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的要点在于，识别表现超过市场的证券。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正如学者们愿意相信的那样，证券分析应该是徒劳的。但如果市场不是有效的，正如实践者们愿意相信的那样，某些方式的证券分析应该能提高资产组合业绩。特雷诺和费希尔提出的建议是，采用在两种资产组合之间配置资金的做法，即广泛投资于市场的“被动型”资产组合，以便期望能产生市场风险溢价；以及充分利用市场无效，用选股、市场时机选择或者任何方法，设法获得额外评估溢价的“主动型”资产组合。基本上，第一种基金反映了学者们的建议，第二种基金则体现了实践者们的雄心。
实际上，特雷诺和费希尔提出，对学者们或实践者们关于市场有效与否的争论，不持立场，而是由经验来对争论做出判决。在他们的提议中，基于分析师对后市预测的比较，由一个统计算法在两种不同的基金间调整资金。“如果分析师非常正确，那么主动型资产组合将在全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则全部组合的换手率会较高。如果分析师不是很正确，那么市场资产组合将在全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则全部组合的换手率会较低。”
即使如此，提议包括一个假定，即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否则就不会有主动型管理。这个暗含的假定使他们陷入了麻烦。特雷诺和费希尔说：“我们假定，证券分析如果被正确运用的话，能够提高资产组合业绩。”在芝加哥大学，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当时，新学术思想和传统实践两派正在展开论争。CRSP研讨会的要义在于，让更多的人成为大论战（great religiouswar）中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在这种背景下，特雷诺-费希尔论文由于给对方太多的依据而引起了注意。特雷诺记得，演讲进行得并不顺利。
事实上，正如两人都认识到的，特雷诺-费希尔论文让经验对争论做出判决的建议，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仅仅根据业绩把好分析和好运气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好的分析，也容易被接二连三的霉运所破坏，所以需要长期经验才能将好分析和好运气区分开。短期内，一个人如何解释业绩，将依赖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尽管费希尔和特雷诺已开始相信，更科学和系统的资产组合管理方法能提高当前的业绩，但费希尔发现自己日益被截然相反的有效市场观点所吸引。对于人们对特雷诺-费希尔演讲所做的批评，费希尔的反应是像所罗门那样：把论文一分为二，一部分给学者，一部分给实践者。
1968年3月，费希尔再一次在CRSP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风险与资产组合业绩评价”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递交给学者的那一半论文，即为他整理成最终报告并提交给罗瑞和福特基金会的那部分论文。在两次研讨会期间，他于1968年2月份写出了一篇单独的论文，即金融笔记第4A号，题目为“如何运用证券分析改进资产组合选择”，作为他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是为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做的，这是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它请里特提出用计算机改进其投资管理实践的方法。第4篇笔记最终于1973年发表，并成为“宽客”（quant）革命中的开创性文献，这场革命最终席卷了华尔街。
一方面，和任何好顾问一样，费希尔兼顾学院派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这种二元方法，通过同时从两个视角出发解决同一问题，实际上是他一直喜欢的工作方式的特征。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做一件事情；如果市场是无效的，做另一件事情。几乎没人能够打败市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没人能打败市场。如果有人曾做到那一点，那将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有一些优势，诸如更好的资产价格理论或对该理论有更好的运用。在美林公司，特雷诺正尝试这么做。但倘若市场是有效的，CAPM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什么是正确的？随着福特基金会项目逐步结束，费希尔开始更深入地探索问题的另一面。
正如特雷诺在之前就已经做的那样，费希尔开始在晚上和周末留出时间，研究自己的理论。1968年7月，他完成了题为“投资的时间分散化”的第6号金融笔记。这篇论文将CAPM世界中终生资产组合选择（lifetimeportfolio selection）作为研究主题，这也是他第一篇没有与特雷诺合作、真正独立地反映其金融思想的论文。1968年9月，他完成了题为“银行、货币和利率”的第7号金融笔记，这篇论文将CAPM世界中货币的作用作为研究主题，这也是他第一次涉足宏观经济学领域。1968年最后几个月，费希尔很忙碌，但又为能在里特公司工作感到高兴，在那里，他感到他能在研究兴趣和解决现实问题之间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特雷诺在美林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唐纳德·里根（DonaldRegan）雇用他组织第一个量化操作（quant operation），但他在劝说公司实施他的想法上遇到了麻烦。没能说服费希尔跟着他干，特雷诺开始考虑其他机会。1969年3月7日，《金融分析师》杂志的资深编辑尼古拉斯·莫洛多夫斯基（Nicholas Molodovsky）突发心脏病去世，特雷诺得到了这份工作。
金融分析师职业随着二战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成长，但直到1959年一个专业组织才出现，为该行业提供服务。直到1963年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才组织了第一次考试，颁发了第一张证书。现今，特许金融分析师遍布各地，但在当时，它是一个新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人们把它看作专业能力的标志。
第一次考试的意图主要是使金融分析师协会（Financial AnalystsFederation）那些重要的老会员免受新规则的制约，但目光远大的观察家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尼古拉斯·莫洛多夫斯基利用其作为《金融分析师》杂志编辑的地位督促他的读者接纳金融分析的新方法，否则将有落后于时代的危险。他会说，哈里·马科维茨和詹姆斯·托宾的新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已被普遍接受，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正使其应用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而且，随着机构投资者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对更专业的投资管理也提出了需求，金融分析师如不掌握新方法，就难以满足这种需求。
