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深入虎穴，递交的正是弗里德曼斥之为谬论的论文。吉姆·罗瑞回忆道：“就像一个异教徒走进圣彼特大教堂，宣称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弗里德曼开始了讨论：“费希尔·布莱克今天要介绍他关于两部门模型中货币角色的论文。我们都知道这篇论文是错误的。我们有两个小时来搞清楚为什么它是错误的。”就这样研讨会开始了。但经过两个小时对难以抗辩的观点进行辩驳之后，费希尔在批驳面前仍没有屈服。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最终得分是费希尔·布莱克10分，货币研讨会0分。
第二周，费希尔又回来了，这次他批评别人，迫使其他人为他们自己做辩护。如果是一篇理论论文，他会指出，对每个理解该模型的人暗含着获利机会。如果是一篇实证论文，他会指出其相关性与他自己的理论以及数量论相一致。“但是，费希尔，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货币引起了物价变动！”弗里德曼会坚持。“试举一例”，费希尔会反驳。货币供应统计量与名义收入及价格水平一致变动的事实可能意味着，货币的增加引起价格上升，正如弗里德曼坚持的，但也可能意味着价格的上升引起了货币数量的增加，正如费希尔认为更为合理的。实证证据难以做出判断。
费希尔一直在与弗里德曼较量，也在向莫顿·米勒和查尔斯·厄普顿强烈施压，要他们根本性地思考他们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主题。米勒和厄普顿提醒读者注意费希尔的影响：“专家们也将觉察到，金融学领域在‘有效市场假说’主题下迅速增长的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已经设法清除基础宏观经济学中的各种结论，这些结论似乎认为，从机械的交易规则或读图表（包括货币供应量的图表或国民经济研究局的领先指标图表）中，个人就可获得超过正常收益的机会。很遗憾，我们的清除做得不太成功，没有达到原先的期望，但至少我们已经尝试过了。我们的同事费希尔·布莱克，督促我们关注这类问题，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我们指出走出困境的道路。他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特别有帮助。”
费希尔最为关注的章节是有关货币的内容，米勒和厄普顿在这些章节中严格遵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学说。米勒深情地回忆起费希尔，认为他是一位每天有10个想法的人，其中9个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但第10个具有真知灼见。费希尔对货币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还是天才之见？在关于货币和银行的一章中，米勒和厄普顿明确承认，“仅仅使用商业银行存款而把通货排除在外的无现金社会，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正是费希尔所认为的世界。但据米勒和厄普顿所言，这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他们提醒读者“这一章可以跳过而无损连贯性”。
显然，费希尔没有说服米勒，但米勒也没有说服费希尔。在和弗里德曼围绕金融笔记第17号发生争执后，费希尔再次尝试用公认的经济学数学模型语言重新表述其思想，形成了金融笔记第27号—“理性预期货币增长模型中价格水平的唯一性”。在赢得芝加哥大学学者们的赞同方面，第二次模型化的努力并不比原来在麻省理工时的第一次更为成功。这两次经验显然使得费希尔不愿再做这种努力。从那时起，他喜欢以自己的风格写作。
最终结局是，由于具有两个与凯恩斯主义正统学说不同的学说，芝加哥大学声名鹊起，这两个学说分别是：经济学系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和商学研究生院费希尔·布莱克的货币有效市场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在本质上是纸黄金；发轫于CAPM，费希尔认为货币是一种形式的信用，产生于个人之间的无风险借贷。芝加哥大学的其他人，都在以这两个位置为界的学术地图上排列停当。莫顿·米勒采取接近弗里德曼的立场，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可能是最接近费希尔这边的人。尤金·法玛试图在处于弗里德曼和费希尔中间的地方标出自己的位置，但最后仅仅在一个问题上完成了正式整合：根本不同的货币性质概念事实上是什么。
当1971年费希尔第一次试图挑战弗里德曼时，银行学派方法在货币理论方面的复兴似乎已经注定不可能非常成功。人人都知道，大争论发生在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在弗里德曼和莫迪利亚尼之间，争论双方都遵循货币学派传统。在1971年，费希尔的理论因而差不多是回荡在学术殿堂中的孤单声音。确实，他的理论已经在从事实践的银行家中找到了一些共鸣，但更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支持放松管制。20年后，在高盛公司，费希尔的理论将在从事实践的交易者中发现其最深刻的共鸣，因为他认为中央银行干预通过扭曲资产价格创造了获利机会。1993年，费希尔写道：“在试图影响经济时，中央银行压低某些利率，抬高另一些利率。在利率被人为抬高的地方借出，在被人为压低的地方借入，交易者能挣得预期利润……中央银行损失了交易者赚取的货币（和债券）。”38但那是20年以后的事了。
同时，由于已经努力吸引了从事实践的银行家们的注意，费希尔继续阐述他的理论对他们的意义。在为1973年7月25~27日举行的富国资本市场理论会议所准备的金融笔记第30号中，费希尔简述了关于“有效市场中银行基金管理”的思想。他提醒读者，“银行业可能是美国受管制最多的行业。”银行可持有资产的种类、可发行负债的种类都受到管制；对贷款可收取的利率受到限制；对存款可支付的利率也受到限制；它们被限制在注册州以外的地区开展业务，被限制从事与银行业无关的业务。这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扭曲银行业实践的意义上，管制创造了无效率，对了解如何利用获利机会的竞争者来说，无效率是获利机会的潜在丰裕源泉。由于不受管制的银行业世界是费希尔的理想，所以他提出了规避管制障碍的实际方法，在这样做的同时仍能符合法律的字面规定。实际上，他争辩道，银行能像其不受控制那样行动，这样行动的银行比起继续以传统方式经营的银行，可预期收获更高的利润。
银行不应该任其行为被管制所引导，在考虑其业务时应将管制放置一边，好像自己未受管制一样行事。当这样做时，它们会意识到，银行业本质上有两个不同的业务，即贷款管理和资金转移处理（funds transferprocessing）。重视这两个核心业务的银行，可获取更高的预期利润；而继续把业务看作通过发行银行存单以及向那些没有替代性信用来源的人们发放贷款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的银行，则只能获取平均预期利润。20年后，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费希尔在其称为“金融学”观和银行业的“经济学”观之间，会做出同样的对比。
