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徒劳地寻求问题的答案。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下事实：比当前问题更简单、更容易的问题，要么根本没有解决，要么没有完全解决。总之，一切取决于发现这些更容易的问题，并借助于尽可能完美的方法和能够一般化的概念解决它们。
—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数学问题”
布莱克家里发生的事在学术界不胫而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虽然不能为费希尔提供与芝加哥大学相同的薪水，但他们能消除城市间的频繁往返和双城生活成本。这看起来也是一个争取迈伦·斯科尔斯的好机会，斯科尔斯在1973年离开麻省理工去了芝加哥大学。于是斯隆管理学院征得了院长的同意，向这俩人发出邀请。结果，斯科尔斯决定留在芝加哥，但费希尔旋即接受邀请。他唯一的条件是，要求一个坚固的钢制办公室门和有其名字的文具。他做期权服务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1975年秋，费希尔搬入位于斯隆大厦二楼的新办公室，用麻省理工的行话，就是E52-243E。就办公室同伴而言，现在取代斯科尔斯和法玛的邻居，是罗伯特·默顿和公司金融专家斯图尔特·迈尔斯（Stewart Myers）。与在芝加哥大学不同，这里没有莫顿·米勒和詹姆斯·罗瑞保护他，为他传授诀窍，但得失相较，这或许并不重要。系里职位最高的人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但是他把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经济学系，另一部分在数不清的外部事务上。所以，没人干涉年轻的教员，他们得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事。这意味着费希尔总体而言能够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
至于家庭，他们搬入了位于温彻斯特的埃姆博伍德大道20号的一幢新房子，离当地公立学校只有一个街区，费希尔的女儿们将在那里就读。尽管费希尔仍将很多时间用于工作，但上班时间相比之前少了许多，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这样，他的生活稳定了几年，偶尔被几次在旅馆中的过夜所打断，因为米米把他撵出了家门。但这只是小插曲，他们甚至有了另一个孩子，那就是出生于1978年11月2日的佩琪。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术生活围绕着星期二晚上的金融研讨会进行。研讨会在晚饭后开始，通常一直持续到22：30。研讨会对每个人开放，人人都到这里来。通常情况下，弗兰克·莫迪利亚尼是争论的一方，费希尔是另一方，鲍勃·默顿（Bob Merton）在中间试图维持秩序，确保发言人有机会说出想说的话。在鲍勃·默顿看来，听众的工作不是检验发言人的抗辩，而是努力理解他所说的并帮助他改进观点。比起芝加哥大学讨论的杂乱无章，这里的讨论要礼貌得多。起初，费希尔芝加哥大学的进攻型风格显得很突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费希尔学会了在风格上让步，但从不在内容上屈服，这引起了麻烦。由于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的基本分歧，他在芝加哥大学已习惯于成为少数派。但是在芝加哥大学，他始终依赖大家都认同的亲市场世界观，将其作为共同的基础。相比之下，在麻省理工，经济学由新凯恩斯主义的三巨头所定义，即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和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在这种背景下，费希尔始终是一个外来者。
在麻省理工，市场通常是个好东西，但受制于特定的失灵，需要有针对性的干预予以纠正。社会成本偏离私人成本以及社会收益偏离私人收益意味着，如果由私人市场决定，公共物品（诸如教育）往往供给不足而公共劣品（诸如污染）往往供给过多。而且，大公司所享有的市场力量意味着限制产量、高物价、超额利润，而这都是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工资和物价刚性意味着经济中供给方对总需求的变动仅仅做出非常缓慢的调整。结果产生了持续的失业。解决办法是政府干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
在麻省理工，经济学的目标，泛泛地说，是发现所有这些不完美，从而为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从而消除这些缺陷提供智力基础。对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工程科学。在这里，与芝加哥大学相反，政府不是被看作市场的天然敌人，而是经济学家工程师的天然客户。理论经济学的特殊目标是，在最终的工程学后面发展基础科学，训练那些随后会向最终工程师提建议的基础科学家。
对于保罗·萨缪尔森（公认的新凯恩斯主义三巨头的领袖）来说，发展基础科学的挑战根本上是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上。正如物理学那样，人们自信地预期“成为数学的俘虏”能产生基础理论的繁荣，仅仅是因为数学比自然语言能更为方便地进行演绎推理。萨缪尔森认为，通过选择数学作为经济理论语言，我们实际上保证了从前提中得出有效和正确的结论。
当然，如果推断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数学的方便也无法使我们免于犯大错误。“所犯的真正的大错误在于将前提公式化。”不过对萨缪尔森来说，对于他围绕自己建立的经济系来说，重心在推断而不在前提上。至少在起初，将消费者行为模型化为效用最大化，公司行为模型化为利润最大化，以及宏观经济行为模型化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的标准经济学思想，被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运用数学，他确信比前几代人更好地发展了经济学，因此确信他的努力将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基本思想是，更好的理论将会转化为更好的工程学，由此改善经济表现。
萨缪尔森将经济理论问题概念化为一系列数学问题，包含一套关于学术战略的更深刻的含义。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萨缪尔森的心中会有一个类比，那是1900年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著名的巴黎讲座（Paris Lecture），希尔伯特在讲座中列出了大约23个未解的数学问题，将其作为该领域进一步发展可能的中心。希尔伯特推荐了一个策略，该策略从解决较为简单的问题入手，为解决这些难题做准备。对于萨缪尔森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一般均衡问题似乎比局部均衡问题更为困难，所以从后者开始是明智的。由里奥·瓦尔拉斯（Leo Walras）于1874年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弹性价格这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提出的著名的一般均衡模型，可能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中，我们把它看作有朝一日可能提出的那种理论，但具有更为现实的假定。但在此刻，我们需要专注于我们知道如何解决的更简单的模型上。
