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生于1937年，在获得了历史文学学士后才进入经济学领域，尽管进入较晚，但最终于1964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据卢卡斯自己判断，他的关键知识影响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体现在后者对研究生的教学活动中；还来自保罗·萨缪尔森，体现在其1947年的数理经济学经典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初10年之后，卢卡斯于1974年回到了芝加哥大学，作为福特基金会访问研究教授，此后一直担任该教职。1995年，他因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和应用理性预期假说，因而……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并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
理性预期假说之于宏观经济学，有如有效市场假说之于金融学。理性预期认为，作为理论学科，经济学家在为当事人（公司和消费者）建立模型时，应该假定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有关所处环境的任何信息，当他们在形成关于未来的预期以指导其当前行为时尤其如此。作为经济学家，如果假定了一个具有确定性特征的世界，那么也应该假定该世界中的行为以某种最优方式考虑了所有上述特征。这听起来并不像非常激进的思想，但事实上有非常激进的结果，因为它意味着每一个模型都必须重新思考，只要这些模型做出了关于预期如何形成的某个其他假定。理性预期假说从而动摇了现有的模型，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这些模型尽可能保持联系。经济学家不必抛弃他们已知的东西，而只需改变一个基本假定，并解出相应的结果。
卢卡斯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知识运动的核心。耶鲁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将该运动称为第二代货币主义（Monetarism Mark Ⅱ），认为它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第一代货币主义（Monetarism Mark Ⅰ）的继承。该运动自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论名称如何，关键的思想体现在卢卡斯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中—“商业周期均衡模型”。在其1977年的宣言“理解商业周期”中，卢卡斯更进一步，明确赞成伟大的奥地利学派反凯恩斯主义者哈耶克的经济研究计划。“吸收周期现象进入经济均衡理论体系—这二者明显相悖—仍然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关键问题。”这是卢卡斯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费希尔试图解决的问题。
费希尔对卢卡斯的工作了如指掌。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认识，当时卢卡斯来到芝加哥大学，向弗里德曼的货币研讨会递交论文。他们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共事一年时间，直到费希尔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在其理论的早期草稿中，费希尔认为，与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相比，卢卡斯的工作更接近于自己。问题是，卢卡斯做得还远远不够，因为卢卡斯模型不是真正的完全均衡模型。例如，在1975年论文的模型中，卢卡斯假设商业波动由货币政策的外生变动所驱动，费希尔在很早以前就断定这种观点与均衡不一致。由于解释了商业周期而根本没有引入任何非均衡成分，费希尔认为自己做得比卢卡斯更好。
但卢卡斯并不信服，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放弃货币数量理论。最后，费希尔被迫做出结论，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是真正全新的（cleaned-up）货币理论，尽管再多的修饰也不能掩盖所有这些货币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这一事实。如果世界如同这些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运行，那么在每一个这样的理论中，都存在一种个人能获利的方法。
实际上，费希尔后来认为卢卡斯是第二代货币主义者，正如托宾所认为的那样。但与托宾不同，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同样有问题。费希尔说：“这就是我的理论反凯恩斯主义的原因……凯恩斯主义者假定，人们以系统的和广泛的方式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持有这样的观点，难怪费希尔的论文难以发表。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相当正确地认定，费希尔的理论是向他们的知识对手提供帮助或救助的一种理论，所以这种理论根本就没有学术支持者。事实上，费希尔以前被拒绝过很多次，但他总是能找到回来的办法。现在他开始考虑，或许自己并无回来的意愿。
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后几年总是遭到拒绝，但并非在个人层面上。如果说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他，那么这么说的确是公平的。除费希尔外，几乎每个人都被排队归类，归到凯恩斯主义阵营或者货币主义阵营，双方的争论日益激烈。在这场争论中，货币主义者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稳步前进。在70年代末，货币主义阵营得到了特别推动，当时外部政治世界非常突然地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政策乐观主义转为政策悲观主义。
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首相，英国率先行动。很快，在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货币主义成为美国的官方货币政策。
其后在1980年11月，保守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一场对现任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压倒性胜利中被选为总统。在这场突然逆转的选举中，费希尔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既不同情民主党人也不同情共和党人，他支持失败的第三党派候选人约翰·安德森。
