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险短期借贷的理想的CAPM世界始终存在于费希尔的心中，因此对费希尔而言，将固定收益价格的全部特征看作由短期无风险利率的单一随机过程所驱动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这种观点出发，长期债券价格及其波动率必定反映了市场对短期无风险利率及其波动率未来路径的一致看法。
我们知道固定收益证券的到期价格，这是有关固定收益证券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借助于将现存的收益率曲线和波动率曲线转化为未来短期利率和波动率的一个连贯的图形，这个事实允许我们看清市场的走向。我们随后能用这个图形为任何其他固定收益证券定价，包括为衍生证券定价。通过构造，所有此类价格将与当前的债券价格一致，并且此类价格之间也彼此一致。这就是最初的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
费希尔及其团队能够如此迅速地得出BDT的一个原因是，费希尔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思考期限结构的基本理论，其实从他在里特公司工作时起就开始思考了。当时，他常去麻省理工学院，并参加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星期二晚研讨会。莫迪利亚尼当时正在为美联储建立一个美国宏观经济货币部门计量经济模型。该项目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联系，因为标准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影响短期利率，但私人支出对长期利率更敏感。遗憾的是，关于如何将这两种利率相联系，现有的理论并没有讲清楚。
莫迪利亚尼在1966年声称：“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没有交易成本或税收，存在理性行为和确定性（关于未来利率）的理想世界里，期限结构一定由如下简单规则所控制：所有已发行的金融工具，不论到期日长短，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其收益必然相等。这里，收益被定义为现金支付加上工具市场价值增加（或减去减少）的总和……遗憾的是，对‘现实世界’中收益结构的决定，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简言之，在一个理想世界中，短期票据的收益应该等于长期债券的收益，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在现实世界中应该怎样将这两个数字相联系。
据莫迪利亚尼所言，被理想模型忽略的现实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总体而论，你不会预期两种工具有相等的收益，除非它们有相同的风险，所以问题变成了怎样度量风险。假定你正设法将现在的购买力转换为一年后的购买力，那么一年期的短期国债风险非常低，因为其到期日价格固定，但10年期的长期国债就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其从现在起一年后的价格将取决于届时的经济状况。假定你正设法将现在的购买力转换为10年以后的购买力，那么10年期债券比一年期短期国债风险要低，因为短期利率在该时间跨度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莫迪利亚尼认为，偏好的时间跨度不同，对风险的理解也不同。
莫迪利亚尼的思想是，人们会偏好持有到期日与其时间跨度相匹配的债券，并且只有当收益率差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鼓励投机时，人们才会将其转换为其他到期日的债券。如果收益率差足够高，通过卖出其偏好的到期日相匹配债券并买入不太偏好的到期日不相匹配债券，人们甚至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如果偏好的到期日相匹配债券需求模式和不同到期日债券的供给给定，某一利率模式将使需求与供给一致。如莫迪利亚尼所称，这种“期限偏好理论”（preferred habitat theory），提供了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缺失的联系。
对年轻的费希尔来说，这些似乎都有问题。CAPM认为，度量风险的正确方法只不过是观察某种资产与市场资产组合的协方差。因此，莫迪利亚尼的意思是，期限结构一定由如下简单规则所规定，即所有已发行的金融工具，不论到期日长短，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其风险调整收益必然相等。换言之，短期票据的预期收益应正好等于长期债券的预期收益。1970年2月，费希尔写道：“任何债务证券一个时期的预期收益、预期总交易成本，仅仅取决于证券的市场风险……除非另有证明，我怀疑债务证券的市场风险不会显著异于零……所有债务证券一个时期的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总交易成本。”这是费希尔思考利率期限结构问题的起点。
费希尔关于债券没有市场风险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债券是无风险的。恰恰相反，它们的确有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费希尔的唯一核心观点是，这些风险应该是可分散的，因此不应具有均衡价格。对费希尔而言，考虑使这些风险潜在可分散性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他后来认为的，关键是设法将这些风险分离出来，以便能被单独交易。所以，我们发现他早在1970年就设想，一些金融机构会卖出违约保证和价格波动保证。“因此，长期公司债券实际上可被卖给三个不同的人：一个将为债券供应货币，一个将承担利率风险，一个将承担违约风险。”
费希尔思考的是使长期风险公司债券转化为短期无风险资产的方法，与简单CAPM世界中的循环贷款非常相似。他谈论“保证”（guarantees），但我们认识到他的意思是“期权”（他和斯科尔斯将在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表明了如何考虑为这些保证定价）。今天，任何金融资产都是能单独定价并出售的风险暴露组合，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这是不切实际的飞跃，没有立即运用于实践的希望。费希尔做出了努力，打算借助期权理论为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定价，把该思想再往前推进一小步。但他当时没有持续研究运用期权对冲利率风险的想法。因此，当为债券期权定价的问题在高盛出现时，他起初并没有太多可说的。
相反，直接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是理查德·罗尔，而不是费希尔。高盛于1985年将罗尔从学术界招进公司，让他在固定收益部创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研究业务。罗尔是尤金·法玛的学生，也是迈伦·斯科尔斯和迈克尔·詹森的同学。罗尔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有效市场模型在短期国债利率上的运用，他还进行了后续研究，写出了一篇利用夏普-林特纳的CAPM对市场风险进行调整的论文。在实证上，他发现债券的贝塔值通常接近零。
