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无恒常
我以不存在真正恒常不变之物这一观点作为开始。波动率自身不是恒常不变的，我们不可能记录下波动率变化的过程，因为我们对过程自身保持不变没有丝毫把握。至于对过程的描述，我们须保持更新。
—费希尔·布莱克，“股票价格波动率变化的研究”
当费希尔的癌症卷土重来时，他在麻省理工的同事约翰·考克斯与高盛的乔恩·科尔津，以及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罗伯特·默顿一起，在离费希尔去世一个月前组织了恰如其分的褒奖（fitting tribute）。他们在一封致费希尔的信中对褒奖的三个方面做了介绍。
第一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经济学费希尔·布莱克访问教授职位的捐赠基金。“该教授职位的担任者应该成为其名祖（eponym）研究品质的典范：创造性、求知欲、献身学术、知识分子的正直，以及挑战现状的勇气。”第二是由美国金融协会颁发的费希尔·布莱克奖。第三是出版费希尔的科学论文，以及同侪对它们的评论—“这些评论追溯了思想的思维发展过程，确认了其连贯性特征，不但在跨越主题的横向方面而且在穿越时间的纵向方面，指出了思想的深刻变化过程。你的两本书提供了自成一体的视角，这些评论将包括对这种视角的深切思考。”
费希尔对此既感到不知所措，也充满深深的感激。“你们知道，我喜欢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理念。我认为最纯正的科学来自解决应用问题的努力；有时最好的应用科学来自简单的思考上的好奇心……这个奖项是独一无二的。我宁愿要这个奖项，而不愿要那里的其他任何奖项。我希望它能扩散我探寻有用的真理的热情。”“那里的其他奖项”当然是指诺贝尔经济学奖，费希尔知道由于在期权上的贡献，他已身处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行列，但他也知道该奖项从不颁给过世之人。
在费希尔去世后，以1995年10月在哈佛大学纪念教堂举行的一次纪念仪式为开端，对他的赞誉进一步迸发。演讲者名单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金融革命名人录，这场金融革命曾席卷了美国，然后是整个世界。杜克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布里登首先发言。他回忆起了与费希尔的第一次接触，当时费希尔为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写了短评，这是一篇具有典型费希尔风格的短评。“他听取思想，而不是名声。”在费希尔去世前，他将自己的最后一本书《探索一般均衡》送给布里登，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赠：“发展并应用金融理论，不亦乐乎！”
乔恩·科尔津代表高盛发言，说起费希尔罕见地将理性才华和实际运用能力结合在一起。“费希尔的确是最优秀的。像他这样不傲慢的巨人极其少见。”不但在个人方面，而且在智慧方面，费希尔都坚持他始终如一的诚实和正直，也坚持他对卓越的追求。但他也关心他人，也知道怎样才能过得开心。
迈克尔·詹森讲起了他和费希尔的第一次会面。那是在芝加哥机场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与比尔·夏普一起讨论共同基金的业绩，由此开始了持续29年的友谊。詹森所了解的费希尔，是一个从不小题大做、从不动怒、从不情绪失控的人。他是学者的典范，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金融学领域，他始终在学习和传授知识。
罗伯特·默顿代表麻省理工发言。他谈及这位“令人敬重的同事和亲爱的朋友”，他以他的洞见和问题，相当重要的是他那著名的“五十个问题”课程，让同事为之倾倒。默顿选读了（read from）与考克斯、科尔津一起为费希尔组织的褒奖，选读了费希尔的回信“那里有人似乎了解我。”
莫顿·米勒代表芝加哥大学发言。他告诉人们费希尔在没有发表太多论文的情况下如何被聘任为金融学教授：“任何了解费希尔的人都会认识到，那样做根本没有任何风险。”在接下来的20年里，如果电话铃声在晚上11点响起，那可能就是费希尔打来电话对米勒的某篇论文进行评论。认识到费希尔在激励学生进行研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商学研究生院将以两项费希尔·布莱克研究奖学金（Fischer Black Research Fellowships）的形式纪念他。
费希尔的弟弟李朗读了迈伦·斯科尔斯的评论—斯科尔斯不能亲自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斯科尔斯记得自己早在1968年就和费希尔相识了，那时费希尔对金融学和生活都充满了激情，头脑中充盈着各种思想，这些思想不断奔涌而出，而手中的笔则不停地将它们记录下来。在个人层面，与费希尔相处也非常有趣，斯科尔斯缅怀与费希尔一起带着各自的孩子在科德角度假的快乐时光。无论如何，费希尔让人觉得他仍与你在一起。即使今天，每当一个新的学术问题出现，斯科尔斯发现自己仍在问：“费希尔会说些什么？”。
