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巨大的价值，既有商业价值，也有无形价值。人们热爱创造思想，如同演员热爱演出。
我们不必为演员付费。他们自己出钱上课、试听，甚至演出。对于每一个按照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来说，他们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或许使用从其他渠道赚得的钱，支持自己从事喜爱的事业。
我们也无须为研究者支付报酬。一些人的生存之道是把研究和商业价值结合起来，但还有许多人用自有资金支持自己的研究。他们甚至在与自己的研究完全无关的领域挣钱。
—费希尔·布莱克，“博士教育、商学院和大学”
费希尔·布莱克从杰克·特雷诺那里学得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但其他人并不了解这个模型。费希尔和特雷诺谈论同一种语言，但其他人都谈论经济学。所以，当特雷诺的CAPM在经济学家中间流传时，没有人能够领悟其意义。CAPM不得不经历两次创造，这种新思想才得以生根发芽。这次创造是由经济学家进行的。只不过在事后，确切地说是在1990年哈里·马科维茨、威廉·夏普和莫顿·米勒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愿意回顾，也才认识到是特雷诺在一篇论文中独立发现了CAPM。
第一个将CAPM思想发表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彼时刚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威廉·夏普，他于1964年提出了CAPM思想。紧接着，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约翰·林特纳于1965年提出了CAPM思想。即使夏普和林特纳说正确的语言，也需过一段时间，人们方能领悟到其要点。甚至夏普和林特纳自己也没能认识到他们在本质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在尤金·法玛1968年表明这两篇论文在一种解释下可被看作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之前，林特纳声称，他的CAPM版本比夏普的更宽泛，夏普1966年在文章中也对这种说法予以认可。所以，几年来，两位经济学家各自的CAPM版本都得到了独立发展，夏普的版本主要是在芝加哥大学，林特纳的版本主要是在哈佛大学。
夏普从单个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拓展了哈里·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提出了自己的CAPM版本。马科维茨在其1959年的著作《资产组合选择：投资有效分散化》中提出了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该书是他1952年论文“资产组合选择”的拓展。这篇论文将二次规划数学技术应用于最优资产组合选择问题。马科维茨首先是一位数学和计算机专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以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差一点否决他1955年的博士论文，认为那不是经济学论文，这件事众所周知。
相反，林特纳从股票发行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他拓展了莫迪利亚尼和米勒1958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也即启发特雷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同一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CAPM版本。但是特雷诺打算以莫迪利亚尼—米勒为基础，而林特纳则打算反驳他们。这可能是林特纳没能鼓励特雷诺的原因。和莫迪利亚尼一样，林特纳认为特雷诺的理论无疑过于简单，而且可能完全错了，至少在特雷诺研究的理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下，林特纳认为是这样。
费希尔接触到经济学家提出的其他CAPM版本，首先是约翰·林特纳的哈佛版本，这是由地理的偶然性决定的。他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在里特公司和哈佛商学院之间来回穿梭。林特纳将自己有关经济学方法的看法告诉费希尔，接着费希尔会转述给特雷诺，特雷诺会告诉他：“不，那大概不正确。”然后费希尔再回到林特纳那里，告诉林特纳特雷诺不同意他的观点，就这一问题林特纳实际上会告诉他：“特雷诺完全弄错了。”特雷诺还记得：“这种奇特的对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费希尔受到了某种形式的经济学教育。”
哈佛商学院和哈佛主校园隔查尔斯河相望，经拉斯·安德森桥，步行5分钟就可到达哈佛广场，但商学院却是另一个世界。新乔治亚风格的（neo-Georgian）红砖建筑让你知道这仍是哈佛校园，但其他一切完全不同。在哈佛商学院，教师们遵循案例方法进行指导和研究，排斥艺术和科学学院盛行的抽象的理论经济学（abstract academic economics），认为那不切实际。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总是以特定的案例开始，将案例的所有细节和复杂之处一并给出，而不以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开始。这是一个不大容易找到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的地方。可是，乔治·甘德商业和经济学教席教授（George Gund Professor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约翰·林特纳就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稳坐于贝克图书馆背面位于角落的办公室内，那里可以俯瞰停车区和足球场。
约翰·林特纳于1940年从堪萨斯大学来到哈佛攻读研究生，他于一年前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农学士学位。来哈佛那年，他已24岁，比一般的研究生年纪要大，因为他在高中毕业后和上大学之前，曾花了两年时间在疗养院治疗肺结核。两年时间的被迫休假，使得他养成了有规律的习惯，成为一位自律的年轻人，比同龄人更为成熟；在家中，浸沉于书籍和思想的世界使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学者。本科阶段的导师约翰·伊斯（John Ise）发现了他的特殊天分，鼓励并推荐他，使林特纳从堪萨斯大学来到了哈佛大学。一进入哈佛，他的学术天分很快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42年，他们推举林特纳进入学者学会（Society of Fellows），享受三年的奖学金，除了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学习和研究之外，没有其他责任。
