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特雷诺一样，林特纳以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莫顿·米勒1958年著名的论文开始他的分析。在这篇论文中，莫迪利亚尼和米勒认为，不论资本成本可能为多少，公司的价值独立于其财务政策。在他们所分析的理想世界中，股利政策和杠杆对公司的价值都不产生任何影响。林特纳认为，这样的理想世界糟糕透了，因为他的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和股东都对财务政策非常注重。在M-M定理（如同后来对这篇著名论文的叫法）之前，林特纳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经理人支付的股利系统地低于股东所希望得到的。他的问题是确切地找出，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究竟错在了哪里。
林特纳后来想，不确定性是现实世界最重要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在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理想世界里却不存在。他的直觉告诉他，如果把财务政策对公司风险的影响考虑在内，那么他们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他首先在一篇题为“资本成本的新模型：股利、盈利、杠杆、预期和股价”的长篇论文中，努力用适当的经济学语言表达他的直觉，并在1960年12月29日的计量经济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就在同一个会议上，莫迪利亚尼和米勒递交了他们的后续研究论文—“杠杆、股利政策和资本成本：理论及一些证据”。这开启了导致林特纳通向CAPM的工作方向。
简言之，林特纳的思想是，财务政策影响了未来利润流的风险程度，进而对公司产生了影响。由于经理人和股东都是风险规避者，只有在额外风险能够产生额外预期利润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额外的风险。原则上，没有理由预期经理人和股东对风险具有完全相同的态度，所以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但如果公司是公开上市的，那么其财务政策会以最大化股票价格这个明确的目标为导向。可以认为，额外的风险往往会降低股价，所以即使没有完全解决风险如何影响股价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概述最优股利理论和最优资本结构理论的要点。但要超越这样的简单描述，对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形成真正有效的批评，我们还需要“风险资产评估理论”。我们需要CAPM。
假定未来盈利流（stream of future earnings）确定已知，如同其他人一样，林特纳相当了解怎样计算其价值。所有这些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利率理论》（1930）一书中都有阐述。运用无风险利率，你就能把每一流量折为现值—今天的10美元和一年后的10(1+r)美元相等，所以一年后的10美元和今天的10/(1+r)相等。但假定一年后接受的数量是一次赌博，比如以相同的概率得到0美元或者20美元。预期未来值是10美元，但这个预期未来值的现值是多少？林特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用“确定性等值”（certainty equivalents）代替令人头疼的预期值，接下来完全按照确定知道数量情况下的方法进行处理。
“确定性等值”是与风险性赌博等价的一个无风险的货币数量。例如，假定有人愿意为了将来以相同的概率得到0美元或者20美元的赌博支付8美元。我们说，8美元是此人的确定性等值。预期利润和确定性等值之间的差是风险溢价，在这个例子中是10-8=2美元，赌博的现值因此就是(10-2)/(1+r)美元。根据这个观点，风险溢价的值可能更大，也可能更小，取决于利润的方差，也取决于估计方差之人的风险规避程度。
更现实一些，假定这次赌博只是许多可能赌博中的一个。哈里·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表明，确定性等值不仅取决于这次赌博的方差，也取决于这次赌博和业已做出选择的其他赌博的协方差。例如，当其他赌博付0美元时，一次付20美元的赌博，反之亦然，实际上降低了总体风险。在这个例子中，为了参与，有人愿意支付的可能要多于预期值，风险溢价会是负数。普遍的观点是，确定性等值和风险溢价不但取决于方差，还取决于协方差。
