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论操作细节，中央银行的职责是清晰的。只要存在失业，采取货币扩张政策就是合适的，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经济恢复至充分就业水平。但一旦实现充分就业，中央银行就应适时将注意力转向长期价格稳定，这就要求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与货币需求同步。扩张过快，通货膨胀就会出现；但扩张过慢会导致失业而非通货紧缩，因为工资和价格是黏性的，难以下降。
通过旁听莫迪利亚尼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费希尔·布莱克接触到了这一切。但费希尔认为这毫无意义。莫迪利亚尼声称，他假定的是完全资本市场，但涉及货币时，这似乎就不能成立了。如果银行货币不付利息，怎么可能达到均衡？难道竞争不会迫使银行以无风险利率对银行货币支付利息吗？
费希尔第一次尝试在金融笔记第7A号“银行、货币和利率”一文中提出关于货币的观点是在1968年。在随后几年中，他的分析经历相当大的修正，但结论实际上从未动摇过。在第一篇论文的第一页他就大胆宣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货币政策实质上是无效的，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不论是对经济活动水平还是对价格水平。”1970年3月12日，费希尔向莫迪利亚尼的货币理论研讨会递交了第一篇论文的修订版本。莫迪利亚尼评论道：“费希尔说出了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但始终带着如此甜美的微笑。”
在第一篇论文中，费希尔的观点完全是描述性的和直观的。他不问现实世界中货币和债券怎样起作用，而问它们在真正均衡的“更简化的世界”中将怎样起作用（尽管没有明说，但在此他指的是CAPM理想世界）。与莫迪利亚尼的货币和政府债券世界不同，费希尔想象一个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的世界，存贷款都支付由银行之间竞争所决定的利率。在这个世界中，银行通过借记一个银行账户以及贷记另一个账户，完成了所有的支付。账户是正的（银行存款）或是负的（银行贷款），其实无关紧要。银行为了防止个人过度支出有意使自己陷于破产境地，因而采取措施，使个人面临借款约束，然而他们在别的方面却完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运用其银行账户吸收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任何差异。如果平均收支差额是正的，那么利息将被记到相关账户的贷方；如果平均收支差额是负的，那么利息将被记到相关账户的借方。
费希尔断言，在这个简化的世界中“货币不存在”。对他而言，根据蒯因的谓词逻辑（predicate logic）进行推理，货币不存在的断言动摇了任何人关于货币想要做出的所有陈述。既然货币不存在，就不能说美联储控制了货币，也不能说经济受其影响。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包含了关于并不存在事物的陈述。存在的是短期信贷，利率变化使得信贷需求等于信贷供给。在费希尔理想化的简化世界中，私人信贷市场能做好一切事情，无须美联储劳神费力。
如果费希尔将其结论限定于他的抽象简化世界，经济学家们就不会和他过不去。但从一开始，费希尔就声称他得出的有关简化世界的结论，在更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同样成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这些结论不成立，则意味着存在未利用的获利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获利机会的利用通常会改变系统起作用的方式，使其越来越接近他的简化世界。对费希尔来说，基于简化世界的推理是可靠的，因为它建立在均衡之上，然而基于其他任何种类世界之上的推理则不是这样。
当然，问题是如何在简单和复杂之间，在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画出路线图，以便那些习惯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人们能看透，直达根本的简化问题。和莫迪利亚尼一样的人们，似乎深信美联储控制着银行总储备。他们似乎深信交易余额（transactions balances）的数量对经济活动有某些影响。但他们似乎也承认，在银行总储备和总交易余额之间存在偏离（slippage）。在试图与像莫迪利亚尼一样的人们进行交流时，费希尔最初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说他相信偏离是绝对的。或许，美联储控制了储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控制了交易余额。
然而，在他的成熟理论中，费希尔前进了一步，认为美联储甚至没有控制储备，实践中美联储实施了“被动的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所需的所有储备。或许美联储有意为之，例如，将自由储备净额（net free reserves）而非储备总额设为目标。或许美联储在市场压力下不得已为之，因为美国财政部周期性发售短期国债，为银行提供了一个消化超额储备或补充不足储备的机会。
从一开始，费希尔就认为，美联储在实践中没有控制货币存量，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为什么还要关注它呢？一个原因是，政府介入对银行活动进行管制，对银行自身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放松银行业管制，那么商业银行将从事更多的业务，因为许多短期信用工具（如商业票据）的交易将应运而生，这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于从事实践的银行家来说，费希尔的“简化世界”似乎离现实世界相当远，但他们对其放松管制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因此，费希尔的第一篇货币论文后来出现在由银行管理协会出版的《银行研究》杂志1970年秋天那一期上。
对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怀疑性的接受，促使费希尔写出了其在麻省理工第一篇货币方面的论文，接着又激励他于1970年12月写出了第二篇—金融笔记第17A号，题目为“动态均衡与货币政策”。在该论文中，他尝试用经济学家的数学建模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这篇论文并没有比第一篇论文让莫迪利亚尼及其朋友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1971年春，费希尔有了把这两篇论文送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经由詹姆斯·罗瑞）过目的期望。这个期望在芝加哥大学也许更肥沃的学术土壤中一定播下了种子。
在芝加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攻击，他一直利用货币和银行研讨班（Workshop in Money andBanking）提出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弗里德曼1946年加入经济学系，次年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一起，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成员。朝圣山学社由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召集，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采纳了“目标声明”（Statement of Aims）：“唯一的目标是，在受某些理想和共有的广泛观念所激励的才智之士中促进思想交流，为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弗里德曼的事业。
