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还没来得及吸取教训，黄金外流再加上看似永久性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共同破坏了美元的信誉。在盯住黄金的情况下，不断下降的信誉无法通过美元价值的下跌得以反映。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的10年里，货币当局致力于维护美元的价值，为此采取了各种临时性措施。所谓的利息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通过对国内居民购买外国证券征税，据说能起到阻止资本外流的作用。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因能确保外国人的美元储备余额获得竞争性利率，而被认为能起到阻止将美元转换成黄金的先发之效。IMF引入特别提款权，希冀能人为创设一种其供应不受制于美国国际收支难以预料变化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些措施成功地延迟但难以阻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此，世界重新进行浮动汇率试验的说法是合理的，这也是学术界长久以来所极力主张的一个试验，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论文“赞同浮动汇率的理由”（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1953）中所提出的主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们（以及追随他们的罗伯特·蒙代尔）把固定汇率看作为世界贸易保驾护航的稳定架构，而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只不过把它看作价格固定机制。如同其他所有价格固定机制，想要将汇率固定就必须依靠干预，以处理供需之间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此类干预是对世界贸易的真正威胁。实际上，固定价格导致了国际收支问题，如果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国际收支问题也将消失。
尽管蒙代尔自己始终赞同固定汇率，但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时，其他人开始运用他的货币方法倡导浮动汇率。例如，蒙代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哈里·约翰逊指出，如果汇率自由浮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实现国内稳定目标时都将不受约束。唯一的担心是，弹性汇率的不稳定可能提高国际贸易成本。
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不担心。在他看来，汇率无非是不同国家价格水平的反映，不同的价格水平无非是不同货币供应量的反映。这种思考汇率的方式可追溯至由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所提出的著名的“购买力平价”（PPP）论述。卡塞尔是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在一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写作时，卡塞尔预见到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在战后的恢复，他一直关心将汇率固定在什么水平上的问题。卡塞尔从货币数量论推断，我们可以用每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作为该国价格水平的可能变化指标。他提出，我们能用两个国家价格水平变化之差作为两国货币均衡汇率可能变化的指标。
卡塞尔用简单等式总结其理论：P=eP*。式中P和P*是两个国家的价格水平，e是两国货币间的汇率，所以eP*是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价格水平。由于价格水平是相当稳定的变量，弗里德曼推断，汇率也应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变量，至少在长期而言如此（购买力平价和货币数量论都是关于长期的理论）。短期而言，弗里德曼主张，通过预期上升时买入，预期下降时卖出，投机将纠正汇率水平与均衡的偏离。但并非每个人都如此乐观。有关汇率不稳定将增加国际贸易成本的担忧依然存在。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并不担忧，艾根·索门（EgonSohmen）也不担忧。索门与蒙代尔一样，也是金德尔伯格的学生，但是他有关汇率的观点更多来自其在哈佛读本科时在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指导下所受的教育。他们认为，即使实际汇率波幅巨大，远期外汇市场也可为任一公司提供所需的汇率稳定性。如果公司A担忧预期收到的以外币支付的款项的价值，其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排部分债务以那种外币计值。如果公司B担忧预期以外币支付的价值，其所需要做的一切是安排部分金融资产以那种外币计值。观察可知，A和B只需彼此借贷就能实现各自的对冲目标。事实上，A和B可使其资产和负债原样不动，而是达成一份相应的远期外汇合约。B安排从A处买入B预期需要的外币，A安排向B卖出A预期收到的外币，以现在确定的价格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进行交割。
在实践中，外汇市场实际运行的方式是，A和B彼此之间不做交易，而是与交易商（通常是一家银行）进行交易。一旦A和B分别与银行做交易，它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银行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因为A和B的敞口必然不会刚好抵消。外汇交易商自身就这样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如果交易商增加其远期合约规模（book）以满足增加的远期抵补需求，那么就需要找到一个对冲自己风险敞口的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交易商所需要的是一个货币期货市场，尽管它们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此之前，它们会继续其在即期市场上对冲远期外汇风险的惯常做法。
当费希尔还在剑桥，进进出出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大阵营的争论了。弗兰克·莫迪利亚尼有个国际货币改革计划，是他与其学生侯赛因·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共同拟定的，正在传阅和征求意见。该计划设想赋予IMF特别提款权以更大的作用，特别提款权将继续严格盯住黄金，尽管其美元平价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以反映国际贸易商品美元价格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迪利亚尼的计划与欧文·费雪在其1920年的《稳定美元》中的提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计划都试图构想一个国际体系，该体系允许美国自由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国内稳定。差别在于特性，费雪想把黄金的美元价格和国内价格指数相关联，而莫迪利亚尼则倾向于与国际价格指数相关联。
