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大多数人，既然未来工资收入是其财富的最大部分，那么任何降低其工资收入风险的方法，都能在降低时间风险上起很大的作用。不幸的是，高收入往往要求专业技能，而专业化往往增加风险，因为对任何特定专长的需求，甚至在几年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一种解决方法是多重专业化，通过这种方式将风险予以分散，所以我们看到费希尔采用了在学术界和商界齐头并进的战略。另一种解决方法是弹性，意即随着未来趋于清晰，在职业生涯期间有改变方向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基于诸如逻辑思考和清晰写作等通用技能之上的职业，比起基于诸如复杂的数学或统计学等技术技能专用性程度高的职业，风险更低。费希尔就是那样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还有一种在不稳定世界中获得个人稳定的解决方法，即与他人达成长期契约。传统的婚姻，由于两性的角色在婚姻中相当明确，或许就是长期契约的典范。但也有其他的契约，诸如教职任期，以及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制度。费希尔会强调，长期契约通常比短期契约更安全，因为即使失去了弹性，长期契约也可减少你面对的突如其来变故的风险，你仍能从中获益。
在所有这些方法中，现代金融科学作为内在不稳定世界中的稳定性力量在起作用。这个作用，是通过所有将金融科学作为指引的人所产生的适当行为来实现的。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在一个完全有可能出现多种未来的世界中，人们需要坚持某些东西。在一个股票就像骰子的理想世界中，通过提供对世界运行的理性描述，CAPM为人们提供了某种东西，他们能理解它，也能将它用于组织关于更复杂现实世界的思考。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通过对波动为常态的世界提供理性描述，在期权和其他衍生品方面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CAPM和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比其试图阐明的世界更简单，但按费希尔的说法，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复杂模型具有内在脆弱性，易于出问题，因而你不能太依赖它们。简单模型天然更具生命力，更容易适应世界的变化。费希尔将简单模型作为变化莫测世界中的稳定之锚。他认为，随着体系变迁，它们更有可能在经受达尔文选择（Darwinian selection）之后存活下来。
因而，费希尔的金融学发展观念可被看作某种文化生态，其中模型和行为与环境协同进化。对他而言，金融学在根本上与物理学不同，后者有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金融学更像诸如人类学或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
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进化，只是社会协同进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在相对较小的金融领域，进化发展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自由市场中受利润驱动的选择速度，比自然界中达尔文选择速度要快得多；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提出新思想，人类的创造力永不停息地预见着未来。结果，社会领域的变化范围比自然界更为宽广，因而与自然领域相比，选择过程在社会领域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金融领域，费希尔的模型通过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进而改变了世界。但他仍非常谦卑，因而他将会是最早坚持以下观点的人：是思想而不是他自己，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他不把自己看作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只是一个导管，对业已在体系内起作用的力量进行引导。CAPM展现了一个对风险和时间的不同思考方法，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一切，仅仅是让这个转变结果得以逐步展开。如此根本的转变将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必然在金融领域掀起滔天巨浪，而费希尔具备在浪潮中冲浪的能力，实际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基于这种能力之上。不过，他一直清楚，这个浪潮终究只是更宏大故事的一部分。
比金融制度转变更重要的是，对风险和时间理解的转变，帮助人们摆脱迷信的控制，而迷信支配着科学尚未揭秘的行为，可以引导人们过上不同的生活。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对风险和时间理解的转变，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作为其组成部分并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社会，可以引导人们过上不同的集体生活。费希尔决定在两个方面都成为先行者，既安排他的个人生活，也统筹考虑他对社会的构想。他正是按照现代金融学理论所建议的原则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他像一个从CAPM的未来穿越到现在的人，播下终将孕育出那个未来的种子。
