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意义完全在于，使读者如同他一样深刻感受到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现有答案的不足，希望他们更认真地考虑他以自己的方式所提出的替代答案。等到完成的时候，他的替代理论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远远超过作为其商业周期错配理论重新表述这个微不足道的初衷。高居费希尔现在想要解释的典型事实清单榜首的是“无限增长”“持续不平等”以及“不断增长的专业化”。费希尔的野心现在不亚于要对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力做出解释。
《探索一般均衡》最重要的观点是，在作为一般均衡的结果的世界里，对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经济事实做出或多或少的解释是可能的。我们不需要任何有关价格刚性、外部性或者不完美市场的特殊假设。然而，我们确实需要一般均衡模型的非常一般的形式，比标准实际商业周期对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具体要求所允许的更为一般。费希尔明确坚持至少在两个方面一般化标准模型：部门分解（sector disaggregation）和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以及消费）。
在他的理论中，为了满足高度差异化的最终偏好，有数以十亿计的部门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投入生产高度差异化的产出。此外，任一时刻的产出流取决于一连串的投入，这些投入可以追溯至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投入潜在地持续服务于未来的产出生产，甚至可能服务于遥远未来的产出生产。同样，来自消费当前产出的最终效用流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效用函数是时间不可分的），而当前消费持续服务于未来的效用。
结果是，任一特定部门当前的产出（消费）流，通过跨部门和跨时期两个方面，与每一其他部门过去和未来的产出流相联系。从这个视角出发，经济增长看来是一个不断增加的部门差异化和不断增加的时期迂回过程，目力所及，无法清晰看到该过程的终点。经我们观察认为是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东西，只不过是过程所采取的形式。
经济学家如何对待这一切？当罗伯特·卢卡斯回复费希尔对自己一篇论文的评论草稿时，或许一直在代表同行讲话：“这不是对你（1993年）10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认为特定的、可模拟的模型是件好事情，而且我也在从事提出这类模型的工作。你在做不同的事，我不干涉你下定义。所以，我们之间将不会有意见的交融。”但费希尔并不放弃：“我也喜欢（特定的模型），只要我们称它们为‘特例’，只要我们不设法使它们适合于数据的需要。”卢卡斯也没有放弃：“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特例’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能用来使之适合于数据需要的？”费希尔最后说：“如同我认为你喜欢的那样，我喜欢让特例适合于典型事实，而不是适合于大量所谓的经济数字特征的需要。”
处于卢卡斯批判中心的是他的坚实信念：没有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是如此一般，以至于它全然没有意义。这完全与费希尔的观念相左。由于它在实践上与任何事实集合相一致，所以几乎不能说它解释了任一特定集合。实际上，由于不可能用证据来证明模型不正确，它甚至根本不算一个理论。很明显，费希尔把这种方法论论点看作对自己观点的最严重的挑战，他在书中列出了他自己的替代性方法论的正当理由，煞费苦心地对抗。
对他来说，整个有用分析的起点是研究人员正设法解释的一些程式化的经验事实。这也是他这本书以23个他打算解释的事实清单开始的原因。“它们是我的观察，来自日常经验，来自读报纸和杂志，也来自对专业出版物的研究。”费希尔说，纵然其他种类的理论也有可能做出解释，但在理想情况下，我想用某种一般均衡理论对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做出解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通常意味着极少的获利机会。
对费希尔来说，对一个事实做出解释涉及一个特定的和简单的模型，它仅仅吸纳“最基本的经济过程”，它意味着揭示基础经济学，以便我们能理解事实意味着什么。解释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必由之路，通常它是一个思考的问题，不是计量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事实，已经知道将提供最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理论的大致类别。我们正在寻找的是特定的例子，它集中于解释特定的事实。
费希尔把该过程称为“探索一般均衡”，并拿它与他看到经济学家正在做的事情进行对比。显然，经济学家以一个简单模型开始，模型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求解，然后用数据检验模型，数据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是可获得的。模型不可避免地被拒绝，随后开启一个增加复杂性和拼凑性的过程，直到模型或多或少适合数据为止。即使起点是一个一般均衡的特定例子，修补也很快导致理论出现偏离。这个过程使经济学家有工作干，使他们杂志的页面有内容可填，但它一贯增加了更多的噪声而非信息。
为帮助识别理论上的噪声，费希尔在书中开列了一个经济学家常见假设的清单，这些假设与一般均衡不符。这个名为“什么不重要”的清单有13条，包括固定要素、规模经济、外部性、非凸性，以及调整成本，每一个都是经济学家标准工具箱中的一个基本工具。这些与一个名为“什么重要”的平行清单形成对比。后一清单包含12个“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完全与一般均衡相符，而且费希尔承诺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使用它们。将这两种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和对照，费希尔似乎在说，看你能否发现我的方法更令人满意。
如他所想，他已经确立了方法的普遍实用性，也把书稿送往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等待出版，费希尔的下一步是为当时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经验，确立该方法的特定实用性。费希尔决意参加那场争论。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认为全部相关事实只不过是极其迅速但中性的技术变迁的结果，技术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特定部门极其迅速的积累的形式。费希尔的计划似乎是运用这篇新论文，结合这本书，与经济学家再次论战。这大概意味着离开高盛—在患病前要求费希尔退休的不满言论已经出现了。
1995年3月，他的癌症复发了，这次已经没有可选的治疗方案，所以费希尔拒绝进一步治疗。1995年5月1日，他把论文“作为期权的利率”寄给《金融》杂志。“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够发表，尽管我或许没有时间根据审稿人的建议对论文做出任何修改了。”随后，5月3日，他把“均衡交易”（equilibrium exchanges）寄往《金融分析师》杂志。“除非奇迹发生，这是我最后一次投稿了。我与贵刊的联系由来已久，交往令人满意。继续努力。”就这样他处理好了手头的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集中精力写出了“中性技术变迁”的草稿，论文似乎言之有理。他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篇论文。
之后，他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用于安排个人事务。他安排自己的临终关怀，挑选骨灰盒，给故交打电话。期间，他的老朋友（包括支撑他度过博士论文难关的雪莉）中的两个一直陪伴着他：冯·蒯因的《一些离奇的想法—一部不连贯的哲学辞典》，以及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及使用》。他回想起1962~1963年间，当时，摆脱了蒂娜和哈佛的羁绊，他开始实施研究和交流战略，这两个战略使他一生的成就成为可能。随着大限临近，他停止进食，也拒绝静脉内营养，尽力加快不可避免结果的到来。他于1995年8月30日与世长辞。
费希尔去世后，他在高盛的秘书把他最后一篇论文和费希尔早在5月写的一封信寄给埃德·格莱泽，后者是哈佛大学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为费希尔著作的早期草稿提出过全面的评论。信中写道：亲爱的埃德：
这是我最后一篇论文。我没有完成参考文献部分，也不一定能够对它做进一步的完善了。
如果你认为有杂志会对它感兴趣，请投稿。如果你欣赏其主旨，想要共同署名，请自便。请不要感到有任何特别的负担。即使完成了参考文献，我仍认为主流期刊不会接受它。
支票用于支付投稿费。
你忠诚的，
费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