉邪佞的人，唐太宗问他谁是邪佞，他说不出，却提出一个测验邪佞之法，要唐太宗假装发怒以试群臣，如能直言进谏的是正直的人，顺意迎合的就是佞人。唐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人。此岂可堪为教令？”便对上书人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欲。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太宗还总结项羽因无仁信而失天下的教训，他对侍臣说：“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人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己制天下，向能行汉之仁信，谁夺耶？”
魏征在奏章中也强调信用对治国的重要意义。他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君主所恃，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他认为要治好国家，在于“上下相信。”他指出：“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唐太宗读了奏章赞说：“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说。”
也正因认识到信是治国之纲，所以唐太宗说话行事都很谨慎，说了不干，恐失信于民；说错了干，有害于民，所以他说“自守廉恭，常怀畏惧”，故“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唐太宗李世民由于“使大信行天下”，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然后才有信誉，不仅得到臣民拥护，亦为后世所景仰？
言必信，行必果。古时候，君为使臣民信服，就必须对自己的诺言进行兑现，而且是没有条件的兑现。一个能说到做到的明君，怎么会不受到人民的拥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