费希尔第一次提出这些新思想之后的20年里，在有关银行业的学术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但在银行业的经营方式上则有了巨大的进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费希尔就设想了一个未来世界，其中存款账户和长期住房抵押贷款都将支付与短期批发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相联系的利率。这多多少少是已经发生的，尽管它花费时日，但变化仍在持续。他也预想了一个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得以放松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全国性银行将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世界。尽管进展更缓慢，但这也已经发生了。
向着费希尔的简化金融世界发展演化的步伐比其预期的更慢，因为要花时间了解新方法，尤其是对那些不受利润动机驱动的监管者而言更是如此。的确，从经济视角出发，监管的全部依据源于一种观点，即不能依靠利润动机去产生社会最优结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监管框架是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体系崩溃的反应。即便不是首要原因，银行体系的崩溃也加深了萧条程度。从这个视角出发，不受控制的银行体系的前景将受到千方百计的抵制，不过也确实受到了抵制。这就是变革到来得如此缓慢的原因。
但费希尔的基本见解是对的。成熟的银行有办法逃避监管，从字面意义上讲又没有违反法律，这样做能赚钱，所以它们就这样做了。一旦有人这样做，监管者就面临选择：他们可能实施一项新规，以堵塞明显的漏洞；或者放松现有的管制，以便其他的不够成熟的银行也有追逐这些获利机会的自由。在实践中，监管者两种手法并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业面貌大为改观。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切都还是遥远的事情，放松银行管制的倡导者寸步难行。以那个时代的文化，支持放松管制实际上就是支持银行倒闭和萧条。放松管制的倡导者所需的是有关合理管制的正面理论，以补充放松管制的负面看法。正如米勒所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在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里，某些形式的管制仍具有经济意义。在这方面，费希尔进一步做出了贡献，这次费希尔与莫顿·米勒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1978）合作（后者现在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官和作家，当时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巧合的是，和费希尔一样，波斯纳也是在布朗克斯维尔高中开始其知识生涯的）。
在有风险的借贷世界中，任何贷款者都明智地要求保险，使借款者不至于有增加违约可能性的行为。为达到此目的，贷款者通常要求借款者保持某一权益水平作为违约的缓冲。依此类推，银行存款者在将其资金借给银行之前提出类似的保险要求，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人们会理性地预期，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险的政府，会代表存款者提出这类保险要求。最好的保险是要求银行维持充足的权益缓冲，由此确保银行的股东吸收任何违约风险的最大部分，以使银行存款总体上免于风险。费希尔曾想过相当大的权益缓冲，甚至与全部存款负债一样大。显然这没有发生，但向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要求的监管转变，是向他期望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大的意义是，银行业的许多实践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可以预见，但只有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世界时才能预见到。费希尔竭尽全力使他在大学的同事都如同他那样看待未来，但不太成功。费希尔有可能尝试过像别人一样思考，但从未真正地做到。反过来，他的同事们也做不到。当然，最终这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世界在发生变化。随着世界的变化，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改变。
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出版了他的巨著《利息和价格》，在书中他发展了“无现金社会的货币政策”理论。由于伍德福德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理论，以解释在这样的世界中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所以它还不是费希尔的“无货币世界中的银行和利率”。不过，费希尔于1994年写信给伍德福德：“你信中的观点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观点都更接近我的观点。”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思想也在变换方向。
事实上，到费希尔给伍德福德写信时，他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毫无疑问，部分是他从学术界转向华尔街的结果。在高盛公司，他接受了以下观点：由于经济体系具有充分的摩擦，从而中央银行具有扭曲利率的能力—如果它想这样做的话。实际上，这些正是费希尔在高盛鼓励交易者利用的扭曲。1993年，他与高盛公司的同事们一起分享他20多年来的观点：“我相信，中央银行控制不了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最终，他们可能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控制经济，并可能放弃徒劳无益的对经济进行微调的努力，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将继续调整利率和汇率，从而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