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一旦价格趋同，价值线交易就完成了，费希尔的小组继续进行下一个套利，以及再下一个套利。在高峰时期，魏克有多达20个程序员为他工作，流水线式编写下一次套利的指令，但全是从前一个价值线交易中改进完善而成。魏克记得：“我们赚钱的唯一方法是遵循理论并运行软件。”这是一种新的交易方法，高盛捷足先登。很快，想做类似交易的其他人来到高盛，高盛一度成为做篮子交易（basket trading）的首选之地。使得交易价值线篮子股票成为可能的那款软件，也使得交易任何其他篮子成为可能，因此打开了一个全新类型的套利机会。
在加入高盛之前，费希尔非常了解的唯一一位主动型交易者就是杰克·特雷诺。很久以前，那时他们都还是在里特公司工作的无名之辈，费希尔已经决定致力于弄清楚，假定市场是有效的会产生什么结果，而这项终生的计划将他引入了咨询行业，后来又将其引入了学术界。相反，特雷诺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致力于搞清楚，假定市场是无效的会有什么结果。这项终生的计划推动他进入美林公司，接着又担任《金融分析师》杂志的编辑，后来又全职从事投资管理。
特雷诺所涉及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追寻同一个问题：在有效市场中，分析师怎样才能增加价值？只有两种途径：或者使用了更优的信息，或者对现有信息进行了更好的推断。1981年，特雷诺写下了“怎样赢得交易游戏”一文。他写道：“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要么利用信息传播的无效性，要么利用估值的无效性，市场有效性本身不应该阻止主动型投资者战胜市场。”通过专注于“调查研究”，这意味着收集更好的信息，“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者”利用了第一种无效性。通过专注于“分析”，这意味着更好的推理，“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者”利用了第二种无效性。至于他自己的投资实践，特雷诺看到了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所蕴含的更大的机会。在他看来，传统资产估值方面的系统性错误，为获得超额收益提供了经常性机会。
与此观点相一致，特雷诺喜爱的、对投资思想进行检验的方法是将其告诉其他人。如果这些人能很快地理解该思想，并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他就知道该思想在价格中已得到反映，并将继续影响价格。如果他们发现该思想不连贯或不正确，那么他就知道该思想不可能在价格中得到反映，从而推断它需要更认真的研究（在学术世界里，费希尔采用了差不多类似的方法检验自己的知识思想，即将其惊世骇俗的思想公开，置于学术研讨会的严格审视之下）。
特雷诺始终强调，证券市场是零和博弈，从一个交易者所得是另一个交易者所失的意义上来说，这和打扑克牌差不多。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者将其买入价建立在愿意购买的水平上，将卖出价建立在其愿意卖出的水平上，设定足够宽的价差，以便对风险做出补偿。这里的风险是指输给具备优良信息的、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者的风险。在特雷诺的世界里，该价差可能非常宽，高达价格的30%~40%，因此价格能相当远地偏离价值。大多数时间里，价格处于价差之内，因此价值交易者不交易。然而，当价格触及价差时，货币就从信息交易者流向价值交易者。其要义是，信息交易者（以及其他任何想快速交易的人）所面对的真正的交易成本不是由经纪商提供的有形的价差，很大程度上是价值交易者提供的无形的、宽得多的价差。
以这样的方式考虑，则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者而非经纪商，才是市场流动性的最终源泉。“尽管证券市场表面上包括以证券换现金的交易，但实际上包括以货币换时间的交易，而用证券作为附属的工具。”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者选择交易的价格，而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者选择交易的时间。
实际上，前者卖出时间而后者买入时间，时间的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者的价差。“在每一笔交易中，时间要么比它所花费的更值钱，要么更不值钱。”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对特雷诺而言，主动型投资者成功的关键在于做出处于哪一方的决策。他支持以价值为基础的策略，因为在他看来，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者倾向于系统性低估其为时间所付出的成本。时间的卖价往往不及其成本。
当费希尔获得高盛的新工作并面对帮助公司交易业务赚钱的任务时，所有这些关于交易博弈的思想可能已在他的心中。但是这些思想没有给他太多帮助，因为与特雷诺不同，费希尔认为没有理由预期在均衡情况下，存在时间系统性定价过高或定价过低的现象。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最初致力于消除噪声。不论高盛的交易员决定遵循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策略，还是遵循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如果费希尔能确信他们的信息和估值程序包含尽可能少的噪声，其赚钱的概率必然增加。但就在帮助交易员的时候，费希尔也不断回到更基本的问题上来：是否任一种交易都可成为公司利润的永久源泉。减少噪声以及利用套利机会的策略在短期是好的，但在长期有效均衡中这种策略作为利润的源泉似乎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是这样吗？
当思考这个问题时，最终费希尔认为，即使在充分均衡中也至少有两种交易利润来源能够幸存下来。一个涉及利用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或者在信贷市场进行的干预。为了稳定经济，实现这个可能更大的利益，中央银行愿意赔钱。为了在经济低迷时刺激经济，中央银行试图降低短期利率，但只有在准备以新的低利率借钱给所有潜在借款人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因而，通过以低利率借入并在某一其他市场上贷出，交易者能够赚到钱。“当一个国家比如美国将其短期利率人为压低，而另一个国家比如德国将其短期利率人为抬高时，交易者可以美国短期利率借入资金，以德国短期利率贷出资金。这种借入贷出的组合就好比买入德国马克卖出美元，所以交易者能在远期市场上持有这个头寸而不发生实际的借贷。”