1971年7月15日，刚好在美国停止兑换黄金一个月前，费希尔·布莱克对莫迪利亚尼和阿斯卡里的计划做了评论：“我以此观点作为开始：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是这样的，即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是有弹性的，没有国际货币当局，黄金没有货币职能。另外，我相信贸易障碍、资本品国际流动的障碍，以及外国拥有一个国家资产所有权的障碍，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全都是非常严重的缺陷。”对于莫迪利亚尼而言，这听上去很像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然而，事实上，这是费希尔从其由CAPM启发的“无货币世界”向整个世界所做的直观拓展。
费希尔的“最优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运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的银行体系，存贷款都会支付以该国记账单位计值的无风险利率。因为存款都是短期的，利率能够根据内部任何预期价格上涨充分调整，也能根据外部任何预期汇率贬值进行调整。因此，尽管存在国家记账单位（national units）的多样性，但本质上仍将有一个单一的无风险借贷世界市场，以及一个单一的无风险利率。类似地，也将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市场，一个单一的风险资产世界市场资产组合，以及一个单一的世界风险价格。在这样的世界中，一些（风险规避）国家可能是净贷款者，而另一些（风险容忍）国家可能是净借款者；一国处于哪种借贷状况，同风险规避的个人贷款以及风险容忍的个人借款一样，同样不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真正的国际均衡给人的印象。不同国家可以很好地利用不同国家的记账单位，所以我们必须用汇率从一套账户转换为另一套账户，但这只是一个细节。没有特别的理由预期汇率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求它保持不变，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它保持稳定，做到这一点应该相对容易。费希尔说，使货币免于贬值的方法，不是依赖于最终会被耗尽的储备，而是以更有吸引力的价格卖掉国内债券和资本。因而，从一开始，对费希尔而言，似乎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与国际均衡都应当是相容的。他没有参与到固定汇率对弹性汇率的论战中来。
因此，他反而关注实际世界是否处于均衡之中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均衡的话，则某个地方应该存在有待利用的获利机会。例如，假设一国对持有外国资产征税（不一定是真实税收，也许只是对外国投资在心理上的反感），均衡资产收益就会被税收扭曲，为了获得超额收益，任何足够聪明、能够发现扭曲的人只需围绕税收找到一个办法（或者克服反感的办法）即可。
一旦用数学方法计算，结果将表明这样的税收会产生阿尔法效应，它与费希尔和斯科尔斯早先从数据中发现并在为富国银行咨询时试图利用的阿尔法效应非常相像。然而，如果扭曲的根源是国际投资障碍，那么我们需要的就不是杠杆化低贝塔基金，而是能使投资者突破对外国投资所设置障碍的基金。驿站马车基金的命运已经确定，费希尔必定感到没有太多创设国际基金的实践机会。相反，他的国际资本市场均衡洞察力提供了一个优势，借助它费希尔得以参与有关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讨论。
和CAPM一样，货币分析法显然是一种均衡理论，费希尔喜欢这种方法。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货币分析法似乎比CAPM更为一般，因为它通常包括对商品市场的明确处理方法。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货币分析法似乎又不够一般，因为它通常把世界货币供应作为外生变量，由世界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对费希尔来说，世界层面的货币主义同单个国家层面的货币主义一样，在理论上不可接受。换个角度看，如果国内货币供应量被动地对国内货币需求做出反应（正如费希尔认为的那样），那么为了使供求相等，应该不需要国际储备的流动，不论在世界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货币供应量应该是内生的。
费希尔被动货币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它没有对价格水平或通胀做出解释，因此也没有对汇率做出解释。实际上，从标准经济学的观点看，费希尔的理论甚至不能算作货币理论，因为标准货币理论的全部意义是对这些价格做出解释。在最早的研究中，费希尔通过简单声称他把价格水平当作外生给定，不发生变化，策略性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同样的策略达到自己的目的，费希尔多多少少侥幸成功。但在国际背景下，争论集中在汇率的替代性解释上，同样的策略不可能再使用，费希尔被迫正视这个问题。在一个货币内生的世界里，什么决定了价格水平、通胀和汇率？在金本位制下，黄金的价值为这三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因而费希尔也由此出发。
在芝加哥大学，年轻的经济史学家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N.McCloskey）和金融经济学家理查德·泽克（J. Richard Zecher）正在传播一份有争议的论文，题目是“金本位制的运行，1880~1913年”。这被认为是货币方法在经济史中的运用。“理论假定利率和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所以小国的中央银行对它们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大国的中央银行只有通过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才能对其产生影响。”重要意义在于，这些假定或多或少是麦克洛斯基和泽克发现的金本位时期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事实。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发现在那段时期里，世界商品和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单个商品在两国间的价格变化，正如美国不同区域间价格变化那样密切相关。“在货币交易方面，似乎没有理由把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国家，与每个国家内部的任何两个区域区别看待。”
费希尔被麦克洛斯基-泽克的结论所吸引，恰如更早之前被詹森表明共同基金不能战胜市场的结论所吸引。詹森的结论表明，CAPM均衡不只是一个关于金融市场可能如何运行的理论，而且是对其实际如何运行的确切描述。现在麦克洛斯基和泽克似乎表明，均衡—不只是金融市场的均衡而且还有商品市场的均衡—是国际体系曾经实际运行方式的确切描述。如果在当时较为原始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条件下，均衡以那样的方式运行，则今天必定还以那样的方式运行，这样推断是合乎情理的。均衡思想再一次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透镜，借助它的帮助我们得以发现周围世界以前不为人知的结构。
麦克洛斯基和泽克将其结论看作商品市场上国际套利的结果，是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向非贸易品的一种拓展，所以他们将其解释为购买力平价的证实。费希尔把同一结论看作从金融市场延伸到商品市场的国际均衡的结果，所以把它解释为“一衡定律”（law of one equilibrium）的证实。“一衡定律”是费希尔命名的，其意是指市场力量独立于货币因素决定所有商品的相对价格。对费希尔而言，购买力平价关系只是这个更基本定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