从实证上讲，林特纳知道不论是对股票还是对投资项目来说，协方差为正数是一般规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似乎是商业周期。在繁荣阶段，各类资本项目的收益都上升，而在衰退期都下降。从这个意义上，协方差是由导致商业周期的因素引起的，而不是由单个公司通过自身的财务政策所能影响的因素引起的。在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期，一些极端主义者认为，稳定政策也许能完全消除商业周期，但林特纳始终对此表示怀疑。对他而言，商业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天气变幻一样难以避免，这意味着风险溢价比在没有经济周期的情况下要大。重要的一点是，在思考资产定价时，林特纳发现不考虑股票价格的一般水平，而是专注于一只股票价格相对于另一只股票的价格，或者相对于某一市场指数的价格，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陈述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受投机所产生的噪声的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忽略了一些更基本的影响价格协同变动（co-movement）的因素，如商业周期波动。
例如，假定证券收益i和公司的特性相关，并和某一市场表现指数I相关，其关系如以下方程：
Ri＝ai+biI+ui
其中，ai和bi是常数，ui是残余独立风险。因此，预期收益是E(Ri)＝ai+biE(I)，预期收益的方差是σ2r=b2iσ2I+σ2u。林特纳对财务政策的关注，引导其寻找关于公司利润流的方差如何影响其股价水平的理论。方程表明，方差的一部分是所有公司共有的协方差（σl），另一部分是单个公司特有的方差（σu）。关键是，林特纳决定不考虑前者而专注于后者，因为那是他认为公司特定财务政策必定产生影响的地方。
林特纳的资产定价模型构思，就这样专注于单个公司特有的风险。对他来说，关键的洞察是，在一笔既定投资中，你能分散的独立风险的数字越大，则投资的风险就越低。由此得出结论：在一个独立风险的世界里，股票持有者最明智的策略是，持有广泛分散化的资产组合，其中既包括高方差的股票，也包括低方差的股票。关注风险的金融中介，不应该偏好安全的蓝筹股，嫌恶更小但更具创新性公司的有风险的股票，而是应选择一个能提供最好的风险-回报权衡的、分散化的股票资产组合。寻求最大化其股票价值的经理人，应该制定财务政策，以确保公司的风险/收益权衡等于市场的风险/收益权衡。一些公司会有高方差，但也有高预期超额收益；另外一些公司会有低方差，预期超额收益因此也低。对林特纳来说，这是他的CAPM最为重要的一些启示。
但问题仍然存在。在林特纳的模型构思中，方差是重要的变量，协方差是投机波动或商业周期所产生的复杂结果。但是，当导出数学运算结果时，你会发现预期收益取决于协方差，而且仅取决于协方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原因正是林特纳所倡导的分散化（该结果背后隐含的一个关键假定是，所有交易能够完成而没有破产风险；林特纳、莫迪利亚尼和米勒都认同这个假定，但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到了研究的后期阶段，林特纳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至1963年5月，他宣布其资产定价论文将于11月份发表，但最终并没有如期发表。1964年2月，他再次宣布该论文待发表，但这次没有确切日期。到1965年2月论文最终发表时，又一年过去了。即使这样，论文还是以尚未经过充分整理的形式发表了。异常紊乱的行文、异常多的脚注（总共有77个），以及异常多且显得杂乱的附注（共有5个），都表明论文是在匆忙之中发表的。
大约在1963年5月6日，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研讨会”（Seminaron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上，林特纳将资产定价论文的一份草稿交给他的同事霍华德·莱福（Howard Raiffa）和罗伯特·施莱弗（Robert Schlaifer）。当时林特纳就意识到，他还有一个问题。莱福和施莱弗正在利用研讨会这个平台，解决统计决策理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设计出一套可行的方法，以便传授给工商管理硕士，于是他们努力撰写讲义。1965年，讲义被整理成教科书，名为《统计决策理论导论》（与约翰·普拉蒂（John Pratt）合作）。资产组合选择问题是一个自然应用，他们已经指导一些学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简言之，他们已为接受林特纳的观点做好了准备。
