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费希尔对经济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构思图景（organizingimage）不是索洛的均衡增长稳态路径，而是一个非平稳的几何随机游走（non-stationary geometric random walk）。与索洛不同，在费希尔的构想中，经济增长依赖耐心，这使得消费率低于资本收益率；也依赖风险容忍度，因为更高的容忍度意味着更高的预期收益；也依赖运气，因为实际收益率可能高于或低于预期。
尽管增长的图景不同，但费希尔和其同事之间的差异，与其说与窗外世界的本质有关，不如说与更多了解世界所需要的最有效的科学方法有关，与所获知识的运用方式有关。很像是凯恩斯本人，那些似乎在驱动他周围世界的“时间和不确定性的黑暗力量”，让费希尔为之着迷。遵循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稳态增长设想是最终目标途径的最好注解，这个最终目标可以通过积极管理获得。费希尔在世界某个地方看到了同样的力量，但是他认为它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风险只是回报的成本，不稳定只是增长的代价。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通过政府干预消除风险，但金融理论的发展以及机构和市场，会帮助我们在风险的世界中生存。
这一切能否适用于麻省理工的环境？其同事对新凯恩斯主义的信奉意味着，在思想上，费希尔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支持期望过高，无论他的同事在个性上多么喜欢他，或多么尊重他在金融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费希尔也通过选定一定程度的物理隔离，适应了由此产生的思想孤立感。他把门关起来坐在办公室中，对敲门也不做出反应。尽管可以从窗户俯瞰查尔斯河，但他还是放下百叶窗，文件柜排列在百叶窗前面，他背对着窗户。他备有大量的饼干维持体能，还备了很多水，以便在吃饼干时帮助下咽。他独自坐在钢桌后面，清理桌上的每件东西，只保留一个便笺本、一支铅笔和一部电话，用来与外部世界联系，甚至与就坐在门外的秘书也用电话交流。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可能到达任何地方。他用孤独换来了思想上的自由。
在费希尔感兴趣领域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接到电话。“我是费希尔·布莱克。我一直在读你的论文，在第12页上有个地方我想请你解释一下。”从没有任何闲谈，一旦达到目的，他就会挂断电话。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有失公允的对话，费希尔打来电话，提出问题，获得答案。但他总是主动进行回报，他会在论文的最后写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评论，请给我打电话，号码是617-253-6691，或者给我写信，地址是剑桥纪念大道50号。”
偶尔，一个研究会议会把费希尔从他在办公室引诱出来。他在出席时，总是已经读过并对所有将要宣读的论文准备了书面评论，而不论他是否位于正式受邀参加讨论者之列。他违反一般的学术实践规则的方式，甚至更令人吃惊，当编辑征求他对投稿论文的公正意见时，费希尔总是坚持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保留在他为作者准备的审稿报告上。这样，他可以利用每一个机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交流。他需要对话摩擦去触发自己的研究。
除了星期二晚上的研讨会，费希尔唯一有规律地进入学院大厅是为了完成其教学任务，他似乎已经把它当作另一个机会，以便与那些可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持开放态度的才智之士建立密切联系。以在芝加哥大学发明的五十个问题的方法开始，费希尔将课堂发展成为一个训练场所，在那里向学生教授他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直到今天，许多以前的学生仍记得这门课程，认为对他们的思维产生了关键影响。
与把金融学作为一种语言的构想相一致，费希尔的课程必不可少的教科书是“费希尔·布莱克的金融学词汇表”，从“应付账款”到“收益率”，共有51页之多；还有“补充”，从“税后折现”到“失业”，另有35页之多。典型条目是一段文字，讨论某个概念及与其他概念的联系。词汇表的目的是在学生们已经在说的自然语言和他们将在专业文献中发现的专业语言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些专业文献最明显的当属构成阅读清单主体的费希尔·布莱克未发表的论文。
正如费希尔对课程所做的构想，课堂时间是学生在说母语的人面前构造他们自己的金融学句子的机会。回答50个问题的练习给了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费希尔还要求他们从一开始就根据新语言来思考，而不是来回翻译成更为熟悉的自然语言或数学语言。学生们会讨论，不论他们说什么，费希尔都会写在黑板上而不加评论，直到黑板写满为止。接着他会评论每个回答，实际上是在纠正学生们的用法。偶尔，一个学生说的话让费希尔觉得有用，他会取出自动铅笔，记笔记，此时课堂暂时归于安静，上课的节奏会被打乱。一个学生记得：“我们活着是为了成为能使费希尔停下来并拿出铅笔的人。”