1942年年末，林特纳的肺结核复发，迫使他再次中断学业，到疗养院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这对他生命的威胁是严重的，但对他研究的威胁不大，因为大多数教授和学生都离开了校园为战争服务，象牙塔变成了相当忙乱的临时基地，不断有军队在此训练后开拔。到1944年，他康复回到了城里，决意比以前更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旧病复发。他的朋友基思·巴特斯（Keith Butters）是1941年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在商学院任教，正在招收业余助手协助进行一项专题研究，研究主题是关于税收对成长型企业的效应。该项目的一部分成为林特纳1945年的博士论文“商业扩张中融资的税收约束”，这也是林特纳后来在公司金融领域研究兴趣的渊源。
林特纳于1946年正式在商学院工作，当时退役军人在学校注册人数快速增长，他被指定给这些人讲授公司会计。他又撰写了两部专著，都是严密的实证性研究，尽管高级教员反对再聘用经济学家，但他还是凭着这些专著在商学院争取到了永久性职位。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提供为期五年的拨款，这笔拨款在1956年又延续了五年，最终让他有时间以其认为最好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兴趣。拨款是为了一个没有明确限制的项目，其有些含糊的题目是“利润和美国经济的运行”。
与此同时，两位哈佛的博士研究生约翰·梅耶（John R.Meyer）和埃德温·库（Edwin Kuh）当时正在撰写有关商业投资决策经济学的博士论文。1952年夏天，在贝克图书馆地下室可乐机旁的一次偶遇，让梅耶、库与林特纳走到了一起，就这样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合作的成果后来被称为查尔斯河公司理论（Charles River Theory of the Firm）。林特纳的主要贡献在财务政策方面，包括有关股利支付和债务杠杆的管理决策。
从那以后，林特纳总是奔走于查尔斯河两岸。他自己的研究项目不断有经济学学生的参与，而学生们的研究项目他也一直坚持参与。1964年，通过采用经济学系和商学院联合任命的方法，甘德主席（Gund Chair）把这种桥梁式的合作制度化了，并委任林特纳担任新的经济学和商业博士项目的主任。此后不久的1965年2月，林特纳在哈佛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他自己版本的CAPM。
两年前，他已宣称这篇论文待发表，但遇到了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他提醒读者：“在这个阶段，结论还不能直接运用到实际决策中去，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或假定它们不存在）。”直到1969年，又经过了四年，他才设法得出了更现实的一般模型，该模型进一步抓住了他对金融市场如何运行的直觉理解。
在林特纳撰写第一篇和最后一篇CAPM论文之间的那段时期，恰恰是费希尔经常拜访林特纳的那几年。费希尔爬上台阶到贝克图书馆333室，害羞地进入房间，四处张望寻找坐的地方。房间很热，正对林特纳的胃口，空气中弥漫着烟斗里散发出来的烟雾，经过多年，把绿色的墙壁熏得发黑。
林特纳坐在桌旁，面对着门，谈话时一瓶接一瓶地喝可乐，当他再拿出一瓶可乐放在桌上空瓶子原来的位置时，随手把空瓶子放在桌后的一堆木箱内。林特纳欢迎费希尔，把他作为潜在的合作者，正如他原来欢迎梅耶和库一样（由于妻子在1961年1月因脑出血去世，林特纳于1963年6月再婚，所以也有两人之间个人同情的原因）。
林特纳总是从投资支出受到内部可用资金约束的思想谈起，内部可用资金是指支付了税收和股利后的利润。他认为，对于更小、更具创新性、成长更快，并且是整个经济活力所在的公司而言，尤其受到内部可用资金的约束。不但来自实现利润的内部资金在这些公司更少，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们从诸如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外部渠道融资的能力也受到更多限制。银行和证券市场往往认为，小企业风险太高，它们更愿意把资金融通给数量有限的大型蓝筹公司，结果造成了（至少潜在如此）投资支出的错配。
怎样矫正这个问题？一个途径是影响内部资金的分配。为达到此目的，我们需要理解公司利润的决定因素，以及税收和股利的决定因素，后两项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扣减项。这就是林特纳早期工作的重心，为1956年他那篇著名的有关股利政策的论文奠定了基础。另一个途径是影响外部资金的分配。为达到此目的，我们需要理解主要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主要是诸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样的金融中介，如何评估公司可能发行证券的价值。这就是工作的重心，而这些工作为林特纳1965年那篇著名的CAPM论文做好了铺垫。
在工作的上述两个方向上，林特纳的方法是从实证研究开始，这也是他特有的方法。他认真研究上市公司被要求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从中寻找规律。例如，股利与盈利指标和过去的股利有关。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不寻常的是，除掌握公开数据外，他还进行实地调研，以发现规律意味着什么，或至少经理们认为它意味着什么。只有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他才回到经济理论中，尽力把他的发现归结为某种理性最大化行为的必然结果。对林特纳而言，实证工作始终走在理论前面。
最优投资支出水平始终是查尔斯河公司理论首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吸引林特纳的地方在于，来自内外部的资本供给如何影响投资。通常的经济学定律认为，只要边际投资的预期收益高于资本成本，就应该增加投资支出。经济学定律存在的问题是，它并没有说明，怎样解决包含在风险投资收益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确切地说，就是风险投资项目合适的资本成本是多少？本质上，林特纳和特雷诺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
在CAPM被提出之前，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在无风险利率之上加上主观的风险溢价。例如，在1956年为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现为PPG实业）所做的咨询项目中，林特纳和他的哈佛同事詹姆斯·杜森贝瑞（JamesDuesenberry）提出，把项目分成四个风险等级，风险溢价依次递升。至于风险溢价应该为多大，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其他人也没有。但这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至少在起初是这样。只要有投资机会的储备，对投资的主要约束就是内部可用资金而不是价格。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过去和储备的耗尽，合适的风险溢价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事实上，大公司的经理人总是投资太多而不是太少，出于公司利益及个人利益考虑，他们往往追求规模增长。于是，对类似种种的担忧开始出现。就在同时，诸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样的金融中介，作为大公司外部资金供给者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些金融中介可以成为抵消力量，从而对势力强大的公司经理人的过度行为形成抑制。这是林特纳从实证主义转向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