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顿·米勒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战士。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从事金融学研究，并策划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若干年后，这场运动决定性地动摇了旧学说并建立了现代金融学。
在完成这些之后，他把他的方法带到现实世界之中，在芝加哥商品界与纽约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华盛顿政治掮客的斗争中，肩负了战略家的重任。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高明的策略、出色的幽默，尤其是对经济学原理的高度认同，使你不得不对他充满仰慕之情—即使他在超越你奔向胜利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本书研究他的战略，并从实例中获益。你甚至能学到如何利用公共政策来赢得斗争，那就是向尽可能多的人允诺尽可能大的利益。
—费希尔·布莱克，写于莫顿·米勒的《金融创新与市场波动》
福特基金会访问教授的期限只有一年，但费希尔对前景充满信心，关闭了在贝尔蒙特的办公室，出售了在阿灵顿的房子，举家迁到了芝加哥。
这时，他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次女梅莉莎（Melissa）于1970年11月3日出生。他们最初租住在维尔梅特的阿什兰大街908号，此处位于芝加哥市北部郊区，离密歇根湖很近。租约一签就是一年。后来费希尔终身教职的聘书下发，他们在位于牛津路244号的邻近高档社区凯尼尔沃思买了房子，那儿离密歇根湖也只有几个街区。那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刷成白色的墙砖，配以石板瓦屋顶，在年份和建筑风格上与费希尔父母在布朗克斯维尔的房子相似。搬进去后费希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房子装空调。
在费希尔芝加哥大学的新同事看来，在凯尼尔沃思买房子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莫顿·米勒把凯尼尔沃思称为“美国WASP的中心”，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教授居住的地方。另外，它和芝加哥大学分处城市的两端，每天上班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大多数教授居住在靠近大学的海德公园，那些喜欢城郊生活的教授通常选择南部郊区。费希尔买了一辆奔驰，并安排好上班时间，确保在上班高峰前到达学校。
第一年没有教学任务，所以他的生活可以说是波士顿生活的延续。富国银行和其他客户的咨询项目仍然占用了他半数时间，但他可以用剩余时间从事他感兴趣的知识项目的研究。从第一年起就协助他的研究助手还记得，费希尔瘦高个头，面带梦幻般的微笑，举止有几分高贵，穿着正式，即使独自一人在桌边工作时也身着三件套西装。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思想的人，不受世俗争斗的侵扰，完全投身于新思想的创造中。他会到图书馆找文章，也会连带着找文章的参考文献以及类似的材料，以便在挖掘、回溯文献，搜寻他能作为思考根据的东西时使用。
很快，费希尔定期出现在每周的研讨会上，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生活是围绕研讨会组织展开的。每周都有某个人宣读一篇他正在研究的论文，听众将对它进行讨论。宣读论文的人通常来自芝加哥大学，但也有外面的来访者。有时费希尔会问让人感到幼稚的简单问题：“当你说到‘货币’时指的是什么？”有时他会发表随意的评论，让人觉得简直稀奇古怪：“我认为计量经济学没用。”有时他会将矛头对准其中一个蹩脚的段落：“在第38页，你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据说，在芝加哥大学，你不是在宣读论文，而是指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白人，属于社会上最有权势阶层的北欧裔美国人。—译者注在答辩。费希尔所看所行与其他人不同，但就他对毫不妥协的知识论争的热爱和投入而言，他十分适合这里。
轮到陈述自己的思想时，他不惧怕下明确的结论，也不会因被人指出错误而感到窘迫。费希尔想在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学术讨论会上谈一谈对计量经济学的看法。一天，他向阿诺德·泽尔纳（Arnold Zellner）教授发出了请求。由于出席人数较多，会议不得不移到更大的会议室。在讨论会上，他对计量经济学的做法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批评。费希尔坐下后，人们问他：“那么，你认为该怎么做呢？”他的回答很温和：“我不知道，不过我对建议持开放态度。”捅了马蜂窝之后，费希尔在随后的讨论中记起了笔记，他感到心满意足。
费希尔刺激人们，为的是从他们那儿学到东西。在芝加哥大学，这套做法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地方具有开放的学术氛围。费希尔记得他自己在最初几年里“令人生厌而又生硬粗暴”，但实际上，他并不比一些人更过分的确，不像其他人，对他们而言争论极易沦为私人的论争；但对费希尔而言，争论始终是为了思想。他最有兴趣探索的是宏观经济学。
早在1968~1969年，在思考如何将货币和商业周期融入理想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世界时，他就曾概述过他的宏观经济理论。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他发现自己身处学术界，有机会阐述自己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它。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欢迎对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提出批评，凯恩斯主义当时在学术界占支配地位。或许费希尔自己的理论将证明，这正是他们在寻觅的一个替代性学说。
在到达芝加哥时，费希尔的标准宏观经济学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他与约翰·林特纳和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交流。多年前，林特纳还是著名的哈佛财政政策研讨班（Seminar in Fiscal Policy）的一名学生。那时，那一代研究生正如饥似渴地学习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教授和约翰·威廉姆斯（John H.Williams）教授讲授的新凯恩斯思想。正是在这个研讨班上，林特纳认识到，在凯恩斯学派模型中，金融方面的因素未得到重视，他决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于是踏上了引导他最终到达CAPM的学术之路。
林特纳向费希尔解释道，在凯恩斯主义世界观中，经济波动源于外部经济冲击。非专业人士称为的商业周期，实际上是经济对冲击动态调整的方式。正向的冲击引致繁荣，负面的冲击导致衰退。波动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经济的“结构、制度安排和行为关系”，所有这些都随时间推移而演化。总体而言，这些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引发的变化使得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累积性扩张或收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雄心是，用一组称为“计量经济模型”的数学方程描述这一动态调整过程，运用最高级的统计程序，每个方程都根据历史数据加以精心校准。使用这样一个模型，人们能模拟任何既定假设冲击的效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能模拟任何假设政策干预的效应，从而评估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计算机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对于每一个单个方程而言，你能深入考查许多不同的函数形式，以发现能最好地刻画所观察模式的形式。一旦有了方程组，你就能深入考查对任何你可以想象的冲击或政策的复杂反应模式。想象和计算能力是唯一的约束。