然而，直到考尔斯委员会1953年搬离芝加哥大学，迁至耶鲁大学，弗里德曼时代才算真正开始；直到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5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时代才完全巩固。一个巩固的标志是，1962年2月，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一本有关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专题论文集小册子。何为芝加哥学派？
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芝加哥学派代表一套政策药方，总体而言是亲市场而反管制的，这种做法与时代脱节，表现出了无畏的精神—约翰·肯尼迪已于1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学术界内部世界而言，芝加哥学派代表一系列方法论原则，一位观察家称这些原则为“严格优先均衡”（Tight Prior Equilibrium）；芝加哥学派代表的原则，显然不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积极稳定政策和大规模计量经济建模这两次革命在内，正是这两次革命，赋予了战后主流经济学以突出特征。相反，芝加哥学派的学术风格包括，战略性退却至竞争性市场中核心经济原理即供求定律上，并由此出发，对涉及经济和非经济的广泛应用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大本营突袭行动。
干预主义者的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是弗里德曼的首要反对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的主要目标是反驳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持有的极端财政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主张把货币政策降格，认为其任务仅仅是永久性地将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在20世纪60年代，诸如莫迪利亚尼这样的更为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开始倡导运用货币政策稳定商业周期，弗里德曼的目标也随之转移。莫迪利亚尼认为，只要还有失业存在，货币扩张就是合适的，这等于是主张弗里德曼必然反对的扩张性政策态势。
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如同黄金一样，货币的重要特性是，它不是任何私人的负债。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当作一种信用，就应该把它当作政府负债，对挥霍无度的国王具有永久吸引力的一种借款，因为它不支付利息。根据这种观点，货币数量理论的本质要旨涉及这种显然无成本的政府融资源泉的上限。如果政府发行的货币多于人们希望持有的，则供给超过需求，因而货币价格会下降。纸币价格相对于商品的下降，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是一样的。简言之，过量发行会引起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的著名建议是，政府每年应该以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增加货币供应量，比如3%。该建议首要的打算是对政府运用货币发行为其支出融资进行限制（之所以选择3％而不是零增长，是为随着经济扩张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增长留出余地）。如果政府想支出更多，那么它就不得不依赖税收，或在债券市场上明明白白进行融资，在这两种渠道中，政府的融资成本将清晰可见。
使用不变货币增长规则的次要好处是能起到自动稳定商业周期的作用。不变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供求之间周期性的不平衡，因为需求在繁荣期增长得将比3％快，而在衰退期将比3％慢。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货币不平衡将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扩张期抑制增长，在衰退期刺激增长。这种效应的自动特征是其最大的优点，因为中央银行家通过相机抉择试图做得更好的努力总体上并不成功。在弗里德曼看来，受政治体系的影响，中央银行都有扩张的倾向，因而它们往往加剧繁荣而非稳定；随后，当意识到要完全改变自己的主张时，时机已太晚，力度也过猛，所以它们也加深了衰退程度。
弗里德曼和莫迪利亚尼之间对实际政策的分歧，不应掩盖他们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本质的一致。弗里德曼和莫迪利亚尼都认可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其在充分就业的长期内是可行的。两人也都认可货币在短期内对收入有影响。他们唯一的争论在于，基于不变货币增长规则，货币当局能否做得更好。我们对有关机制了解得足够多吗？我们能信赖中央银行家，相信他们会实施不断改善的政策吗？莫迪利亚尼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是”，而弗里德曼的回答则是“否”。
给定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偏好，当他们着手构建一个新的金融学框架时，对他们来说，将注意力放在理解股票价格波动上，认为它是竞争性市场体系中供求机制运行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是，在CAPM提出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将经济学范式拓展至金融学。他们所有的一切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莫顿·米勒1958年的论文，以及哈里·马科维茨1959年的资产选择理论，而且米尔顿·弗里德曼对马科维茨是否是经济学家还持保留意见。莫迪利亚尼当然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莫顿·米勒不是，所以1961年商学研究生院聘用了他，建设金融学框架的工程真正开始了。
有效市场理论是第一步，CAPM是第二步，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米勒已密切留意下一步了。1970年的一天，米勒在商学院的教员中传递了一个备忘录，声称他不再教授旧的宏观经济学了，他在寻找助手帮助他发展一种不同的方法。当时的一位助理教授查尔斯·厄普顿（CharlesUpton）同米勒一起开始做项目，该项目促成了1974年教科书《宏观经济学：一个新古典的视角》的问世。他们在前言中总结了他们的方法：“本质而论，（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治疗方法的课程是比较成功的，它强调政府如何恰当地安排‘输血’和‘放血’的时序，使一个有内在机能缺陷的经济保持存活。我们相信，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将会达到充分就业均衡。”
尽管相信市场能良好运行，但米勒和厄普顿并未试图改革宏观经济学理论，而是仅仅写了一本教科书。该书将原有的宏观经济学重点，从治疗带病的经济转向了对健康经济采取自由放任做法。一般教科书主要关注失业问题，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它，只把最后一章用来处理长期增长问题。米勒和厄普顿将重点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整，他们的前15章都讨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而把最后两章留给失业和（如果有的话）如何解决失业问题。
毋庸置疑，米勒和厄普顿将均衡概念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的思想颇对费希尔·布莱克的口味。但费希尔与米勒的联系不限于此。米勒是费希尔在学术方法上的导师，费希尔与米勒的联系比芝加哥大学的任何人都要多。实际上，早在去芝加哥大学之前，费希尔就已经认定米勒是他想要深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