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变糟时，一些人的反应是加倍下注，他们增加了风险暴露，希望弥补其损失。另一方面，当事情向好时，他们可能降低其风险暴露，以免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赌博策略，也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生活哲学。
—费希尔·布莱克，“投资者为何及如何分散化”，《费希尔·布莱克论市场》费希尔的商业周期理论受到冷遇，这给他已经陷入困境的婚姻带来了额外的压力。米米无疑希望费希尔最终放弃堂吉诃德式的学术探索，而将精力放在家庭上，希望他能转向一条待遇更好的职业道路。她几乎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孩子，而且没有太多经济来源。她对这种生活已感到厌倦，这不难理解。同时，费希尔希望米米最终能认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为他提供竭尽全力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支持性的家庭生活。他曾对一位得意门生说：“很久以前，我意识到我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丈夫，或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但不会兼而有之。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们志趣相异，毫无挽回的希望。
随着婚姻状况的恶化，费希尔的办公室实际上成了他的家。他到得比任何人都早，早上6：30就到了，常常工作至晚上11：00，才离开。1981年年底的某天，米米再次把费希尔赶出了家门，这次他下决心不再回去了。
他刊登了一个广告，在一对夫妻比尔和玛丽·克林顿位于阿灵顿罗纳德路103号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接下来的几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为费希尔提供了一种收养式的家庭生活（adopted family），提供了一个他能以自己选择的节奏进出的家。1983年夏天，当克林顿夫妇在莱克星顿爱默生东路241号买了一所更大的房子时，费希尔与他们一同搬了进去，买下这份地产一半的权益。他的想法是，在离婚后有一个能把四个女儿带来的地方。
期间，华尔街开始发现理论金融学的价值，雇用金融学教授作为咨询师，并招募硕士生作为正式雇员。起初，学者们被隔绝于公司业务之外，孤守于特定的研究部门中，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在高盛公司做咨询的罗伯特·默顿说服股票业务部门负责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公司高层为金融专家留一个职位，这样，理论金融学的思想就能被带到公司的各个业务领域。回到麻省理工，默顿告诉费希尔这个机会并询问他应该推荐哪一位学生。在考虑了一会儿之后，费希尔对默顿说：“鲍勃，我对那份工作有兴趣。”这是1983年12月，正是学年的中期阶段。
因此，费希尔1984年2月搬到纽约，在高盛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在炮台公园市租了一套小公寓，以便能步行上班，但他主要住在办公室里。
周末，他驾驶路霸旅行车到波士顿看望女儿们，一路上听着百老汇的演出和哈耶克演讲的录音磁带。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但它确实提供了他需要的喘息机会。离开了学术界，也离开了米米，他开始再次回归他的生活。
几年之后，当他成为美国金融协会主席时，他利用机会收集自己所有的经济学论文，将它们编辑成书，名为《商业周期与均衡》。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数是他在学术界逗留期间没有发表或不可发表的。他将论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按撰写时的原样出版，没有参考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这是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南端，离华尔街不远。—译者注他对经济学的告别演出。1995年他回顾道：“我已经发现高盛比大学更适合学习，部分原因是公司业务要求持续的学习，因为它要适应新的情况。”总之，费希尔离开学术界到高盛公司的原因很明显，但为什么高盛从学术界聘用费希尔呢？肯定不是因为他非正统的宏观经济学思想。至于他在理论金融学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兴趣，无论如何，所有成果都可以免费获得而不受版权限制。不，让高盛感到满意的是费希尔在日常业务中针对实际金融问题的解决办法体现出了异常深刻的思想和非凡的智慧。高盛聘用的费希尔不是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而是从杰克·特雷诺那里学习金融学并在为富国银行提供咨询的过程中使技能日臻完美的年轻人。他们需要的费希尔，是《费希尔·布莱克论期权》和《费希尔·布莱克论市场》的作者，以及在1976~1977年间向其期权服务订阅人和其他人发送的两份业务通讯的作者。
