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艰苦思考
你正捧在手中（或在阅读器上欣赏）的这本书是一本精彩的传记。我只能这么说，尽管我认识本书的主人公，但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才算真正了解了他；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好的溢美之辞。我与那些比我更了解费希尔的人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其中包括他的妹妹布莱克尼和他的女儿阿勒西娅，也曾就同样的问题与那些读过本书的人交换过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复杂而古怪的—但最重要的是，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的权威写照。
尚未读过本书的人将会更为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有关费希尔个性或行为某一方面所有显现出的困惑，梅林教授在此均耐心地一一给予解答。为了让大家对他工作的艰巨性有所了解，请看劳伦斯·魏斯（LawrenceWeiss）的一段回忆，他31年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与费希尔共进过午餐：在我面向桌子坐下后，他去盥洗室为自己倒了六大泡沫塑料杯凉水。
当他回来时，他提议给我也来一杯。我同意后，他从桌子后面站起身，穿过房间为我另倒了一杯水，而没有动他原先为自己倒的。接着他从桌子里拿出满满一袋奇宝公司出品的山核桃饼干。他就着大量预先准备好的凉水吃每一块饼干。他吃完一包饼干，非常认真地把包装袋叠好，放回抽屉，然后又拿出一包未开封的饼干。
或者看看罗伯特·默顿对费希尔最著名演讲的描述，那是他作为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AFA）主席的告别演讲。这次演讲之所以著名，不但因其短小精悍，而且还因其将金融行业精确守时的特性直接抛在一边：
作为新任美国金融协会（AFA）主席，我做了介绍。通常，演讲会持续45～60分钟，所以我认为至少需要3～5分钟的介绍，这样才能和演讲的时长相匹配。演讲持续了约15分钟或大概至多20分钟，费希尔停了下来。大会议室里非常安静，人们甚至能听到谚语所说的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那些了解费希尔的人都知道，他有时会停下来写下头脑中闪过的念头，以免忘记它（他自称记性不好）。但很快，我意识到他讲完了。于是我开始鼓掌。
顺便提一下，我记得在那次演讲中，掌声几次突然爆发，然后又逐渐减弱，直到绝大多数人断定演讲结束为止。最不寻常的是，尽管听众中已经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混乱，但费希尔仍安静而不可思议地站在那儿，没有给大家任何暗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熟悉的神态；当他在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之后，脸上就会现出这种神态；这种神态极其令人惊讶，因为他是如此安静，以致发言人常常认为他没有注意倾听，甚或已经睡着了。
让同事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他古怪的行为，而且还有他层出不穷的思想。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思想“一些是错的，但其他的则不同凡响”。我对前半句持有异议，罗尔列出了其中一些：
尽管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另一些论点的价值，诸如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从研究价格/盈利比率中有所收获等。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错了，当时我就告诉他我的看法。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他的思想没有一个会被接受，它们也不应该被接受。例如，他认为货币存量的增长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就是荒谬至极的论断。从许多国家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得到了大量相反的实证证据。
他在汇率方面也是大错特错。他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简直成了笑柄（这么说也许有些不公正）。另外，我当时告诉他他在自找麻烦，但他仍坚持在很大范围内将之公诸于众。我记得宏观经济学家们在听了费希尔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演讲后曾问过我，是否搞金融学的人真的那么尊敬他。这让人感到有点困窘。
费希尔脸皮很厚。即使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简直是一派胡言，他也只会一笑了之。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妻子来加利福尼亚拜访我们，在我们位于奥哈伊的大农场进行了逗留。他丝毫未受致命疾病的影响。他头脑中仍然充盈着各种思想，一些是错误的，但其他的则不同凡响，他想要听取每个人对这些思想的看法，甚至包括我妻子在内！他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总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在个性和思想上如此奇怪的人是怎样参与一场革命，并最终成为这场革命的代表性人物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梅尔·斯塔特曼（Meir Statman）的话：
费希尔一个显著的优点是，他具有将包括日常观察在内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比较的能力。他能敏锐地看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也随时准备承认他不知道如何消弭这些差距。他也对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的新思想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这些新思想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给出了类似的解释（本文的题目即来源于此）：
每当我想到费希尔，都认为他是一个全然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无所畏惧地观察和考量这个世界，要穷其本来面目；说到底，他只不过是喜欢独立思考一切。在我看来，他的方法不外乎无畏的艰苦思考、直觉，以及不太依赖高等数学。
费希尔·布莱克对我一生非常重要。1974年，当冯·蒯因（W. V. O.Quine）介绍我们认识时，我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新生。当时我曾问过蒯因一些问题，这让他想起了他以前的学生费希尔。费希尔和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其他人则几乎不会认真考虑（更不用说意见相近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楷模。他解决难题时态度谦卑且逻辑严格。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论讨论任何问题，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开动他那令人印象至深的大脑。他从不会为了维护声誉而刻意隐瞒什么，也从不会不懂装懂。