这正是费希尔基于理论所期望的发现，但罗尔在内心深处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也受过专门的训练，在寻找别的发现。罗尔正努力用CAPM来构建一个不同时间跨度内期限溢价观测值模型，以前的理论家把溢价归因于流动性因素。与之相比，一直以来更算是一位理论家的费希尔，在逻辑上弄清楚了任何时间跨度内的流动性溢价必然为零，从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公式，但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期限结构在实践中往往向上倾斜。
15年后，当在高盛相识时，两人从各自偏爱的方法论立场出发，都在研究为期限结构建模的问题。罗尔的方法是调适一个实证模型，使之尽可能反映价格变化。费希尔的方法是构建一个价格基本均衡结构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就是BDT。从交易员的角度看，BDT的问题在于，它并不一定比那些使用多重基本因素和没有做出均衡假定的其他模型更好。它也并不一定更差，但对于交易员而言，发现和利用与均衡的偏离是其全部谋生之道，均衡的假定就显得过于极端，乍一看又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正如费希尔所承认的，他的模型不能与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的数据相匹配。因此，交易员绝不会转而使用BDT。
BDT模型对交易员的真正贡献不在于识别出有利可图的交易，而在于提供了对期限结构的直观的理解。BDT模型对公司的贡献在于，为客户的定制期权（custom options）定价，以及为公司固定收益衍生品资产组合如期限结构互换簿记（term structure swap book）计算如何正确进行对冲。在模型后来的修订版本中，费希尔设法使它更有弹性也更现实。最后，他甚至愿意考虑再增加一个因素。他的第二个因素是短期利率的漂移（drift），即短期利率的变化率，这具有特殊的意义。费希尔继续坚守这一理念，即短期利率起着最基础的作用。
他也继续坚守如下理念：我们观测到的期限结构始终能被理解为一个均衡，即使这使得我们难以解释期限结构持续存在的向上倾斜。作为解释期限结构倾斜的尝试，在一篇题为“作为期权的利率”（1995d）的论文中，费希尔将注意力集中于以下事实，即无风险短期利率可被看作无风险实际利率和预期通胀率之和，并且这两个因素原则上能相互独立变动。重要的一点是，期望这两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必然为正并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期望两者之和，即名义利率始终为正数，因为投资者总可以决定持有支付零收益率的货币。
因此，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名义利率可能不等于“影子”名义利率，后者是指在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中使市场出清的名义利率，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费希尔一直以来就认为，这样一个“货币陷阱”可能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现在，他补充了以下观点：在未来某个时候此类“货币陷阱”发生的可能性（即使它实际上并未发生）具有提高长期利率的效应，所以往往出现向上倾斜的期限结构。将利率当作期权看待的观念，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期限结构往往向上倾斜。经济学家认为是流动性溢价的现象，反而可能是零收益货币世界中利率的期权特性的表现。
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是永远铭刻在一代华尔街人记忆中的一天。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508点，蒸发市值的22.6％，创下单个交易日有史以来最大跌幅时，人们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哪儿、与谁在一起、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罗布·琼斯是在高盛公司开始职业生涯，并作为费希尔“毕业生”成员之一的年轻交易员，他记得以前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公司合伙人在交易大厅，全都紧盯着科特龙证券行情屏幕（Quotron screen），看着公司的资产净值及其个人财富在他们眼前消失。根据琼斯的说法，和上周五相比，星期一实际上更好。在上周五，市场停止交易了一会儿，一位实习生被当时弥漫的紧张气氛吓得昏厥在地，不省人事。琼斯记得自己跑进费希尔的办公室，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我输入按市价卖出指令，但从未成功！”“哇，真的？”费希尔兴奋起来，“这是在创造历史！”他高兴地大喊，拍着双手。
股价快速下跌，期货甚至下跌得更快。如果你买了期货同时卖出股票，在星期一能赚很多钱，但这不容易做到。一个主要问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则禁止卖空股票，除非该股票价格的最新变化是报升。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费希尔后来记起：“因为交易量太大，投资者无法通知经纪人，经纪人无法通知交易所，每个人都难以随时了解交易状况。人们甚至通过银行支付时也遇到了困难，尤其是通过联储电子转账系统（federal reservewire system）支付时。部分问题在于计算机不能顺利处理这么大的交易量。队列不断增加，打印机崩溃了，人们不得不停止输入某些类型的指令，因为计算机不堪重负。”
最重要的结果是，衍生品从其标的股票中“游离”出来，但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分割的市场比统一的市场流动性要差，更低的流动性导致更低的价格。“不论崩溃的初始原因是什么，它吓坏了人们。急剧下跌，高幅波动，错误定价的证券，以及促使人们退出市场的拥塞。这导致市场均衡水平的下降，其下降幅度甚至比模型计算出来的还要大，除非模型考虑到了心理因素。”
对费希尔而言，交易拥塞及其对市场心理的影响足以解释崩溃的机理，也足以反驳其他角度的解释以及与之相关的解决之道。一些人说市场下行过快，而有些人说波动过大。一些人谴责所谓的程序交易，说它在最初的下跌后触发了卖单，或谴责杠杆，说它在股市下跌中要求追加保证金。还有许多人似乎认为，政府管制的加强才是问题的答案。布雷迪委员会（Brady Commission）建议采取熔断机制（circuit breakers），在股价大幅下跌后停止交易，委员会还加强了政府对衍生品市场保证金要求的控制。但费希尔持不同观点。
费希尔认为布雷迪的建议大概不会有所帮助，甚至可能有害，因为该建议会使市场流动性降低。投资者、交易商以及交易所，已经在对其10月19日那天学到的教训做出反应，也就是改变它们的投资策略、计算机程序以及业务操作。它们需要的是政府更少进行管制性干预，而不是更多。“对我而言，唯一有意义的改变是将设定保证金的当局从美联储理事会转到了私人部门，并取消了上涨抛空规则（uptick rule）。”很明显，费希尔的想法是关注变革，这些变革在股价急剧下跌时将防止拥塞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