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的公开赞誉仍在特雷诺的头脑中回响，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特雷诺在讲台上情不自禁，失声痛哭，没能讲完原先想说的话。
“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从事科学研究，”费希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当你第一次听到它时似乎感到荒谬可笑，但当你最终弄明白后似乎又觉得显而易见—那是最奇妙的事情了。”费希尔对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不仅不介意，实际上他还发现，从多个方面看，那很有趣。
最重要的是，他只不过是享受运用他的头脑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问题：在高盛，他不得不将其掌上游戏机留在家中，以免他管不住自己，去打他喜爱的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thers）计算机游戏。金融领域的问题对他而言非常像电子游戏。他会尝试一种办法，然后另一种，然后再一种。他会反复琢磨问题，直到理解为止。随后，他会提出一种前人不曾考虑过的方法，一种有关该问题的新的思考方法。他的目标不只是在所有级别的蘑菇王国中找到路径，以便将陶丝笃公主从邪恶的龟族首领库巴那里救出，更是要找到一条路径，超过迄今为止的最高得分。与其说他在与其他游戏对手竞争，不如说他在和游戏本身竞争，而游戏是玩耍，不是工作。
尽管找到新方案令人满意，但大多数乐趣实际上来自一个人在探索过程中必然会学到的新知识。费希尔从不是一个被动学习的人，仅仅学那些别人告诉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为了解决当时正在思考的问题，他愿意学习任何他需要知道的东西。“研究应当有一个目标”，他会说。幸运的是，有足够多的能引起他兴趣的问题，从一个转到下一个可使他终其一生都有新东西可学。费希尔像一个在满是玩具的房间里蹒跚学步的孩童，依次捡起每一个玩具，直到玩腻了才转向下一个。
最好的问题如同最好的玩具，魅力经久不衰。你可以从多个角度考虑它们，每个新角度都能使问题重新焕发光彩，也有可能导致新的发现。任何思想，不管看起来有多么荒诞不经，都有可能行得通，也可能值得探索。
固然，问题越难，在解决它时拥有的自由程度也越高。费希尔喜欢有难度的问题，因为他喜欢自由，但在实践中他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尝试。他认为，一个问题如果用已知的方法不能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复杂的方法，实际上可能正好相反。通常，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完善，而是因为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努力寻找通向问题核心的路径时，费希尔的直觉将他自己限定在基本的和直接的方法上。伊曼纽尔·德曼是费希尔在高盛的同事，他还记得：“在我看来，他的方法不外乎无畏的艰苦思考、直觉，以及不太依赖高等数学。他使用他能自由支配的技巧直接解决问题，而它们常常管用。”艰深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性发现的可能。正因为如此，研究艰深的问题才令人感到兴奋，但只有在我们以基本的方法研究它们时才会这样。
对基础性发现持包容态度，伴随着对传统智慧隐含的挑战，科学事业探索中的这种挑战性对费希尔尤其具有吸引力。在他惯常穿的三件套西装保护性着色的背后，是一个叛逆的人，他出于本能的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对他身处其中的任何制度构成了威胁。然而，他对已形成的正统观念的攻击，绝不仅仅是负面的（尽管这些受攻击的对象有时并不这么认为）。它们始终与用新的和更好的观念代替旧有的观念有关。费希尔乐于做孤独的斗士，并非追求这种形式，而只是因为，这样才能使他激进的观念被接受为新的正统观念，甚至催生出更好的观念。
在费希尔看来，实际有效性是对任何新观念的最终检验。在金融领域，他有一次辉煌的成功，当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在学术期刊上一经发表，几乎立即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付诸具体运用。他的其他创新思想则花了更长时间，且没有一个能产生同样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他有关现在称之为资产组合保险的提议，超前了几乎20年，他有关养老基金实践根本转变的提议，以及会计实践彻底全面修订的提议，即使在今天仍充满争议。但即使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由于费希尔在商品期货定价、债券互换和利率期货（著名的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Black-Derman-Toy model）），以及著名的布莱克-李特曼全球资产配置模型（Black-Litterman model ofglobal asset allocation）上所做的工作，费希尔仍将成为名人。而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业内的标准方法。
费希尔在金融学领域的工作足以让他的职业生涯不同凡响，足以让他永远在贤人祠（pantheon of greats）中拥有一席之地。但事实上那些成就只是费希尔在其短暂职业生涯中所做工作的一半，而且按费希尔自己的判断，还是不太重要的一半。从一开始，直到其职业生涯结束，费希尔认为宏观经济学，而不是金融学，是知识进步能产生最大实际好处的领域。究竟什么引起了似乎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特征的失业、通胀，以及商业波动？如果有必要，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费希尔1971年进入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被这些当时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所吸引，就是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着手进行一个持续的知识研究规划，打算提出商业波动理论这一新的学说。然而，不像在金融学领域，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观点。
在经济学领域，他最重要的论文无法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所以，在离开学术界以后，他把这些论文整理成书公开出版，那就是《商业周期与均衡》（1987）。在高盛确立地位后，他再一次努力写了第二本书，即《探索一般均衡》（1995），他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才出版。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费希尔对经济学领域一些最深刻问题几乎30年不间断思考的最终成果，而且全是从全新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当它出版时，在经济学家中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不过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吃惊。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擅自闯入他们地盘的家伙，早已盖棺定论了。