杰克·特雷诺感到吃惊，因为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将认识费希尔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遣词造句来刻画他所知道的这个人，他比那天发言的其他人都更早认识费希尔。“对大多数人而言，思想几乎不存在，直到它们被简化为符号—词句或数学。但费希尔最大的贡献是在超越了符号的一个遥远国度里。对他来说，研究意味着放弃轻松、熟悉的形式，而不仅仅是修正或拓展它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研究是通向那个遥远国度的孤独的旅程，一旦踏上旅程，一个人就真的再也回不了家。”死亡没有吓倒他。“对费希尔来说，死亡不过是另一个旅程。”
费希尔的长女阿勒西娅·布莱克最后发言。她所知道的父亲崇拜逻辑的神坛，但在书桌上，他探索崇高的事物，并发现它。作为一个年轻人，生命对他而言即是寻求意义；作为一个成年人，生命对他而言即是寻求对美的理解；作为一个成熟的人，生命对他而言即是寻求快乐的源泉。“时间作为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连续统一体而存在。”阿勒西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她以一首她为自己一部短篇小说创作的诗歌结束了演讲：“诗歌隐于书中，献给未来的你。”
颂词证明了费希尔的影响范围，开始展现贯穿其一生的共同的主线。费希尔·布莱克是谁？他是通过婴孩般澄澈的眼睛审视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火星来客？他是齐利格（Zelig），始终设法处于知识活动的中心，即使当该中心从商界转移至学术界再到华尔街时也是如此。他是富有远见的预言家，预见到在实际金融世界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金融新思想将如何引发巨大变化。他是非凡的人，照旧过自己的生活，似乎巨变已然发生。
在一切投资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时间。我们周围的世界总是瞬息万变，所以未来不可预知。如果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并相应地制订计划，我们几乎肯定会犯错误，极有可能大错特错。通常，明天与今天非常相像，但更遥远的未来超过了我们的预测范围。即使在短期，非连续的突变也完全有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可变性，我们甚至连充分理解我们面对的问题都难以做到，更不用说以任何一种相当完美的方式去解决它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
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面对的问题比我们的要容易得多。他们生活在一个当前很大程度上由已知的过去所决定的世界里。他们的目标是动员人类理性的力量以保卫过去来之不易的成就，主要是防止人类自身的破坏。节俭原则始终与挥霍原则相冲突，根本不确定能赢得胜利。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经济理论，全是为了揭示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laws ofmotion），以便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只是在20世纪，诸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面对不确定未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之道。鉴于人类理性的力量难以企及未来，凯恩斯区分了投机（引起股票市场波动的坏的非理性行为）和动物精神（尽管不可能计算盈利能力，但仍引起资本投资的好的非理性行为），他进行的区分很有名。他断言，个体理性不可靠，但或许集体理性可以信赖。政府可以制定社会管理方法，有意识地引导整体经济总量的演化，以便在未来产生确定或安全，否则将受“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的支配。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费希尔·布莱克有了不同的看法。和凯恩斯一样，他直接面对完全不确定的未来这一问题。和凯恩斯一样，他想最大程度地利用无限的未来所提供的机会，然而同时实施风险控制方法，使这个机会的实现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还和凯恩斯一样，他认识到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个体理性无能为力，而对集体理性抱有信心。然而，与凯恩斯不同，费希尔·布莱克认为集体理性的最佳代理人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正如费希尔所构想的，市场均衡就是产生两个数字，即利率和风险的价格，这两个数字总结了我们对风险的集体容忍度，能够对我们个人选择形成指引。对费希尔来说，投机和动物精神几乎就是同一回事，两个都无所谓好或者坏，而只是人们如何在心理上看待未知的未来，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鉴于每一时刻的利率和风险价格都由集体决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表明，人们怎样慎重地决定其风险暴露以便与自己的风险容忍度相匹配，以及人们怎样制订计划以便可以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地改变其风险暴露。CAPM没有消除不确定性，但的确表明了如何适应不确定性。