更为直接的是，使高盛产生兴趣的不是费希尔的货币理论，而是他在养老基金投资政策、企业会计理论以及资本预算应用方法等三方面所做的工作。通过他的工作，高盛公司会看到，费希尔如何通过帮助公司客户更深刻地思考在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增加高盛自身的价值。事实上，所有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可在费希尔与特雷诺的谈话中找到本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费希尔的金融生涯刚刚开始。在高盛，这三方面的研究以及类似的研究项目，都将是费希尔关注的中心。
杰克·特雷诺在写于1972年的文章中发出了警告。公司正向其雇员承诺退休津贴（pension benefits），但却未采取非常切实有力的措施确保其实现承诺的能力。“最终，许多养老金受益人将会清醒过来，他们的投资损失已经使退休后的主要经济来源荡然无存。”2特雷诺极力主张，所承诺的退休津贴应被当作公司的适当债务，从而不仅将其作为对特别指定养老金资产的要求权，而且也作为对公司自身一般资产的要求权。在他看来，退休津贴含糊不清的状况，恰恰掩盖了根本的利益冲突。如果公司做得好，则股东享有好处，然而如果公司做得不好，则养老金受益人吸收了损失。3模糊性增加了当前的股票价值，给股东带来了利益，但仅限于养老金承诺是一个骗局的意义上。
1974年劳动节，福特总统签署里程碑式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它刚好解决了特雷诺的问题，但没能让他满意。该法案要求公司为既定的退休津贴提供充分资金，但除了在股东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添加一个新政府机构即设立养老金收益保证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PBGC）外，并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以确保这些退休津贴的安全性。利益冲突因此依然存在，但现在政府吸收了（一些）以前落在个体养老金领取者身上的下行损失。如同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做的，PBGC事实上给了公司一个期权—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甚至会鼓励公司将养老金资产置于更大的风险中。
对特雷诺而言，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要求公司维持足够的权益，即使在坏的时期也能够支付累计的养老金债务。养老金受益人应该和其他公司债权人一样，只要权益缓冲达不到要求，就能够强制实施改组和资本重组。
这是特雷诺喜爱的方法，但也有另一种方法，是他一直关注的。
替代方法是，要求公司留出完全与其累计养老金债务相匹配的养老金资产。如果我们把既定津贴当作对一系列明确的现金流所做的承诺，那么这个替代方法要求养老金资产投资于有着完全相同现金流模式的固定收益工具。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保证津贴完全独立于发起公司的权益，百分之百安全地得到支付。特雷诺自己没有遵循这个思路，但费希尔·布莱克却这样思考。
费希尔不强调股东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冲突，而是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来自养老基金资产特有的税收地位（tax status）。
假定公司面临着一笔1亿美元的没有专设基金的养老金债务。通过发行1亿美元的债券可满足这项债务，然后把发行收入转移至养老基金，接着用基金购买分散化的债券资产组合，组合中的债券与自身发行的债券具有相似的风险。如果我们把养老金资产看作公司资产，这项提供资金的操作对合并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影响。其好处后面会出现，因为公司为其发行债券支付的利息是可以扣税的，而其在养老基金中持有的债券收到的利息又无须纳税。实际上，费希尔所提建议是一个简单的税收套利，结果使股东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状况变好，而以政府税收的减少为代价。套利真正的优点是，它刚好向养老金领取者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即有保证的退休津贴。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将会做什么非常清楚，在这之前，费希尔早在1973年7月就率先提出了这个建议，然后首次在1976年的《金融分析师》杂志上以“投资政策光谱：个人、捐赠基金与养老基金”为题发表了该文。4提议只有几段话，放在一个涉及许多其他论题的长文中。费希尔可能认为，这项财务激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只需指出来，急切的公司财务主管就会立即采纳他的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年后，他再次尝试，不过这次是以独立的文章采用了一个明确的题目—“长期养老金政策的税收影响”，发表在1980年的《金融分析师》杂志上。“我的中心思想很简单：几乎每一个公司养老基金都应该完全采用固定美元工具（fixed dollarinstruments）。”5此时，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对养老基金投资实践产生太多影响。