没有林特纳在研讨会上讲话的确切记录，也没有论文草稿留存下来。但到了1963年6月20日，罗伯特·施莱弗拿出了一份16页的打印备忘录，题目是“林特纳资产组合分析的一些结论”。20备忘录的目的似乎是把林特纳讲话的论点转化成普拉蒂-莱福-施莱弗决策理论的框架和数学概念。将1963年施莱弗备忘录和林特纳1965年的CAPM论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用数学阐明自己的核心论点时，林特纳严重依赖备忘录。
施莱弗备忘录的重心在资产组合问题上，尤其是在“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上。分离定理使我们得以分别处理最优资产组合规模问题和最优资产组合权重问题。1963年，施莱弗认为，备忘录中的成果没有超出托宾已有的贡献，但实则不然。在所有投资者有相同的信息和相同的风险偏好的情况下，施莱弗备忘录的第7节将资产组合分析拓展到市场均衡。他总结道：“当第i种股票和其他一些股票相关时……（风险溢价）扣除额Di随……第i种股票与其他所有股票的‘总协方差’增加。”这一结论以及相关方程，被认为是CAPM最重要的见解。
然而，这不是林特纳想要传播的见解，其理论研究的要义是表明为何股东关注方差，因此为何经理人关注公司的财务政策，进而反驳莫迪利亚尼-米勒。但现在数学运算表明，股东只关注协方差，在林特纳看来，协方差和财务政策没有关系。他原想反驳莫迪利亚尼-米勒，但却以肯定他们而告终。可是，他的直觉依然不为所动，如同他的直觉建立在丰富的知识之上，而这些知识又涵盖了世界的实际运行方式。施莱弗的备忘录表明，林特纳还没有确切找出莫迪利亚尼-米勒究竟错在哪里。
不确定性仍然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但显然CAPM中的不确定性仍过于理想化，而没有抓住现实世界的本质特征。林特纳1969年的CAPM论文将对更为一般的情况进行研究。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单个投资者有不同的信息和不同偏好，卖空受到限制，也不存在与风险股票资产组合进行再组合的无风险资产。稍后，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在股票价格中的应用将提供一个缜密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总方差而非协方差才是重要的。21但在1965年，在夏普的CAPM已经出版的情况下，林特纳没有时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于是他只能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先行发表。他虽是老前辈，但仍志在千里，在努力追赶着那些更年轻且思维更敏捷的人。
1965年，林特纳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股价依赖协方差的模型。但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作为其构成部分的资产组合的协方差，一定始终包括风险资产和自身的协方差这一项，也就是说风险资产自身的方差。因而，方差仍然重要。实际上，在其他所有协方差项都为零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只有方差重要。方差只是一根纤细的芦苇，但却承载着林特纳最初的直觉，使他可以坚称资产价格依赖于方差和协方差。
林特纳不能确信他的CAPM就是答案，但他显然知道夏普的CAPM不是答案。起先刺激他反驳莫迪利亚尼—米勒的那股劲儿现在又驱策他继续反驳夏普。首先，他认为自己的CAPM将取代夏普的，原因就是模型中所假定的方差的作用。他后来也说服夏普，使其认同他这一看法。然后，他努力搜集实证证据，说明只靠协方差不足以解释我们在真实世界的股价中所观察到的规律，方差至少同样重要。他会说，总风险是商业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总和。夏普仅重视市场风险，实在太过狭隘，因为市场风险至多只解释了股票超额收益的2％。
什么是值得警惕的？林特纳观察到，外部资金偏爱规模大、风险低的公司，而以规模小、风险高的公司为代价。为了校正这种偏差，林特纳试图从根本上找到一种方法。他致力于反驳夏普的动力来自于他对夏普的理解，他认为夏普是在捍卫传统的基金管理实践，这种实践加剧了在严格挑选的备选股票名单上股票持有的集中，从而使最有活力的公司得不到它们急需的资金。
威廉·夏普的CAPM脱胎于其1961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基于证券间关系简化模型的资产组合分析”。这是他匆忙之中的第二个选题，导师对他的第一个选题泼了冷水。夏普攻读研究生期间，一直为兰德公司工作，在那儿，他主要与哈里·马科维茨共事。他只用一年时间就写出了论文，非常及时地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开始了助理教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