费希尔的CAPM均衡概念只是在某一时刻力量的瞬间平衡，也是一个时时刻刻在不断变化的平衡，强调这一点很重要。传奇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对经济学家均衡概念的批评很著名：“通过假设不存在认知功能，均衡分析消除了历史变化。”大概这种批评对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很适合，但对于像费希尔·布莱克这样的21世纪思想家就不适合了。实际上，对费希尔来说，认知功能处于均衡概念的正中心。市场价格出现波动，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其面对以及未来将面对的形势的理解总是处于变动之中。
在费希尔的世界里，未来是未知的，甚至可能不是静态的，所以过去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更糟糕的是，在指导个人选择的两种价格中，我们实际上仅仅观察到了利率，而没有观察到风险的价格。结果是，费希尔的均衡概念缺乏随时间流逝而保持平衡的意义，而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持有的均衡概念的关键特征。
在费希尔的世界中，我们不能观察到将今天与明天联系起来的价格，所以我们也不能指望随时间推移而实现最优化。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当前财富的市场价格，所有我们能做出的决定就是今天如何配置当前的财富。
简言之，关于未来的固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的理性不足以决定行为，正是这个不确定性为心理学和说服发挥重要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个不确定性，是索罗斯所称的金融炼金术的源泉。仅仅是关于未来的思想，一旦被足够多的人所接受，便可以在今天成为现实。费希尔的一生致力于说服人们接受一个重要思想，该思想体现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也体现在它的多个衍生模型中。从能够说服人们以CAPM方法来思考世界的意义上讲，他能够使CAPM的理想成为现实。在向着CAPM共同演化的过程中，思想将改变制度，制度又将改变思想。
当费希尔第一次接触CAPM的时候，他认为他能预见到未来。在青春的兴奋中，他认为通过在第一代产品如简单指数基金被引入前就推出第二代产品，即驿站马车基金，他能加速向着未来的演化进程。但这次跳跃没有成功，从失败中，费希尔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终生教训。在演化过程中，处于曲线之前但又不过分超前，非常重要；为使步调恰到好处，你需要置身于日常的洪流中。这就是费希尔看法背后的实情。他的这一看法认为，他发现，与大学相比，高盛公司更适合于学习。在高盛，他身处演化发生的洪流之中；客户的关切使他立足于现实而非向前跃进。即使在学术界，费希尔也偏好研究应用问题，不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用，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与外部现实世界演化进程的当前阶段保持密切接触。
费希尔不仅对理解世界感兴趣，还希望改变世界。因为他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中，所以他认为只要改变关于世界的观念，就能最有效地改变世界。因为噪声的存在，自然选择难以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因而不好的思想得不到淘汰；人类的认知能力也难以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因而好的新思想得不到创造（mutate）。所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思想的世界充斥着无效率。费希尔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在无效率的思想世界中进行知识创造和套利。
作为一个天生规避风险的人，费希尔决心在这样的世界中冒一切风险：如果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最终）将看到高收益，而如果是错误的，他的成本不会太高。根据他对所有可能机会进行的评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知识的生产中去，能够产生最高的经风险调整的收益，所以他就依此而行。如同一切风险投资，其收益并不能得到保证。所以，关键是使自己在心理上和财务上做好准备，泰然接受时运变迁，并不断地抛掷骰子。费希尔在不断提醒自己，重要的不是实现了的历史收益，而是预期的未来收益。