今天，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采用金融学的思考方法似乎比费希尔刚开始着手的时候更合乎情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将这个世界分割得支离破碎。作为为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的民族国家提供指导而出现的思想学说，传统宏观经济学似乎日益与现实脱节。
费希尔是错的，抑或只是太过超前？
革命性金融思想与风险有关，不但与何时以及如何回避风险有关，而且还与何时以及如何利用风险有关。它告诉个人应该怎样充分利用风险容忍度，不论它有多高。具体做法是，将有相对应预期回报的风险与没有此类回报的风险区别开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表明，仅仅通过持有一个广泛分散化的市场资产组合，然后运用杠杆而非股票选择以调整总体风险暴露，你就能够提高风险性股票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而不增加风险暴露。因为市场资产组合中的风险有与之相对应的预期回报，而单只股票的风险则没有，因此这种方法有效。
该方法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市场均衡。在一个人们开始决定冒险还是不冒险的世界里，他们将只在有充分预期收益前景的情况下才会冒险。
与既定风险相联系的收益是该风险的价格，为了吸引人们冒险，必须支付价格。除非你因冒险得到了补偿，否则冒险就没有意义。但回避有补偿的风险同样没有意义，因为风险就是回报的成本。
尽管CAPM似乎与股票和股票市场有关，但其理念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正是其广泛运用性吸引了年轻的费希尔·布莱克的聪明才智。最具说服力的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被理解为在20世纪60年代荡涤新一代头脑，与其父辈大萧条时代的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支配性信仰的科学版本。
在战后的繁荣岁月里长大，新一代没有理由不冒险，并坚决要求由自己决定冒险的自由。生于1938年的费希尔·布莱克处于新一代的前沿，本能地被吸引到冒险行为中，但缺少相应的理性基础，以指导其在不同风险中抉择。
甚至在了解CAPM之前，费希尔已经利用风险，把它作为学习知识的成本。认识到最好的学习方式莫过于亲身体验，他决意尝试各种新体验，而且不容许别人阻止他。波希米亚式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为他试验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支持，所以当费希尔尝试滥交和致幻性毒品所带来的乐趣时，他自称为波希米亚人。他愿意支付成本，而不会被周边其他人或许业已支付的成本所吓退。
他从体验中学到的不过是两种体验的成本有多高。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以及他深爱的第二位未婚妻因疾病而死亡，使他不禁想起父母那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的。在此背景下，CAPM给了他重新振作继续冒险生活的机会，给了他从已知的过去转向未知的未来的合理理由，也使他的直觉生活哲学具有了科学基础。
在了解CAPM之后，费希尔更认真地选择要承担哪些特定风险。他继续寻求新的体验，只要潜在的好处超过成本。对他来说，因为只有窘迫不是他十分看重的成本，所以新体验的机会经常出现。最大的变化是他对影响个人健康和安全的因素更加注意。他小心谨慎地驾车，被评为安全级，而且他始终系安全带。自从读研究生时患肾结石以来，他一直大量喝水。后来他几乎完全戒了酒。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规避无回报风险的考虑。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养生方法也越来越精细。因为他家庭两边直系血亲都出现过早发型癌症，父亲这边有他的叔叔斯坦利，母亲这边有外祖父泽姆普，所以他极力避免在他想必与生俱来的基因风险因素之上再增加环境风险因素。出于对暴露于显示器电磁辐射的担心，他买了一个辐射检测仪，检测他大部分时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买了一个超长的连接计算机键盘的软线，使他得以远离显示器。出于对膳食脂肪和癌症之间联系的担忧，他早餐吃速冻蔬菜就苹果酱，午餐吃简单的烤鱼配烤土豆，而且土豆上没有黄油或铝箔。
怎样对待有回报的风险？在掌握了CAPM之后，费希尔从持有单只股票转向持有共同基金，而且再也未转回去。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认为他对金融风险的容忍度较高，所以他借款以增加风险暴露，但市场波动的经历让他知道了其真正偏好。后来，作为高盛的合伙人，他会说，“我的风险容忍度很低。”除了在公司持有的货币外，他把剩余的投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短期证券。对他而言，他更愿把赌注押在精神生活中的知识风险上，而不是股票市场中的金融风险上。在精神生活中，下行可能性不大，而潜在的上行可能性应该相当大。
费希尔展现给外部世界的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是，一个身穿保守外衣的自由思想家。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一点自相矛盾都没有。一个生活在新知识蛮荒的西部边疆的人，和一个按理性选择理论原则生活的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构建理论很有趣，试验它也很有趣。在费希尔看来，按照CAPM的原则生活，是一项纪律，但也是一项以不同生活方式进行的试验，那使它显得非常有趣。不仅通过与众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且实际上还与别人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让他感到非常愉快。
变化使生活显得饶有趣味，也促进了社会进步，因为它让自然选择发挥了作用。基于这两个原因，费希尔有意使自己成为第一个CAPM人，一个既不超出人类潜能，但又异于凡夫俗子的人。针对现代生活的风险，那些正在寻找理性方法的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仿效或者不仿效他。看到它如何发挥作用，会令人感到非常有趣，也就是会使人感到愉快。我们最后全都在玩同一个游戏，在显示器闪现“游戏结束”之前，我们不会知道什么策略最有效。
在一切投资决策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时间。我们生活的世界始终变动不居，未来不可预知。现代金融学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跨期分散来降低风险。只要知道预期收益，我们就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围绕收益的波动上。如果是那样的话，仅仅通过调整风险暴露，就可以使我们拥有的投资于风险性资产的那部分财富保持不变。不幸的是，我们既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假定预期收益不随时间变化，也没有特别的理由知道它怎样变化。费希尔说：“我们对预期收益未来变化的估计是如此之差，以至于这些估计几乎显得可笑。”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