在秋季学期，课程的对象是MBA学生，课程名称是“金融学问题”。在春季学期，课程的对象是博士生，课程名称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高级专题”。在两门课程中五十个问题相同，但第二门课程涵盖的问题更多、水平更高。有九个门类的问题：资本市场均衡、公司金融、会计和经济盈利、承销、交易与投资公司、期权和期货、公司资产和负债、银行与货币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学。课程覆盖了几乎全部金融学领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厘清了学科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弄清楚了金融学语言帮助你解决具体金融问题的功用。
从1948年至1973年的25年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经济波动相对较小，尽管通胀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开始攀升。然而，大约在1973年，情况彻底发生了变化，1974~1975年的衰退是到当时为止战后出现的最严重衰退。几年之内，此次衰退被1980~1982年的双底衰退所超越，在后一次衰退中，失业率曾短暂升至10％以上。对过去做一回顾就会发现，1973年标志着繁荣的结束和所谓滞胀时代的开始。滞胀（stagflation）是一个新造的词汇，是10年来两种突出的经济现象“停滞”和“通胀”的组合。
股票市场已预见到了这个变化。从1973年1月到1974年9月，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42％。事实上，在1965~1974年的整个10年间，股票收益率平均每年仅为1.2％，而短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5.4％。不过，在写于1976年2月的文章中，费希尔·布莱克概括了他对未来的看法：“因此，今天的投资者或许与10年前的投资者有大致相同的财富，面对大致相同的波动率，在股票收益率和债券收益率之间面临大致相同的差异。这样的投资者可以决定将其目前投在股票上的钱继续投在股票上。”用投资术语讲，以前的10年是失去的10年，但没有理由对接下来的10年持悲观看法。形势极易出现反转。
费希尔之所以处之泰然，是因为其理性基础是有效市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收益近似于从一年到下一年的独立随机变量。过去收益低并非意味着未来收益仍然低。事实上，如果有的话，近来低收益的事实或许会使一个人预期未来有更高的收益。为何如此？费希尔推断，从实证上讲，波动率往往随股价上升而降低，从理论上看，预期收益应该与波动率相关，因此可知，当价格低时预期收益应该高，而当价格高时预期收益应该低。
费希尔发现了价格和波动率间的经验关系。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研究中发现的，当时是为了寻求估计作为期权公式输入变量的波动率的更好方法。这是唯一与波动率有关的实证规律，他对此有些信心。他会说：“我的一个问题是，我不愿意写下任何关于波动率发生变化的总体过程的明确模型，接着使用统计方法估计出现在模型中的数字。我难以想象对任何这样使用统计方法的模型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波动率效应，费希尔认为股票收益可能会回复，但在1976年他显然认为，效应并非完全可靠，所以不能对此下赌注。他不建议人们增加其股票持有，而只是建议他们继续持有手中的股票。
费希尔之所以如此审慎的一个原因是，对于什么引起了滞胀，以及（如果有的话）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人们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失业和通胀的同时出现，尤其让新凯恩斯主义者感到头疼，因为他们的基本模型表明，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权衡。解释这些事实的一个方法是强调价格上升的外生性，例如1974年石油价格上升。另一个方法是强调，人们所认为的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权衡按道理仅应该在短期内成立，所以，也许所发生的是长期现象。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第一个对策，货币主义者提出了第二个对策，但费希尔却有不同的思想。费希尔的思想是，经济可被理解为始终处于充分一般均衡之中，即使深陷滞胀之中也是如此。
