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握这种风格之前，还需大量实践，但早在1963年7月，费希尔在BBN已经有意识地使用傅乐施方法发表有关他当年工作的演讲。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第二次演讲，这次演讲是关于“编程风格”的。在这次演讲中，他不但采用了傅乐施的方法，而且还改编了傅乐施的内容。费希尔认为，编程风格的要点，不是和计算机进行多么有效的交流（由于编译程序将做到这一点），而是与自己交流，与后来修订程序的其他人类程序师交流。“使你的风格简单而非复杂，即使复杂的风格也可能看起来具有某些抽象的优点。”
费希尔在BBN的工作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马尔文·明斯基的注意，这开启了他重归学校的可能。明斯基同意为他承担责任，在哈佛，新晋升的初级教授帕特里克·费希尔（Patrick Fischer）同意批准正式手续。在接下来一年里，费希尔写了一篇论文，1964年6月该论文得以通过，他被授予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一个演绎问题回答系统”。他把它献给父母，并向“诺克斯的帮助和鼓励”特别致谢。
在问题—回答系统背后的最初想法是，运用问题自身的逻辑结构来指导答案的搜寻。一开始，我们可以把问题看作逻辑语句，而且该逻辑语句处于某个演绎推理链条的末端，然后我们从后往前追溯，构造出链条中可能存在的早期联系。最终，我们得到了与我们已知是正确的语句相匹配的一个联系，该联系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答案。当仔细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逻辑链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所有可能的答案，因此我们成功了。
实施这样一套系统方面所存在的主要概念性问题是如何避免循环演绎。费希尔解决该问题的思想是，一次性地做出所有的推断，进而从已知语句的语料库（corpus）出发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他注意到分层级区分语句的替代方法，但并没有深究它）。最基本的是，我们要求计算机给出我们已知的所有逻辑结果，接着我们也让计算机记录下这些结果，直到我们提出问题为止。
考虑到当时计算机极其有限的能力，要真正实施费希尔的问题—回答系统，其实毫无希望。但是，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个幼稚的领域中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存在受限于计算机能力而无法实施这类问题。
如果费希尔打算继续在该领域工作，资金应该不成问题，尤其是来自国防部利克里德尔的资金。总体上看，费希尔在那几年里基本上和当时人工智能领域的所有核心人物都建立了联系，一位历史学家称那几年为“黄金时代的开端”（1956~1963年）。如果费希尔想将他的联系和技术成功地运用到职业上，有许多途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实际上，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他就放弃了该领域。
在写论文的时候，费希尔写信给他的父母：“我正试图决定我在获得学位后的职业方向。这个领域对我大开方便之门，但我真的不喜欢科学家、工程师、研究员这些头衔。我根本不确定我是否想留在计算机领域……也不确定我是否非常喜欢计算机领域的工作人员。我猜想他们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但在我眼里，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过分热情—他们就像电力企业那些正在安装昂贵核设施的人。”
与大多数计算机领域工作人员不同，费希尔对计算机的基础技术不太感兴趣，而对计算机如何能被用于提高人类的能力，尤其是他自己的能力感兴趣。基于对心理学的研究，他对人脑的优点和缺点都了如指掌。计算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具有创造性和感性认知能力，布鲁纳强调这种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而且人类也不会具有计算机所能提供的记忆和信息检索能力，至少从潜在能力上讲是这样（费希尔的教授乔治·米勒有篇著名论文“神奇的数字七”，论文指出，人类通常不能同时在记忆中储存多于七件不同的事情）。但计算机迄今为止仍十分原始，不能使利克里德尔的人机交互（man-computer symbiosis）设想成为现实。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一个精心组织的纸质文档系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费希尔在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有形遗产是上述文档系统，他终其一生都在使用它，把它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资料库，以记录他所读到的每一篇文章和产生的每一个思想。30年后当他离世时，已有6000多个信封大小的吕宋纸文件袋。费希尔在高盛的编辑这样描述他如何使用它们：“在开始研究时，费希尔充分利用三种普通工具：铅笔、纸张和吕宋纸文件袋。当头脑中出现一个念头时，他飞快地记下一切，并保留需要或可能需要材料的副本。然后，他把它归档于他能找到的地方并使用它。这是一个简单、巧妙的方法，解放了他的大脑，使他能做他喜爱的工作。”人们可能会说，这是他“演绎问题回答系统”的纸质版本。
费希尔接触到人机交互思想所留下的更重大的遗产是，最终实现了他性格中两个方面—极具创造性的一面和严密逻辑性的一面—的有机统一。30年后，一位同事这样回忆费希尔：“过去或将来，费希尔的创造力无人能及，甚至与他相差无几的人也没有。他兼具疯狂和逻辑性。他的逻辑力量会把你逼到你不喜欢的角落，或者能为你开辟你从未想象过的广阔前景。疯狂的秉性使他得以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他无所畏惧。”
费希尔孩提时代的梦想是创造新的东西，想人所未想。但无拘无束的创造性近乎疯狂，社会当然不会容忍它，费希尔经历一番艰苦才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费希尔的人机交互版本给予他最重要的财富是一种训练和引导其创造性冲动的方式。作为“人”，他尽可能如他所愿去尽情创造，但他始终知道，作为“计算机”，他能严格审视任何可能提出的思想背后的逻辑。在思想的间隔期，不是作为为寻求新鲜刺激而无休止地在不同领域转换的“人”，而是作为忙于拓展和组织供未来使用的资料库，或者回答由其他人提出的常规问题的“计算机”。
回过头看，人机交互模式对费希尔稳定自我有很明显的帮助，从而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工作。但在当时，这些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费希尔本人尤其不清楚这一点。主要原因是，他还没有发现他想要的工作。在哈佛的最后一年里，他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走出校门之前，他正试图尽可能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他搬进了位于哈佛大街334号编号为E2的一栋新公寓内，过着非常积极的社会生活，包括边缘性介入当时的人权运动。他参加了为“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筹钱的音乐会，马丁·路德·金在这次游行中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随着这一年临近结束，他开始寻找工作。
父亲当然极力劝说他考虑在商界从业，最好考虑像IBM这样的大公司。费希尔回应道：“我想对我而言，做事情的最好方式或许莫过于写作—写学术期刊的论文、杂志的文章，还有写书。在公司从事经营管理，也是不错的，但和写作相比，我想我更喜欢写作。除了技术性文章之外，我可以写像蕾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和杰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国式死亡》那样的书。”其他的可能性还包括在哈佛新设立的技术和社会大学项目（University Program 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做博士后研究员，或者在一家名为实际应用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分时操作技术公司获得一个职位，也还有其他可能。
费希尔考虑的备选方案一个也没有实现，所以最后他在亚瑟·里特公司谋得一个职位。这是一家本地咨询公司，通过父亲的商业关系，他得到了在这家公司面试的机会。费希尔告诉自己，在里特公司的工作或多或少是他在BBN工作的延续，只是这里的主要客户是实业界而非政府。一个好处是，对个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可能更有实用价值。在BBN，公司文化是顾问决定该做什么工作，然后找个政府应该资助它的理由。费希尔总是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他期待里特公司有不同的文化。他的工作将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计算机，他将于1965年1月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