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脱离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学习的众多学生一样，费希尔在当地的咨询公司BBN找到了一份工作。7月，仅在被研究生院开除一个月后，他这样描述他的生活：“我正在暑期学校学习现代艺术，上吉他课，修速读课程，撰写论文，为BBN公司工作，参加有关催眠术的心理学实验。因此，我非常忙。你们似乎并不赞同我的社会生活，所以我就不再向你们谈及它了。”
不消说，费希尔的父母对他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都不赞同。最难接受的是，费希尔和蒂娜的决裂意味着他们失去了长孙，而这个孩子被认为是将费希尔·谢菲·布莱克这个名字带入下一代的人（按照利比的建议，蒂娜把孩子的名字改为特里，是特迪斯的简称，作为缺失的“三世”永久的替代）。但不论对儿子的所作所为多么不赞同，费希尔的父母从来没有停止在经济上和情感上支持他。1962年2月，在和蒂娜离婚后而与哈佛“离婚”前，费希尔写信给他父亲：“我正在思考，你对我的资助对我的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来也会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再次感谢你们。”30在他开始使生活回归某种秩序一年后，他仔细考虑：“我当前的智慧理论（theory of wisdom）是，那些在成为皇帝之前不谈论他要建造的帝国的人是聪明的人。有太多的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的计划，但却一事无成。”
费希尔的室友伯恩斯坦记得费希尔在这段时期是“我曾知道的最离群索居的人”，相当友善和慷慨，优雅和从容，但完全无法在情感上与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对其他人很好奇，但总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保持一段距离。
“好像每个人都讲一种和他不同的语言。他可以学习这种语言，但不是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大多数人隐匿自己的不足，但费希尔却有意显露，甚至强调自身的不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差异有一些好处。他的大学室友记得的那个费希尔，那个挑战每件事情，挑战每个人的人，很明显已经消失了，结果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赣第德，这个赣第德想去尝试一切，但不愿意拘泥于任一特别的事情。
这种风格的好处之一是对女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她们往往欣赏费希尔的温柔和诚实。很快，费希尔专心于他在BBN的工作，同样也有了固定的女友。雪莉·诺克斯（Shirley Noakes）正在学习人文学科和比较文学，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在物理学系当秘书来养活自己。费希尔1962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与雪莉，还有她生活在纽约的姐妹缇娜（Tina）一起度过。雪莉还记得费希尔顽皮地与缇娜的两个小孩子一起玩耍。费希尔就这样发现了最适合他的那种温馨的家庭氛围。
他能给雪莉及其姐妹以金钱和友善—雪莉记得费希尔既是“救助者”又是“供养者”—不受任何更复杂情感纽带的约束。反过来，雪莉能为费希尔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在那儿，费希尔随时受到欢迎，但又无须承担什么义务。他和雪莉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所以两人都需要某个能常在一起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想到结婚。他教她在BBN的PDP-1计算机上玩太空大战的游戏，而她则带他去听她的音乐理论课。他们是那年的恋人，后来的朋友。
BBN最初雇用费希尔是从事计算机程序自动简化工作，当他在该公司工作的合同快到期的时候，他又从事语法指导的编译程序工作，但主要从事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检索系统工作。该检索系统是为由图书馆资源理事会（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所资助、由利克里德尔（Licklider）所指导的“未来的图书馆”研究项目开发的。利克里德尔是BBN的副总裁，他正要到华盛顿的国防部任职，在国防部他将掌控为下一步计算机革命（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因特网）提供资助的资金。
图书馆研究源于利克里德尔1960年关于“人-机共生”（Man-Computersymbiosis）的著名文章，这篇文章推动了以下观点的发展：新数字计算机的主要应用，至少在短到中期内，将不会完全替代人而是拓展和提高人类的能力。“希望在于，在不远的将来，人脑和计算机将高度结合，所产生的结合体将比人脑更善于思考，将超越我们今天所知的信息处理机，以当前无法实现的方式处理数据……从智力上来说，这些年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最令人兴奋的时期。”
利克里德尔专注于设计他所称的“支持认知系统”（procognitivesystem），这是一个知识系统，它不仅能做人类做不好的事情（譬如计算和检索信息），而且也将帮助人类把他们业已能做好的事情做得更好（譬如设计构思新问题）。“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和监测，人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知识储备之间的主要交互活动，而不必亲自处理所有的细节。这既是我们的假想，也是我们的信念。”核心问题不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劳动分工，而是动态“自适应、自组织过程”中的连锁依存。
1962年9月，上司汤姆·马利尔（Tom Marill）建议费希尔使用他原来从蒯因那里学到的谓项逻辑（predicate logic）作为框架，尝试写一个能从一组既定陈述（statements）中推断问题答案的计算机程序（早在1958年，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的“纳谏者”（Advice Taker）方案中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但显然费希尔并不清楚，不过1962年时麦卡锡已不在剑桥了，已经离开麻省理工去斯坦福大学了）。他们的目标是得出几个具体范例，以激励进一步的研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费希尔构建了一个能够理解简单问题的系统—“什么是最大的星球？”—并从储存在系统数据库中的信息中得出了答案。受计算机记忆和计算速度的限制，系统难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那极有可能被最终克服。在其报告中，利克里德尔决定突出强调费希尔的“问题回答系统”，认为它是“自动问题回答方面一个重大进步”。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1963年春，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旁听英语语法和语义学课程。他正试图了解自然语言如何起作用，希望这能帮他处理计算机在理解用自然语言提出的问题时必须解决的棘手的编程问题。他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很大进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由衷地对自然语言的力量和灵活性产生了持久的敬意。自此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有意识地使用英语而非正式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选择的这种英语是由鲁道夫·傅乐施所推荐的“相当容易”的英语，费希尔在生命的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次遇到了傅乐施的书。是傅乐施最终给了费希尔纯粹讨论的有效方法，那是他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在寻找的，而且傅乐施还给了他切实可行的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方法。
傅乐施撰写了使用指南—《清晰交谈的艺术》（1946）、《提高写作可读性的艺术》（1949），以及《说理的艺术》（1954）。这就是费希尔独特的成熟的写作风格的本源。这种风格兼具清晰、直接、简洁、通俗等特点，但极具说服力。20年后费希尔在高盛工作时，为了提高部门备忘录的可读性，他为量化策略小组（quantitative strategies group）专门雇用了一位编辑，当时他就想找一个熟悉傅乐施方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