在狭窄得多的宏观经济学世界中，也有一个“第三党派”正在形成，它不同于托宾，也不同于卢卡斯，费希尔对它有兴趣。有两篇论文，一篇由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分别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撰写，另一篇由约翰·朗（John Long）和查尔斯·普罗索（Charles Plosser）（均在罗彻斯特大学）撰写，这两篇论文发起了一场运动，最后证明这是理论宏观经济学领域下一个重大事件。25仅仅在几年内，它就将传统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扫下学术舞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因此于200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朗和普罗索的论文题目给运动命名为“真实商业周期”（RealBusiness Cycles， RBC）。这个思想是要弄明白，在使用不含任何货币的简单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商业周期方面能走多远。其基本思想听上去像费希尔几年前就已经提出的主张，但具体实施却遵循了相当不同的路径。
简言之，该思想基于罗伯特·索洛围绕总生产函数概念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运用这一思想使人们注意到产出增长中较大的一部分不能归因于资本或劳动力的增长，因而是一个“残差”，他将其归因于技术变迁。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运用同样的思想，使人们注意到产出波动中较大的一部分不能归因于资本或劳动力的波动，他们将残差归因于技术波动。
根据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外生的技术冲击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大部分商业周期波动。
费希尔并不认同这种思路，因为真实商业周期强调总量冲击，失业在模型中采取了休闲对工作的跨期替代形式。对费希尔而言，这听起来就不正确，不过他在说服他们遵循其错配理论方面毫无进展。更为一般的是，费希尔对幼稚的RBC运动的批评，与他之前对新古典运动的批评相同。两者都是朝着充分一般均衡的方向，但两者也都坚持特殊的假定和限制，而这些假定和限制在最一般的模型中并没有容身之地。在卢卡斯的情况中，问题在于对货币数量论先入为主的信奉；在RBC学派的情况中，问题在于对过度强调总量的市场均衡公式和计量经济学的先入为主的信奉。
不像凯恩斯主义者那样去估计单个方程，新RBC学派喜好“校准”
（calibrate）一个完整的简单均衡模型，使其与经由选择的数据关键特征相匹配。但费希尔不需要第二代RBC计量经济学，如同他不需要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计量经济学。1982年，在一个显然试图将新计量经济学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尝试中，费希尔最终决定出版他对该问题由来已久的观点。他在学术生涯之初就确认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困境”，现在则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基本困境仍然未变。正如他后来写道的：“它们在这方面有成功之处，但我不曾看到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成功的校准并不意味着一个模型有正确的结构，就比相关意味着因果关系更为合理。”最终结果是，新兴的RBC学派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吸引费希尔留在学术领域。当同事问及为何要离开时，费希尔会说，他感到自己的创造力一直在衰退。考虑到这些言辞是来自一个视创造力高于一切的人，这些话是有些勉强。考虑到这些言辞是来自一个相信“作为过程的创造力”的人，这些话还是有些拐弯抹角，因为自从本科时起，费希尔就相信年轻的杰罗姆·布鲁纳提出的这个论断。如果他的创造力在衰退，是因为这个过程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前进方向已经明确，对话机会似乎正在消失，而正是对话刺激了费希尔探索经济学的兴趣。由于这是他发展思想的方式，费希尔得出结论，他已不再期望自己在发展思想方面有任何创新了。
幸运的是，他的人力资本相当分散化。他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关注点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正如对他提出批评的那些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极力主张他去做的一样。同时，他也能从学者们青睐的抽象理论转向商界青睐的实际应用，正如他的妻子和父亲多年来一直极力主张他去做的那样。无论如何，他从经验中知道，就金融问题开展好的对话，在学术界之外与学术界之内一样容易，甚至更容易。
换句话说，费希尔之所以离开学术界，是因为它不再是其人力资本能产生最高预期收益的地方。很久之前，怀着不同的目的，他在自己的人力资本部门配置上下注并进行安排，他想方设法运用金融学理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发起一场知识革命。但是，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他设想的匹配最终没有出现。相反，罗伯特·卢卡斯是生产市场所需产品之人。除了接受市场裁决并承担部门间转换的成本之外，别无他法。在费希尔离开咨询业而选择学术界之前几年里，当时他在富国银行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商业实践的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思想。但现在商业实践的世界似乎比学术界准备得更为充分，于是他杀了个回马枪。
附录8A 剑桥资本论战
假定我们接受欧文·费雪的思想，认为财富的价值是社会福利的良好的代理变量，然后假定我们接受费希尔·布莱克的思想，即使大多数财富是不可度量的人力资本，股票市场水平也可被视为财富的良好的代理变量。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知道股票美元价格的上升是实际财富的增加？欧文·费雪恰恰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他倡导稳定的美元，否则仅仅因为价格通胀，即使服务的真实数量出现下降，未来服务的美元价值也可能上升。
不像欧文·费雪，费希尔·布莱克并不担心通胀，但他的确担忧另一个度量问题。理想情况下，我们想要一种方法，它能够独立于资本的价格而单独度量资本的数量，正如我们独立于小麦的价格而单独测量小麦的蒲式耳一样。
遗憾且有些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想要的并不可能—费希尔对此了如指掌，因为当他对经济学开始产生兴趣时，大约就从那时起，一个紧紧围绕这个问题的由来已久的论战最终得到了解决。
之所以叫剑桥资本论战，是因为它主要涉及的两方都与剑桥有关。一方是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另一方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地区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的论战是关于总量资本数量的概念在逻辑上是否有意义。最终，人人都同意，从严格的逻辑上讲，这个概念没有意义。作为蒯因的学生，费希尔自然倾向于把合乎逻辑的论点看作决定性的。这是在说他写于1975年的逻辑结论：“你是否能分清一单位资本的价值增加与单位数量的增加，对我来说还不清楚。如果你能，我对你如何做到没有把握。你肯定无法算出这些单位。”
1975年，费希尔认识到这个问题涉及对资本的度量，但还没有确定如何处理它。在小麦模型中，他通过采用方便的假设，简单地回避了度量问题。最终，他形成了思想，认为以有效率单位计，资本的市场价值已经是资本数量的指标，所以我们不必走到市场价值后面去分辨资本单位和资本价值。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的市场价值广泛波动，几乎所有波动一定包括不断变化的价值，而不是不断变化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