理解这个思想在当时多么激进非常重要。在实践中，其他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都把商业周期看作与长期均衡的短期偏离，所以学术讨论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通过明确的政策干预矫正偏离的可能性和合意性问题。当然，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可能性比货币主义者更乐观，在繁荣年份里，他们的政策乐观主义能激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力。但随着滞胀岁月的流逝，货币主义者的政策悲观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麻省理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日益处于守势。
费希尔·布莱克参与了这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他的主张是，把商业波动理解为均衡也许是可能的。依照费希尔的说法，不确定性而不是非均衡，是商业波动的根源。在主流争论的背景下，费希尔的主张似乎不只是显得有点疯狂，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货币主义者，也从不敢声称商业周期是一个均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早在大萧条初期就试图提出某个类似的理论，但被凯恩斯本人打败了，更不用说大萧条生动的经验了。认为大萧条可被理解为一个均衡，似乎就等于说人们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商业周期的均衡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声名扫地，它从未恢复声誉，至少直到费希尔·布莱克提出自己主张的时候还没有恢复过来。
然而，费希尔并非是在设法复兴哈耶克的主张。在本原上，费希尔的理论只不过是欧文·费雪一般均衡模型向不确定性情况下的一个拓展。欧文·费雪本人并没有研究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他写道：“将不确定情况下的利率决定定律用公式表述存在困难。以有效、完整的方式将该利率决定定律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犹如完全描述受不确定阵风影响的抛射物的路径决定定律—此类公式必定是要么过于一般化，要么描述性太强，因而没有太大价值。”但费希尔·布莱克确实具备必要的分析工具，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以他认为他也许能做欧文·费雪做不到的事情。事实上，费希尔认为他在金融笔记第8号“不确定情况下投资品创造中的均衡”中已经做到了。现在，他的想法是运用早期的工作为滞胀提供一个解释。
费希尔逐渐认识到，商业波动的基本原因在于生产模式和需求模式之间的不匹配，甚至在充分均衡条件下错配也可以产生，因为投资必须在关于未来世界的知识极其有限的基础上完成，而生产将在未来世界里进行。围绕总投资和总储蓄之间的不匹配，凯恩斯已经构建了宏观经济理论。对费希尔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总量，而是生产和需求的具体部门模式。
费希尔在写于1976年3月的文章中问道：“为何人力资本和商业存在兴衰交替，而很大程度上却无法预测？我认为，这是因为，关于未来人们想要什么以及关于经济在未来能够生产什么，存在着基本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的偏好和技术已知，利润和工资将随着时间流逝平稳且确定地增长。”
这种关于商业周期的思考方式，使费希尔与麻省理工的同事处于争论之中，几乎同他早期关于货币的思考方式与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意见迥异一样。问题存在于部门匹配的细节中这一思想，并不必然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无疑排除了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而这正是传统宏观经济争论的中心。如果费希尔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在干预能够帮助私人部门在细节上正确匹配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有效的。退一步说，这是一个离谱的要求。因此有了如下评价：费希尔在金融学专业化的子领域绝对是一流的，但涉及一般经济学就力所不能及了。一如既往，负面反应使得费希尔更决意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
在发展商业周期理论时，费希尔从欧文·费雪1930年的著作《利息理论》起步。作为二战后美国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教科书，这本书是一个逻辑起点。尽管缺乏正规训练，但费希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领会了费雪的著作自然也就领会了现代经济学。其中也有特殊的原因，费希尔发现欧文·费雪的工作是一个合意的起点，因为费雪就像他自己，是从数学和物理学转到经济学的。在费希尔看来，欧文·费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