罗伯特·索洛的增长模型就是类似的更简单的模型，其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极大关注。在该模型中，索洛围绕总生产函数的简单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
Yt=A t f(Kt，Lt)
式中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A是技术要素。当我们假定将产出的某一比例s增加到资本存量中，并且劳动和技术因素以外生的不变速率增长时，这个思想就成了增长理论。因而，描述资本存量增长的等式就是：
Kt+1=Kt+s A t f(Kt，Lt)
尤其令索洛感兴趣的是“平衡增长稳态均衡”（balanced growth steadystate equilibrium），其中资本、劳动力和产出都以相同的不变速率增长。令人吃惊的是，结果表明该速率仅仅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储蓄率影响既定劳动力的资本和收入水平，但不影响增长率）。对于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训练的几代学生而言，稳态增长路径的图景变成了长期均衡的精神图景—经济趋向长期均衡并围绕它波动。
研究索洛模型以及其他类似模型，形成了麻省理工经济学教学的中心。芝加哥大学接收大量的学生，并用严酷的资格考试将大多数学生淘汰出局，而麻省理工只招收一些精心挑选的学生，接着努力教给他们分析工具，他们在承担麻省理工进一步发展基础经济科学的重任时将需要这种工具。教授教的，以及学生学的，是如何改造各种基础模型（workhorse model）使之适用于新问题。在麻省理工，做任何分析的第一步是走到黑板前，写下作为思考和讨论问题框架的模型。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和商学院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的经济科学的假想客户是工商企业，而不是政府。在斯隆管理学院，目标是将基础经济知识转化成为实际的商业应用。例如，斯图尔特·迈尔斯基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基础性工作，得出了公司金融传统问题的深刻洞察。另一个例子是，鲍勃·默顿发展了连续时间金融理论，将其应用于“供应货架”（stock the shelves），其中包含新金融产品和业务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朝一日可能对不断发展的产业有用。同经济系一样，教学被视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手段。斯图尔特·迈尔斯的教科书《公司理财原理》（Principles ofCorporate Finance）（与理查德·布雷利（Richard Brealey）合著）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罗伯特·默顿的论文详细阐述了连续时间金融模型，这些论文收集在《连续时间金融》（Continuous-Time Finance）一书中，建立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体系。
一方面，费希尔非常适合斯隆管理学院。从特雷诺让其了解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起，费希尔就一直对解决新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感兴趣。在这方面，在麻省理工的岁月里，费希尔提出了一个公司应如何为其养老金负债提供资金的建议，一个企业会计根本性改革的建议，以及一个运用条件而非无条件预测对不确定性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的实际方法的建议。这三个建议全都将经济学运用于工商业，有助于使其更好地运转（见第9章）。
麻省理工的教学风格是艰苦训练型的（harder fit）。与对迄今为止取得的知识进展进行系统性描述相比，费希尔始终对下一个新事物更感兴趣。甚至有关什么是已经取得的知识的概念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金融学远非对一套原始模型进行完善的学术论文集，而更像一种语言，学习金融学本质上是学习用金融学语言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当面对一个新问题时，他突如其来的念头不是走到黑板前写下一个数学模型，而是围绕这个问题尽可能同时从多个角度接近它，几乎完全使用词语而不是数学。正式的模型化，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问题根本上得到解决后才会做的事情。
之所以强调语言论述，是因为要保持头脑的最大灵活性。一旦写下一个模型，你的问题就会固化为一个既定的知识框架，难以再考虑其他替代性的框架。在一个给定模型的框架内，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能试着调整基本的假定，或者审视改变一个重要参数的结果。但如果你的初始框架是错误的，你做的一切就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费希尔看来，金融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还没有成熟到适合公式化的地步。经济学也同样不成熟，尽管它有漫长的历史。或许他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但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方法论立场使得费希尔在麻省理工成为了另类。
实际上，费希尔发展新经济理论的知识策略，几乎与萨缪尔森的策略完全相反。他关注的中心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较简单的问题入手逐步完善，而是从较一般问题的解决方案出发逐步简化。他坚称，一般均衡模型足够一般，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几乎任何数据相一致。理论的挑战是构建一个更一般模型的简化范例，以揭示在特定的关注情况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按其教育背景，大概费希尔知道希尔伯特1900年的巴黎讲座。但他从中获得的启示不是专业化的力量，而是一般化的力量（power ofgeneralization），希尔伯特也提到过它。希尔伯特说：“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解决数学问题，原因常常在于我们没能认识到更为一般的角度，从这一角度出发，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看起来只是一连串相关问题中的单个环节。发现这一角度后，我们不但能更经常地调查这个问题，而且也拥有了可应用于相关问题的方法。”
费希尔更为一般的角度当然是一般均衡，他将其理解为从特雷诺那里学习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般化。对费希尔来说，一般均衡并不复杂，反而很简单，不是用数以千计的描述各种各样单个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程来表达，而是用一个表示资产价格均衡的简单方程来表达：
ERi=Rf+(ERm-Rf)βi
这个一般均衡方程是费希尔经济增长理论的出发点。他只需增加一个消费占总资本价值的不变比率为γ的进一步的假设（这是一个类似于索洛的储蓄占收入的不变比率s的假设），就可以得出其基本增长方程：
Kt+1=(1+Ri-γ)Kt
式中，收益Ri是一个随机变量，反映了所考虑社会的风险-收益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