费希尔成功立于金融市场革命潮头的一个原因，是他对更广泛变革的感知，金融市场革命只是这个变革中的一部分；因为费希尔已经生活在更广泛的变革中，他比其他人能更好地预见未来。尽管他有先见之明，但是他也工作，而且是非常努力地工作。对于置身其中的真实世界，他想要弄明白；对于接触到的真实的人，他与之进行交流。他的研究和交流策略对于解释他享有的成功，以及成功的局限性，必定同样重要。
尽管在本性上是一个十分含蓄和害羞的人，但费希尔认为他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这既为他想要思考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启发和激励，也对这些思考进行了检验，以确保观点合情合理。在他的一生中，他不断被吸引到能以之为师的人身边，而他通常在学到他们不得不传授的东西之后，又与他们渐行渐远。几乎所有这些相互交流都是与同事一对一、面对面直接进行的，后来随着他思考范围（和通信技术）的拓展，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的交流日益增多。从未有过任何闲谈，每次相互交流都集中在当时他正研究的一个特定的问题上。结果是，尽管他确实与数百人进行过相互交流，但除了他的兴趣与他们的兴趣相重叠的一小部分，甚至更少外，没有人对费希尔的所思所想有更多了解，因为费希尔通常不对与特定问题有关的大背景做出解释。
让其他人对其思想进行校正，主要也是一对一的，但仅限于少数可信赖的老同事。在这个小范围内，即使他最疯狂的思想也会显得落伍。但如果同事不能说服他打消一个想法，或迟或早，他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尝试，通常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后来也许在他教的班上。与学术界的标准做法不同，在费希尔的研讨会上，几乎没有反复讨论，因为他并非真的想说服他的听众，而只是记下他们的反应，以备其后思考之用。他会把一些极不寻常的观点拿出来供人们讨论，而后静静地坐着看人们的反应。
在更大的讨论会上，不管是直接提出问题还是激发反应，费希尔都让人们说话，然后记下他们所说的。他总是随身带一叠卡片，当你正在讲话时，甚至在他授课中间，每当有灵感闪过，他就抽出卡片记笔记。你总是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但只是想知道而已，还得等到他写完。结果出现了切分音风格（syncopated style）的相互交流，一些人更能容忍它，而另一些人则不然。但如果你不能容忍它，那太糟了，因为费希尔不打算改变。
所有这些笔记怎么处理？它们全被带回他的办公室，他会在那儿再浏览一遍，然后决定哪些要保存，哪些要扔掉。要保存的每张卡片接下来会被放入一个精心设计的文档系统中，如果在任何时候需要它们，他就能在数秒钟内找到。每个卡片都装在结实的马尼拉纸文件袋中，上端有纵切标签，留有写说明性短语的地方，通常标明笔记所解决的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费希尔用一个同样精心设计的电子文档系统，补充了这个纸质文档系统。在高盛公司，那些与费希尔日常一起工作的人开玩笑说，费希尔正在成为自己文档系统的附属物，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发现肉体的费希尔已经完全消失了！
实际上，费希尔任自己迷失于他正思考的问题中，并听任它控制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当沉湎于一个问题时，费希尔往往把周围的人当作如同供中央处理器（CPU）查询的数据库。好像他把大脑负责人类交往中交换意见（give-and-take）的功能给关闭了，以便可以最大限度为解决问题的模块留出资源。在内心深处，他正在享受思考的乐趣，但从外面则很难看出来。一般而言，只有那些认同费希尔作为科学怪才的文化渊源的人，才能看出他的快乐，要洞悉他内心深处的笑声，则更不容易。
弗兰克·莫迪利亚尼把费希尔描述为一个“血管里流淌着血的计算机”，不是没有道理的。另一位麻省理工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了一个包括费希尔不同寻常外表在内的比喻—“外星人”。这个形象，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们对费希尔的印象：硕大的脑袋架在细瘦的脖子上，就像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E.T.）。第三位同事约翰·考克斯说得最好：“费希尔是我在金融领域曾遇到过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天才。其他人，譬如罗伯特·默顿和斯蒂芬·罗斯，只不过是头脑非常聪明、思维非常敏捷的人，但他们都像我那样思考。费希尔则来自某个全然不同的地方。”
尽管从外表判断，他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计算机”，但费希尔从不这么看待自己的头脑。早在读研究生时，他就曾与搞人工智能的人有过接触，那时他就断定计算机有朝一日在某些方面将远胜于人类，就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而言必定如此。但它们永远不能创造，这是人类拥有的特殊禀赋。费希尔吸取教训，认为花费精力训练记忆力或提高其计算效率是徒劳无益的，计算机总有一天将做到这一切，所有这类努力将付诸东流。将精力用于提高一个人的创造力，而依赖快速进步的计算机作为记忆力和计算能力的延伸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只有人类能思考，他们当然应该积极思考，况且思考是如此充满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