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金融期货代表着过去20年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金融创新。它们已经永远改变了—当然是朝着更好的方向—这里以及遍布全球的公司管理和控制其风险的方式，无论这些风险是汇率风险、利率风险，还是投资组合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时代也确实为外汇期货这样的创新做好了准备。
—莫顿·米勒，为鲍勃·塔玛肯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所做的“序言”
1972年5月16日，国际货币市场（International Monetary Market，IMM）在芝加哥开业，用七种主要货币交易期货合约：英镑、加拿大元、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日元、墨西哥比索和瑞士法郎。IMM开始是古老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一个子公司，是商品交易所进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振兴努力的王牌，由交易所精力充沛的新任主席里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构想和指挥。他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喜欢讲的故事中得到了这个想法，于是传奇出现了。弗里德曼的故事是这样的，1967年秋，因预期英镑贬值迫在眉睫，他试图卖空英镑。当时，对汇率打赌的唯一方法是与一家大银行的交易员达成一项远期外汇合约，但在芝加哥或纽约没有银行与他签署合约。这些银行认为，它们提供外汇是为了满足其国际公司客户的正当业务需求，这些客户期望对冲自己的汇率风险敞口。从银行的观点出发，弗里德曼没有正当的业务需求，他只是一个投机者。
投机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生意。成立于1919年，脱胎于黄油和鸡蛋交易所（Butter and Egg Board），从一开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相对于更大和更有声望的芝加哥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后者是更为重要的谷物合约交易的地方。1958年，当发生的交易丑闻激起美国国会禁止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从事获利丰厚的洋葱期货合约交易，并将其业务范围缩减至最初的鸡蛋交易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几乎永久性歇业。1969年1月，梅拉梅德成为主席后，加上了猪腩和活牛合约，不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仍是“参与交易的小团体喧闹打斗的地方，在外人看来名声不佳，还不如芝加哥闹市区的妓院”。梅拉梅德决心改变交易所的这种赌场形象，他推动采取更严格的交易规则，启动将交易所移至一幢新建筑物的计划，并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市场机会。梅拉梅德还记得设立国际货币市场（IMM）背后的思想：“我的战略是吸引众多新交易者，他们会塑造一个不受农业期货历史拖累的金融形象。”
交易货币的想法只有在汇率能够波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在20世纪60年代，二战接近尾声时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创建的固定汇率体系仍在运行中。1968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信给新当选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督促后者利用就职演说宣布从固定汇率体系向新的弹性汇率体系转变，但尼克松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弗里德曼预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将崩溃，但他预期随后几年里只会看到固定平价越来越频繁的调整。这种波动不足以支撑一个投机市场。作为证据，1970年4月23日，位于纽约的国际商业交易所（International Commerce Exchange）推出了九种货币的交易，但未能吸引可观的交易量。梅拉梅德得出结论，认为货币期货市场的前景光明，但当时时机还不成熟。随后他的运气来了。
1971年8月15日，在德国和日本放弃其货币与美元的平价后，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不再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进行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似乎要提前发生。梅拉梅德对此做出反应，加速了计划的进程。他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弗里德曼的，委托弗里德曼就“需要货币期货市场”写一篇文章，作为他将提出的新市场的智力支持。有了弗里德曼的论文在手，梅拉梅德就相当于已经为变化做好了准备。1971年12月18日星期五，尼克松总统宣布了新斯密森协定（new SmithsonianAgreement），提高黄金价格至38美元（因而降低了美元的价值），并将主要货币的价值稳定在对美元4.5％的波动幅度内。据梅拉梅德判断，波幅足够宽，可支持投机性市场。两天后，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弗里德曼的论文，宣布引入新的货币交易期货市场计划。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面临的问题是，投机者难以独立支撑一个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除非期货市场能吸引对冲者来交易，否则就不会成功。但是，大型国际银行已能满足对冲者的需求，它们把IMM当作竞争者，而且还是相当令人憎恶的竞争者。新市场创立之初，银行拒绝使用它。因此，IMM最初的期货价格是由投机者确立的，偏离了银行间市场形成的远期价格。只要银行间远期市场仍是真实价格的更好指标，对冲者就没有理由改换门庭。梅拉梅德的解决办法是，在IMM为在两个市场套利的公司设立一个特殊的B级会员资格，从而使IMM的价格和世界价格联系在一起。这些B级会员挣得的利润，成为说服银行直接与IMM做交易的有力依据。
汇率波动性的增加，提供了另一个说服依据。由于修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努力归于失败，1973年3月以后汇率浮动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帕沃（Mark Power）曾预期，如果汇率真正浮动将会发生什么。“看到银行如同现在那样开展交易操作，我会感到吃惊。我怀疑，对于它们保守的本性而言，这太过冒险了，因而它们一旦承担风险就会放弃这种做法。”结果，银行自身成了对冲者，在IMM期货市场上抵补其对商业客户的远期敞口。弗里德曼1971年的评估认为，银行间市场缺少必要的宽度、深度和弹性，因而难以满足银行对冲的需要，这被证明完全正确。
即使如此，银行和其他对冲者了解运用新市场也必然要花费时间，这意味着在IMM被真正接受前还要经历三四年时间。梅拉梅德指出，1975年9月是关键转折点，当时正值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尽管连银行间远期市场都关闭了，但IMM的交易仍继续进行。基于此，IMM于1976年1月继续推出基于90天短期国债的第一个利率期货合约。5年后的1981年9月，IMM又推出第一个现金结算期货，这是基于3个月欧洲美元存款的合约。从标新立异的构想到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IMM只用了10年时间。