交易利润的另一可靠来源是“流动”交易。仅仅通过参与一个市场，交易者就能获得关于供给和需求的本源信息，而这样的信息使他们得以预期价格变动。对费希尔来说，这种利润来源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极力主张将公司的更多资源投入其中，在更吸引人的自营交易上配置更少的资源，因为他对高盛在自营交易方面具有值得信赖的信息优势持怀疑态度。“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低估了来自流动交易的盈利。”
但为什么这种利润来源应该永久持续下去？毕竟，主动型交易的全部意义在于打败市场。如果高盛赚钱，那么对手方必定亏损，而如果对手方知道自己亏损，难道不会规避交易，或者至少坚决要求折扣价以补偿自己的风险？无论怎样，该战略的长期盈利能力看来处于危险之中。正因如此，在费希尔为富国银行做咨询时，他为后者正在发起的新的被动型共同基金战略设计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现在来到高盛工作，他发现自己处于同一交易的另一方，富国的交易成本就是高盛的交易利润。为何被动型交易者不能完全将交易利润压缩至零或者甚至为负数，作为对其提供的流动性服务收取的费用？
费希尔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经历了多次反复，涵盖了他在高盛的整个职业生涯，从最早的关于噪声的思考开始，一直持续到去世前。直到去世前夕，他还请求《金融分析师》杂志发表他最新的稿件。为激励思考，他经常在学术巡回讨论会上介绍其不断修订的稿子。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在讨论会上，人们对解释交易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确如此，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学术金融学文献迅速涌现，费希尔递交的成果也是这些文献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文献致力于解释现存的制度安排是如何起作用的，而费希尔却（像往常一样）努力想象一个可能的世界，它或许存在于遥远的未来。
贯穿于费希尔思想演化过程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观念是，他注重交易，将其看作在主动型和被动型交易者之间进行的博弈，也就是说在知情的或者“消息”交易者（诸如高盛）和不知情的噪声或者“友好的”交易者（诸如富国）之间进行的博弈。相比之下，特雷诺交易博弈的概念，是使两种不同类型的主动型交易者（以信息为基础的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相互抗衡（特雷诺假定，经纪商抓住了与噪声交易者进行交易的所有获利机会，他们用获得的利润抵消与信息交易者进行交易所造成的损失）。费希尔从而比特雷诺更宽泛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最终他意识到，正如特雷诺所说，核心问题是时间的价格。一些交易者是时间的购买者，而另一些是销售者，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时间的价格。
问题是如何在均衡的背景下考虑时间的价格。费希尔通过思考交易方法中的均衡发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将现存的市场和限价订单（limitorders）作为给定，以及将现存的经纪商的制度性角色作为给定，费希尔问哪种订单在不受限制的竞争性均衡中会存在。假定有许多相互竞争的交易所，每个交易所都尽力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将业务从其他交易所吸引过来。它们会提供哪种环境？
答案绝不明显。处于匆忙中的消息交易者，想要平均价格市场订单和深度市场。具有耐心的友好的交易者想要限价订单和浅显市场。分离的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是这样一种均衡，其中每一种类的交易者与其所属种类的其他交易者交易。这样的均衡不会是可持续的，因为只要某个交易者假装是另一种类的交易者就可欺骗对方。无论如何，可能有一些消息交易者，其消息并非是转瞬即逝的（诸如遵循特雷诺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策略的交易者），也可能有一些友好的交易者，他们对其当前头寸十分不满，所以想迅速交易。消息交易者可能卖出时间，而友好交易者可能买入时间。在一个匿名市场中，要分出谁是消息交易者谁是友好交易者是不可能的。
这里反映了费希尔对未来交易所的看法。未来的交易所将没有市场订单或我们熟悉的限价订单，也没有任何经纪商或其他专业化做市商。相反，交易所会有一种新限价订单，他称之为“指数化限价订单”，其价格随市场条件变化（在费希尔的世界里，专家不是作为做市商而只是作为“价格调节者”存在）。这个指数化限价订单，与费希尔早在1971年所建议的、他所称的“参与订单”，正是同一种特殊限价订单，但两者有一点差别。现在，他设想有一系列指数化限价订单，每个都有其特定的“紧迫性”或者履行率。交易所为每一紧迫性水平设定价格影响，以便平衡供需。
据费希尔所言，均衡交易（equilibrium exchange）的方式将起作用，快速交易比缓慢交易花费得要多，因为非常紧急的订单价格影响大，而不太紧急的订单价格影响小。因此，证券的价格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个依赖于交易紧迫程度的完整清单。同样，时间的价格也不是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在这个世界里，消息交易者赚钱，友好交易者赔钱，而不论消息引起的是快速交易还是缓慢交易。原因是，在一个匿名市场中，没有办法将消息交易者与友好交易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全都以同一方式交易。外来者（甚至交易者自己）辨识消息交易者和友好交易者之间差异的唯一方式是，观察谁平均赚钱，谁平均赔钱。
对于像高盛这样的公司来说，费希尔论文的一个启示是，来自流动交易的信息优势可能取决于或多或少永久性地保持盈利的能力。另一个启示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信息优势，需要处于均衡交易之中。费希尔已经做了鲁宾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审视公司的交易业务，询问如何赚钱，并提出赚更多钱的方法。等到费希尔对交易的理解达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时，鲁宾已经离开了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费希尔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鲁宾的预言已然成真：“我们将从费希尔那里学到东西，他也将从我们这里学到东西。”费希尔在高盛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与交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