动用计算机的所有这些乐趣和游戏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在大规模计量经济模型的帮助下，似乎有可能设计一个经济结构，即使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最大的冲击，它也不会崩溃。似乎也有可能精确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熨平短期波动，而不论这些政策是自动稳定器还是相机干预。鉴于来自体系外部的持续冲击以及体系内部运行方式的持续创新，也许不可能实现永久性充分就业。但既然已经获得了相当充分的稳定，进一步的改善似乎触手可及。
推动计量经济学进步的关键性人物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推出了美联储用于改进政策制定的计量经济模型的货币部门模型，即所谓的FMP模型（FMP代表美联储、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三个开发模型的机构）。然而，莫迪利亚尼的方法更多地基于欧文·费雪，而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莫迪利亚尼讲课的内容，严格遵循欧文·费雪在其1930年的代表作《利息理论》中所勾画的原则。在这本书中，费雪把经济图景描绘为由商品供给和需求函数相互作用的体系，需求是有关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而供给是有关公司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如果价格正好合适，则需求和供给相等，均衡得以实现。
一旦我们在未来商品及其价格和当前商品及其价格之间做一区分，借款和贷款就会自然进入欧文·费雪的框架中。在每个时期，支出多于收入的人们从支出少于收入的人们那里借款。在均衡时，借款数量必定等于贷款数量，利率就是借款和贷款的价格，价格变动使借贷相等。在一个具有各种机会的世界里，人们借贷的期限各不相同，因而不存在单一利率，而是存在一个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在欧文·费雪的模型中，每个时期的利率取决于该时期生产可能性和消费意愿之间的平衡。长达几个时期的借款利率，只是更长时期内若干单个时期利率的平均值。
欧文·费雪通过在模型中加入货币数量理论的一个版本，拓展了这个简单一般均衡模型，目的是将货币和商业周期引入分析框架之内。货币数量理论是将货币支出流和经济交易价值相联系的理论。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版本根据以下等式：
MV=PT
式中，M是货币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即单位货币每个时期转手的次数，P是总体价格水平，T是整个时期内的交易量。费雪的思想是，在短期内，等式左边M的变化引起右边P和T的变化，而在长期M的变化只影响P。
对于费雪而言，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差别来自他称为“货币幻觉”的现象，意思是公司和家庭难以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区分开来。他强调，使借贷相等的名义利率通常将根据预期会降低货币价值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但调整通常是不完全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因而往往会引起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其均衡水平之下，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在费雪的模型中，货币波动引起实际利率波动，进而引起商业周期变化。他断言，好的货币政策，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价格水平保持稳定，能够稳定商业周期。
在自己的研究中，莫迪利亚尼增加了对货币余额需求的清晰解释，从而超越了费雪。人们主要出于交易方便考虑，产生了对货币余额的需求（由于价格以货币单位标价，因此手头保留一些货币以备支付之用，将会非常方便）。收入暂时超过支出的家庭，可在货币和债券这两种金融工具之间进行选择，以便借助它们将剩余收入转移至未来。由于假定货币不支付利息，利率越高，债券相对于货币的吸引力越大，所以当利率上升时货币需求会下降。
莫迪利亚尼还对货币供应量做了清晰的解释，这点也超越了费雪。费雪的基本模型专注于政府发行的货币，莫迪利亚尼则集中于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或贷款时创造的银行存款。对莫迪利亚尼来说，货币因而始终是一种形式的信用，尽管是一种处于中央银行最终控制之下的信用。和费雪一样，莫迪利亚尼假定，在只影响价格水平的意义上，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
与费雪的显著差异出现在莫迪利亚尼的短期分析中。他在短期分析中摒弃了货币幻觉，而是假定不同程度的价格刚性。如果工资和价格是刚性的，那么它们就不能变动，从而供给和需求也就无法相等，结果短期均衡可能包含失业。在存在失业的均衡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是中性的，而是会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意味着利率必然下降，以使货币需求也增加；但利率变化也影响支出水平，所以也影响收入和就业。根据莫迪利亚尼的说法，好的货币政策能导致充分就业需要的支出水平。好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要么选择合适的货币数量，要么选择合适的利率。
在操作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中央银行实际上并不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或者直接控制利率水平，而只是控制银行储备水平和会员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贴现率。如果银行需要更多储备，中央银行实际上难以拒绝。莫迪利亚尼说：“面对商业贷款需求的激增，银行会尽量满足贷款需求，因为商业贷款客户对银行非常重要，这些客户不但为银行提供了存款，也带来了其他业务。另一方面，面对商业贷款需求的下降，银行在阻止借款人减少其债务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因此，短期内商业贷款量的波动往往会反映客户需求的变化。”
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量的波动是内生的，由需求而不是中央银行政策决定。这让人感到忧虑，因为货币的内生性波动对整体经济具有去稳定效应（destabilizing effect）。扩张性的货币供应将加剧繁荣，收缩性的货币供应将加速衰退。问题是如何控制这种自然的不稳定倾向。莫迪利亚尼的思想是，中央银行设定一个货币供应量目标，如果偏离这个目标，则要受到惩罚。如果银行因为要满足迅速增长的信贷需求而需要更多的储备，中央银行应采取行动，以高于其他短期利率的贴现利率提供银行所需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