他后来才明白，主要问题在于，在商业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和特雷诺那样，把公司及其养老基金当作一个单一实体。典型的公司财务主管往往把公司发行1亿美元债券的提议看作是危险的，因为这增加了公司的杠杠。典型的公司养老基金经理往往把将养老基金资产完全投资于债券的提议看作十分危险的保守政策，因为这可能导致收益难以满足养老金的义务。费希尔麻省理工的学生莫瑞·德哈斯特（Moray P. Dewhurst）协助他完成了方案的下一个版本—“养老基金的一个新投资策略”。在这个版本中，费希尔明确强调，一旦你将养老金资产包括在内，杠杠并不会增加。
通过新投资策略，费希尔竭尽全力满足之前的杠杠目标。
一个没有被说服的人是彼得·格拉泽（Peter Glasser）。据《机构投资者》透露，他被任命为赛克劳普斯钢铁公司（Cyclops Steel）助理财务主管时只有34岁。尽管20世纪70年代股票市场业绩记录惨淡，但格拉泽还是说服公司CEO同意将公司养老金资产投到股票上。当听到费希尔关于应该完全持有债券的建议时，他感到不快。他向在麻省理工的费希尔发出一封言辞激烈的批评信。在随后的书信交锋中，由法案规定的“审慎人”标准成为最主要的争论焦点。
格拉泽认为，法律标准要求最大化养老金满足其义务的可能性，意味着投资于高预期收益（因此也是高风险）的证券。费希尔持相反观点，认为该标准要求最大化允诺的养老金义务现值，这意味着投资于低风险的债券（因而低预期收益）。费希尔欢迎交流，因为格拉泽正是那种他希望结交的人。他安排将两人之间的通信发表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希望能与其他思想开明的财务主管建立联系，而且开始自费飞到全美各地，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推销他的战略。
当费希尔怀揣见解行走在路上时，他有一个念头，尽管还远远算不上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他或许能从中赚到一些钱。作为那些可能决定遵循其策略的养老基金的投资顾问，他很可能得到所管理的全部资产的一个百分比。养老金有大笔的钱，受《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的推动，养老金的钱每天都在增长。即使是一个极微小的百分比，肯定也足以取代他日益令人不满的大学薪水，甚至还足以挽回他的婚姻。但他无法让任何人产生兴趣。同往常一样，费希尔仍远远超前于其潜在客户。
然而，在高盛，有投资银行在其身后，他想他可能有更好的运气。至少，他有机会向客户提出他的建议，作为众多供他们考虑的备选方案之一。
在1987年一篇题目为“管理养老金资产：四种观点”的未发表的备忘录中，他提出将自己的观点（“最全面的观点”）作为最终的一个。尽管认识到有理由支持将养老金资产投资于股票，但费希尔继续坚持“由于短期固定收益证券是灾难一旦发生时最好的防御工具，因而公司应对衰退最强有力的保护是完全投资于现金的养老金计划。”91995年，在其新近的一篇备忘录，即以节略形式发表的“计划发起人的目标”中，费希尔继续坚守其最初的立场。“因为养老金计划是一个渠道而非一个独立单位，我对计划发起人目标的常见构想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到1995年，计划发起人目标的常见构想总体上已经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但却是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在特雷诺和费希尔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之初，在《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改变其基本情况之前，典型的企业年金计划承诺津贴时考虑雇员的服务时间和薪水，根本不考虑专门留出为这些津贴提供资金支持的资产的实现收益。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固定受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下，公司承担了投资风险的重负，包括在业绩不好时补足差额的责任。费希尔的提议表明了如何通过审慎的资产配置消除这种风险。但公司发现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