费希尔还以另一种方式帮助我。在通常意义上，他没有学生；不知为什么，我被实践人士（而非学者）看作费希尔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我向人们解释了其诸多论文。这并不难。不外乎说“是的，他是认真的”，以及“再读一遍他的解释；如果你认真研读而不心存成见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解释是清晰的”。这种感知关系（perceived relationship）为我提供了一些机会。
费希尔令人不快，如果我不提这一点，那我就不够诚实。他只讨论那些他感兴趣的事情，如果话题偏离了他的兴趣，他就会把你晾在一边。在研讨会上，他的评论是隐晦的。这些评论通常值得深思，但他肯定不会帮助任何人思考。他有很多不常见的和严格的个人习惯，但它们本身并不令人生厌。我很敬佩他，因为他不在乎别人怎样评判他的思想，如果一个人不在乎坐在对面的人怎样看待其个人行为，那么关于此人就会有一些不友好的说法。一个自谦的微笑或一句解释的话都会驱散这个念头：他漫不经心的原因是他瞧不上你。
当费希尔于1995年英年早逝时，在惯常意义上，我应该感到很难过，我内心也为失去一个有益的思想源泉而深感遗憾。但对我而言，这种难过不是情感上的，因为我并不十分了解他。我不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不考虑量化分析问题时在做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他曾帮助过我，为此我非常感激，但我也帮助过他。真糟糕，他令人感到不快，但人们都佯装他不是那样的人。
然而，我不像费希尔那样诚实，在随后倾泻而出的对费希尔理想化的描绘（hagiography）中，我听任自己受到感染。带着毫不吝啬的赞美和忧郁的礼节性神态，我致了颂词，参加了纪念活动。
十年以后，梅林教授给了我本书，让我为《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Weekly）写篇评论。我以为我最终会揭开费希尔一生的秘密，或许不会再为一些有分歧的看法而困惑。这本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方式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惯常的传记性素材相对不多，相反有大量理性分析。我认为这是我所知道的费希尔的样子，但它具有我从未认识到的重大意义。
我去拜访梅林教授，问他为何写这本书。梅林教授给我看其首部著作《货币利息与公众利益》，作为对我的回答，该书涵盖了1920～1970年间美国的货币思想；他还解释说他正着手写一个续篇。其时，一切突然水落石出。费希尔和我在1974年及以后的谈话，成为货币思想革命（非常小）的一部分，这场革命预见到了传统宏观经济学将受到金融学的重大影响。
这是一本关于那场革命的书，费希尔·布莱克既是完美的切入点，也是理想的剧中人。令人吃惊的是，这也是理解费希尔·布莱克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革命性的金融思想是均衡。之前的经济理论也关注均衡，但意义却完全不同。均衡被认为是由一组价格、效用函数和约束所形成的，在均衡状态下经济活动将停止，因为所有人都在其既定禀赋和偏好下实现了消费最优化。当然，经济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均衡也会不断变动，由于滞后和摩擦的存在，经济始终在趋近变动着的目标。就像从山上奔流而下注入大海的水一样，经济始终向均衡方向移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的均衡明确把风险当作某种可以定价的东西。经济活动不是在向单一方向均衡移动，而是处于一个（间或）稳定的轨道上，与从山上奔流而下的仅呈现一种形态的水相比，更像完整的水文循环（hydrologic cycle）。参与者期望各种可能的未来，他们不但基于未来的平均结果，而且基于这些可能结果变化范围的大小来设定价格。风险存在于均衡之中，经济活动是动态的。在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四个主要论点中，费希尔的论点是对均衡思想最纯粹的表述，因为它不要求无风险利率（其重要性如今有所提高），也不要求所有投资者持有相同的风险证券投资组合。
费希尔在金融学的几乎每个领域都运用均衡思想，他典型的做法是，先用专业杂志中的通用术语撰写一篇原创性极强的论文，然后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拿CAPM来说，在关于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Merton option pricing model）的四个主要论点中，费希尔的论点是基于均衡的。费希尔将此思想用于分析利率，结果产生了布莱克-德曼-托伊（Black-Derman-Toy）模型以及布莱克-卡洛辛斯基（Black-Karasinski）模型；将此思想用于资产组合构造，结果产生了布莱克-李特曼模型（Black-Litterman model）。这些模型现在依然是这些领域的基础模型。
风险均衡意味着，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重要。在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中，A的变化导致B的变化，取代这类机械联系的是，除非A改变经济的风险结构，否则A的任何变化都将被抵消，经济会保持原有的均衡。但如果A确实改变了经济的风险结构，结果将不可预测，并不具有确定性。
在费希尔进入金融学领域之前，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莫顿·米勒就已经发表了其著名的无关性定理（irrelevance theorems）。该定理声称，资本结构和股利（它们是当时金融学领域最重要的两个研究对象）无关紧要。
费希尔更激进，他声称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甚至现在，它们仍然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两个研究对象）无关紧要。他随后撰写了有关这些思想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即《商业周期与均衡》（Business Cycles and Equilibrium）和《探索一般均衡》（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均衡观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许多经济学家没有研究过的对象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不是股票市场中的信号，而是噪声（noise）。在传统经济学中，股票市场的功能是便利投资者进行交易，以及为经济决策者提供价格发现。
股票价格变动应该仅仅是对消息或投资者偏好变化做出的反应。如果交易者确实引入了无关的波动，那么这样做很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人们没有信息而进行交易，那么这样做一定是非理性的。之前提到的费希尔著名的演讲是对这种观点最明确的驳斥，也是对噪声观点最有力的捍卫。该演讲的标题即为“噪声”。
如果你无所畏惧，愿意做一些艰苦的思考，那么选择本书就是明智的。
通过本书，你将认识并开始理解一个特别的人，你也将了解塑造当今世界一些最重要和革命性思想的历史和学术背景。
亚伦·布朗（Aaron 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