基于特雷诺在美林的工作，特雷诺等人于1968年为《金融分析师》杂志撰写了论文“运用资产组合构成估计风险”，这是新方法应用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例子，也是一个被格雷厄姆与多德名册（Graham and Dodd Scroll）年度最佳论文奖所认可的事实（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的《证券分析》最初出版于1934年，体现了当时量化技术的水平，尽管现在被像特雷诺这样的人所超越）。作为纽约金融分析师协会计算机应用委员会主席，特雷诺对纽约金融分析师来说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从两个方面，他似乎是接替莫洛多夫斯基编辑职位的当然人选，并会高举提高专业化水准的火炬。
特雷诺发表在1971年3～4月期上的第一个“编辑观点”就发出了挑战。他写道，直到最近，还无法有效判断一个投资组合经理优秀与否。资产价格的背景波动（background fluctuation）非常大，因而模糊了经理的贡献。但现在，新金融理论第一次提供了将背景波动分离出来的方法。新的、见多识广的专业客户即机构投资者，正对此产生兴趣。特雷诺预见到，结果会在投资管理领域产生新的技术推动力。“由此将对投资思想质量的提高速度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特雷诺只是在详细阐述前任的展望，即职业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传统技艺将为科学所取代。老一代的金融分析师像专门锻造马蹄铁的铁匠，现在面对着T型车的大规模生产。“铁锤闪光，铁砧叮当，铁匠逐渐成为民间传说。”手艺人集中在每种证券的唯一性上，而工程师则将每种证券看作某一类别中的一个个体，同一类别中证券的本质特性能用统计方法加以总结和比较。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为亨利·福特提供了契机，而计算机则为投资分析的新方法提供了契机。
特雷诺坚持的是新理念：对金融分析师而言，要想获得专业性地位，必须将关注点（和职业）重新定位，即从证券业转向“最终客户”。诸如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正日益成为最终客户。金融分析师不是通过创造交易从而为经纪人和交易商的利益服务，他们应该为证券最终所有者的利益服务，即使这意味着经纪人和交易商减少了佣金收入。“对一个投资理念的检验是，它是否会得到市场的青睐而非其内在价值。”特雷诺的忠告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古老，但在当时许多人把它看作异端邪说。
为了驳斥特雷诺，一位保守分子也打了个比方，特雷诺说的是铁匠，他说的是马：“从前，在肯塔基绵延起伏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位富翁，他经营马匹生意。他喂马，给马刷毛，训练马；有时卖掉它们，有时展示它们，有时带它们参加赛马比赛。他从所有这些活动中赚取利润……然而，因为他爱马，享受宽广空旷的空间，觉得自己正在创造美，感到这样做有助于维持生活质量，所以，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另一种满足。”新一代人物进入了这个欢乐场景，他们只对押注赛马感兴趣，对马本身一点兴趣也没有。可以预测，使用新方法的结果将是马匹质量的下降，更不用说生活质量了。
金融分析师中的这场兄弟之争，本来是私下进行的。后来，学院派人物威廉·夏普将其公开化，还提出了自己的比喻。从前，货币经理互相打赌，自娱自乐，牺牲客户的利益而让赌场发财，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有一天，“一群象征大学（Indicia U.）的教授”来到城里，对于这种安逸的安排提出了令人忧虑的问题，客户对此做出反应，将资金转移到新的经理那里，新经理同意避开赌场，而简单地持有市场资产组合。“从此以后，除赌场主外，每个人都过着快乐的生活。”夏普认为“象征大学”的教授是原动力，尽管特雷诺强调机构投资者，但两人都一致认为乡绅-顾问（gentleman farmer-adviser）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特雷诺的工作是负责向新方法转型，同时获得保守人士的支持。为了有助于做好这项并不轻松的工作，特雷诺邀请费希尔（当时已是一位学者了）加入《金融分析师》杂志编委会。随后的一切都很自然，在1971年编发了特雷诺宣言的那一期上，费希尔为该杂志写了第一篇论文，题目是“随机游走假说对资产组合管理的意义”。作为回报，特雷诺将发表费希尔的论文。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于与费希尔见解相左的学术保守人士来说，这些论文是难以接受的：“期权使用中的事实和幻想”“外国投资的来龙去脉”“商业周期的基本内容”，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的困境”。
但更多的是特雷诺-费希尔关系的继续，而不是互予方便。
作为《金融分析师》杂志的编辑，特雷诺生活在实践经验的世界，他把经验转换成一系列“初始思想”，费希尔把它们捡起来，再加工，反馈。就这样，1971年，特雷诺以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笔名写作，在其“城中的唯一博弈”中思考了交易商功能的经济学，费希尔用其预言性的“向着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证券交易所”作为回应。接下来在1972年，特雷诺仍然用白芝浩作为笔名，思考了养老基金改革的不同选择，费希尔以“投资政策光谱”作为回应。还是在1972年，这次用自己的名字，特雷诺在“盈利的问题”中批评了某些长期存在的会计实践，费希尔则以“是的，弗吉尼亚，有希望：价值线排序系统的检验”和“盈利的魔法”作为回应。
这只是特雷诺和费希尔终生伙伴关系的开始。在上述三个领域中，两人都将持续做出贡献，而且这些文章几乎总是发表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甚至在特雷诺1981年离开《金融分析师》杂志到投资管理领域一试身手，以及费希尔在1984年离开学术界加入高盛公司之后，这种隐含的对话仍在持续。费希尔在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三篇文章（“均衡交换”“计划发起人的目标”和“选择会计准则”）中陈述了他对这三方面论争的终极立场，这些论争是他和特雷诺在20多年前共同开启的。
这场终生对话的根源在于CAPM，这是一个两人终其一生都坚定持有的信念的根源，即使当周围的人追逐下一个新理念时他们也坚守如初。在《金融分析师》杂志1993年5～6月期上，特雷诺写了“捍卫CAPM”，在9～10月期上，费希尔以“估计预期收益”作为回应。表面上，两人都在捍卫特定的模型和分析方法，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世界观。
对他们而言，早在多年以前，这个模型就浓缩了他们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