费希尔·布莱克1976年题为“商品合约的定价”的开创性论文，最直接地体现了他对这些发展的推动。这篇论文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一个远期合约的定价公式，并解决了远期和期货之间的差异问题。这篇论文还沿着布莱克-斯科尔斯证券期权定价公式的同一思路，提出了商品期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商品期权并不存在，因为美国国会已经禁止了它们。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与其新监管当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一道，正试图说服国会使交易商免受禁令的约束。尽管费希尔的理论解释相当清晰，但国会还是断然拒绝了该提议。
费希尔对这个结果应该不觉得意外。他说，期货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转移风险的一种代价不高的方式，还因为人们喜欢赌博。“这两个原因没有一个可被认为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利益。”一段时间后，费希尔终于认识到，赌博的社会利益是能够提高市场流动性，但时机还未到。他在1976年的文章中认为，期货市场最大的好处是其产生的价格所提供的信息。这一直也是莫顿·米勒支持期货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个伴生好处（side benefit）的实现，也是以有效市场为前提的。如同先前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所做的，费希尔的职责是拿出一个合理的公式，为产生有效价格的投机性市场提供指导。这些市场将会存在，而与费希尔的意愿无关，所以他不妨帮助市场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利益。
1976年，美国国会还没有准备好解除商品期权的禁令，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在1983年1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了第一个商品期货期权合约。讨论中的合约是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碰巧也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首个指数期货合约。引入于之前的1982年4月，这个被梅拉梅德称为“最重要的合约”将十年金融创新推向高潮，为华尔街的衍生品革命打下了基础。费希尔将在高盛从高处俯瞰这场革命。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切都还是遥远的未来，就算真的有，也只是朦胧可见。
当费希尔1971年秋来到芝加哥时，每个人担心的最大问题不是期货的未来，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城市中心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正在创设一种新的用于转移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但在海德公园，学术讨论的焦点总体而言是在其他方面。学者们正忙于研究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迎接看起来正徐徐展现的崭新的弹性汇率世界。能够身处思想激荡的中心，是费希尔早先决定来到芝加哥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他是欢欣雀跃而来。
思想激荡的中心是国际贸易研讨会（Workshop in International Trade），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发展起来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这种新语言。蒙代尔于1966年回到芝加哥大学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工作，期间，他对该理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蒙代尔1999年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费希尔来到芝加哥大学时，蒙代尔刚刚离开，但他的学生和同事留了下来。他们做的一批成果由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ankel）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编辑成书，命名为《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并于1976年出版。
货币分析法的实质是将国际储备流动理解为货币供求不平衡的表现。储备流出表明存在超额供给，流入表明存在超额需求。从这种观点看，储备流动起着根据各个国家对货币的需要在国家间分配货币的自动调节机制作用。
给定世界的货币供给（每个国家供给的总和），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由该国对货币的需求内生决定。给定世界货币的需求（每个国家需求的总和），世界货币供给决定了世界价格水平，因此也决定了每一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
货币方法有时被称为国际货币主义，实际上主要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蒙代尔本人在麻省理工学院被训练成了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他于1956年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师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后者在1978年出版了金融危机史《狂热、恐慌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在学术界之外声名大噪。当时，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是更好的稳定工具有关。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断言将货币政策用于实现国内稳定目标，“与固定汇率体系的适当运行不相容”，因而该方法着重强调凯恩斯主义观点。蒙代尔的看法是，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问题较为理想，而让财政政策侧重于稳定国内收入。然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国内货币主义极力主张确立一个外生的固定货币增长规则，以稳定商业波动；而蒙代尔的国际货币主义赞同允许国际储备流动，以产生内生性的国内货币供给波动。
蒙代尔提出了货币主义方法，力图理解进而反击已经开始瓦解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力量。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与19世纪的金本位类似，只是美元、纽约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取代了英镑、伦敦和英格兰银行的地位。以前的运作模式可重新运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部理念是为恢复世界贸易，最终也为世界资本流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架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指派给美元的关键角色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现实的简单认可。美国是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经过战争，持有世界黄金的最大份额。人们预期随时间流逝黄金能够更均匀地分布，尽管为了使黄金流出，美国将不得不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事实上，假设世界黄金存量一定，使国际储备随世界经济增长相应增加的唯一方法是，美国出现永久性的国际收支逆差。蒙代尔发展了货币分析方法，该方法向各参加方解释，为了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作用，各方必须遵从对国内经济政策的约束。借助于该方法，蒙代尔试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